作品背景

作者小传

作品原文

作品译文

影响与传播

作品背景

北京大学是我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高等学府，但北大的诞生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前身。

筹办京师大学堂之议，首倡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又重申此议。同年六月光绪下《明定国事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令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

奏折的开头反复引用光绪催办京师大学堂的诏谕，又一再说明草创之初的谨慎小心和深恐怠慢，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光绪君臣变法图强的热情和急切心情。奏折指出京师大学堂最突出的问题有四个，第一是经费的筹措问题，第二是校舍的兴建和借用问题，第三是管学大臣的挑选，第四是总教习的选派。光绪几乎是完全采纳了奏折中的建议：校舍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原设之官书局和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宗旨是“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可见完全是按照奏折中的规划运作的。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这样评论：“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所有新法措施中唯一的幸存者。

作者小传

孙家鼐（1827年-1909年），清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字燮臣，号蛰生，又号澹静老人。咸丰状元，授修撰。与翁同和同为光绪帝的师傅，并列名晚清“强学会”。戊戌变法中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以管学大臣主办京师大学堂。戊戌政变后，因病乞免官。后起为礼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转文渊阁大学士，充学务大臣。后病逝。

作品原文

奏为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搬开办详细章程，谨缮清单，敬呈御览，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奏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臣等以事属创始，筹划匪易，当即查取东西洋各国学校制度，暨各省学堂现行章程，参酌厘定，尚未就绪。旋于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等因，钦此。”臣等往返商榷，正在将章程妥议具覆，复于本月初八日奉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覆奏，勿再迟延等因，钦此。”

臣等跪诵之下，悚惧莫名。窃维今日中国亟图自强，自必以育才兴学为要综。考欧美各国富强之故，实由于无人不学，无事不学。其学校每年所需经费，英至九百三十余万镑，每年约合华银六千五百数十万两，法至四百余万镑，每年约合华银二千八百数十万两，其余诸国，亦数百千万不等，以故负笈之士，成就远大，政治学艺，日异月新。近人至以学校之多寡，觇国政之盛衰，非无因也。

中国当更新之始，京师为首善之基，创兹巨典，必当规模宏远，条理详备，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臣等仰体圣意，广集良法，斟酌损益，草定章程，规模略具，举其要义，凡有四端：一曰宽筹经费。二曰宏建学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四曰简派总教习。提纲挈领，在此数者。学堂养士数百，购图书仪器，需款甚巨，非有额拨常年专款，断难持久。而现在经营创始，所费尤为不赀。臣等约计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一十八万两有奇，其数似已甚多，然较诸西国尚不及千分之一，皇上垂注大学堂，屡发明诏，作人之意至勤勤矣。伏乞饬下户部，即速筹拨专款，俾得兴办，所有常年经费，亦预先指定，庶免延误。将来如有推广，不敷支给，再由管学大臣临时酌度请旨办理。

现在开办经费内，仰蒙圣恩，拨给官地，亦可稍从节省，然黉舍未具，尚须兴筑，臣等窃思时事日殷，需才孔亟，若待从容筑室，又当迟以岁月。查日本开学之先，皆权假邸舍以集生徒，今事当速举，似可权宜。伏乞皇上先行拨给公中广大房室一所，暂充学舍，命官选士，克日兴办，其大学堂仍应别拨公地，另行构建，则规范既闳，而举事不滞。学舍具矣，任事需人，大学堂设于京师，以为各省表率，事当开创，一切制度，均宜审慎精详，非有明体达用之大臣，以管摄之，不足以宏此远谟。况风气渐开，各省已设学堂，近又迭奉谕旨，停试八股，讲求西学，各省向课制艺，书院自应一律更改，将来学堂日有增益，而无所统辖，必至各分畛域，其弊不可不防。伏祈皇上简派大臣中之博通中外学术者一员，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即以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其在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命官既须郑重，而择师尤关紧要。今士人学无本原，不通中国政教之故，徒袭西学皮毛，岂能供国家之用？欲转移之，非精选总教习不可。苟得其人，学术正而道艺兴；苟失其人，学术谬而道艺亦误。

伏维皇上孜孜兴学，尤应慎简教习，以收遵道敬学之效。总教习综司学堂功课，非有学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非请皇上破格录用，不足以得斯宏才。若总教习得人，分教习皆由其选派，亦可收指臂之效，其余一切拟办事宜，悉具章程之内，谨缮清样，恭呈御览。所有臣等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折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会同军机处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作品译文

臣等所奏的是：遵皇上圣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订开办的详细章程，谨慎地缮写清单，敬呈皇上审阅，恭缮奏折，祈请皇上鉴察。今年正月25日奉皇帝的上谕：“御史王鹏运奏折中有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经群臣多次上奏请求，准予建立，现在急需开办京师大学堂，开办的详细章程，命令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善商议后具奏，钦此。”臣等认为这件事因为是初创，筹划不易，所以立即查考了世界各国学校制度，和我国各省学堂的现行章程，斟酌情况整理制订，还没有就绪。随即于4月23日又奉皇上的上谕：“办理京师大学堂对各行省有示范的作用，尤其应该首先举办。命令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迅速地共同妥善商议后上奏等因，钦此。”臣等往返商榷，正要将章程妥善商议，一一回复皇上的垂询。又在本月初8日奉上谕：“以前因为京师大学堂是各行省的倡导，特为降下谕旨，令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共同商议后详细汇报。命令他们迅速一一奏明汇报皇上，不要再拖延等因，钦此。”

臣等跪读上谕，深感没有办好皇上指定的事，十分惶恐。考虑到现在我们迫切希望自强，自然应当以培育人才兴办学校为首要大事。考查欧美各国富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他们国家没有人不热爱学习，没有哪方面的事不研究。他们学校每年的经费，英国达到930余万镑，约合我国白银6500数10万两；法国达到400多万镑，约合我国白银2800数10万两；其他各国也数百千万不等。因为他们教育经费充足，所以学生成就大，他们国家的政府管理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有的学者甚至从学校的多少看国家的盛衰，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国正当国家更新开始的时候，京城是全国各地的楷模，开创这样的大事业，一定要有远大规划，还应有具体详细条例，这样才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又真正培育出人才。臣等体会到皇上的意图，广泛的征求各种办学的好方法，斟酌情况进行调整，草拟出章程，已经初具规模，列举其中主要的共有四点：一是多筹措经费。二是大规模兴建校舍。三是慎重挑选管学大臣。四是选派总教习。将章程提纲挈领，就是这四点。京师大学堂在校学生要达到数百人，要购买图书仪器，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没有每年定额拨发专款绝对难以长期办下去。而现在正在筹划创始阶段，所以需要花费的钱无法估算。臣等约略计算开办经费，需银35万两，常年经费18万多两。这个数目似乎已经很大，但是比起西方国家来还达不到他们的千分之一。皇上重视大学堂，多次发布诏书，培养人才的愿望极为殷切。俯伏请求皇上命令户部马上筹拨专款，使其得以兴办，所有常年经费，也预先确定下来，以免延误时间。将来大学堂如果扩大，不敷支出，再由管学大臣，临时斟酌考虑，奏请皇上传旨办理。

现在开办经费中，承蒙皇上恩典拨给官地，也可以稍微节省一部分购买土地的支出，但是没有校舍，还需要新建。臣等考虑到时局越来越令人忧虑，又急需人才，如果慢慢建筑，要耽误兴办大学堂的时间。考查一下日本开始办学的时候，都暂时借用首都高级官员办事所用的邸舍作为校舍，现在要尽快兴办大学堂，似乎也可以效法日本，采取变通的办法。俯伏请求皇上先拨给公家宽大房屋一所，暂作校舍，先任命官员，选拔学生，即定日期兴办大学堂。但是大学堂还是应该另拨公地，另行建设，规模就可以更宏大，这才能叫作办事不拖沓。校舍有了，办学需要人，大学堂设在京城，作为各省表率，是开创性的事业，一切制度都应该周密慎重地讨论，制订出来要精细详明，没有能明辨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大臣加以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个远大的规划。况且兴办新学堂的风气已经传开，各省都已经设立学堂，最近又多次奉皇上谕旨，决定停止八股考试，研究学习西学，各省从前讲授学习的八股文，和书院中的课程，自然都应该予以一律修改。将来学堂数量逐渐增加，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必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这种弊端不可不防。俯伏请求皇上选派一员学贯中西的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并且任命他管理各省所设的学堂，那些在大学堂办事的各种官员，全部由该大臣慎重选择，再奏明皇上，由皇上加以委派。任命官员既然必须慎重，那么选择老师则尤其重要。现在读书人学问缺乏根基，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的政治教化，只学得西学的皮毛，国家怎么能任用这样的人呢？想转变这种情况，不精选总教习是不行的。如果所选人员合适，学堂里的学生就能够学到正统的学问和各种技能；如果所选人员不合适，学堂里的学生所学的就是荒谬的见解和错误的技能。想到皇上费尽心思地兴办学堂，就尤其应当慎重选派教习，以达到尊重道统，尊重老师的目的。总教习主管学堂的课程，不是学贯中西的读书人不足以担当这一重任。而不请皇上破格录用，不能得到这样的大才。如果总教习找到合适人选，分教习都由他选派，也可以收到指挥灵活的效果。其他一切计划应该办的事情，全部写在章程之内，谨慎地缮写清单，恭敬地呈进皇上审阅。臣等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且拟定详细章程，所有讨论过程及问题理应恭缮奏折向皇上陈述，俯伏请皇上鉴察训示，以便遵行。另外，这个奏折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会同军机处办理，一起向皇上声明，谨奏。

影响与传播

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1902年学堂恢复后，朝廷委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速成、预备两科。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从此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从此北京大学成为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代名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而所有这些的源头都要追溯到京师大学堂这样一个前身，追溯到这一篇奠定了它的基础的草创性文件———《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