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主义又称重典主义，是指以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等为主要特征的刑罚思想。重刑主义是古代社会刑罚思想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源远流长”，并且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思想的起源

　重刑主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便以野蛮、残酷的肉刑制度表现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政权，夏朝已经形成了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中国古代早期法律制度的重刑主义已经初露端倪。

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慎到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把重刑主义完整地提了出来。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个系统地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的思想家。商鞅的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主张“刑主赏辅”、“刑不善而不赏善”、“轻罪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为了说明这种刑主赏辅、轻罪重刑的“重刑”主张的正确，商鞅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方面，他提出“重刑爱民”论，所谓：“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去强》）认为刑多赏少使人民不敢犯法，就是对人民的爱护，民众便会对为君主效力卖命。同时指出，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轻，刑罚才有威严。君主能用尊贵的爵位赏赐，才是对人民的爱护；人民害怕严厉的刑罚，才肯为君主牺牲。另一方面，他认为重刑是达到“刑去事成”的必由之路，即“以刑去刑”。用战争来消灭战争，那么进行战争就是必要的；同样，为了消灭刑罚，“虽重刑可也”。因为“重刑”能够使人们畏惧而不敢犯罪，所以是“去刑”（即消灭刑罚）的途径；“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靳令》）他由此而公然声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视“重刑”为治理国家和消灭犯罪的最好方法。商鞅的“重刑”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夸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现。商鞅提出的重刑主义，后来成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总结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严刑重罚”的重刑论，认为对轻罪实行“重刑”符合人们的畏惧心理和利害原则，“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韩非的恐怖主义刑罚原则，不但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为中国古代社会重刑治世的理念开创了理论先河。

二、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重刑主义，与世界各国的重刑主义一样，以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为基本特征。但是，任何国家的重刑主义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古代的重刑主义也是这样，有着鲜明的文化烙印。

（一）轻罪重刑。重刑主义强调“轻罪重刑，一断于法，以刑去刑，以杀去杀”，其道理是：“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刑严。”（《商君书·开塞》）“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畏以刑，不可不严。”（诸葛亮语）在古代社会，君主或者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民众，即使是“才行反时者”，也要“杀无赦”，即才能和行为不合时势的，也要杀头问斩。执法阶层的科处原则就是轻罪重判，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即使无罪也可以用刑。而对于那些威胁统治阶级的“盗贼”犯罪，更是“重典治之”。

（二）用刑严酷。严刑峻罚、惩办威吓，同轻罪重刑、一断于法是彼此补充，相互一致的。既然统治者认为“以刑去刑”，那么用刑上势必严苛、残酷。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拷问和体罚成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突出特点。不仅历史上鞭、扑刑种变为刑讯的手段和方法，而且自南北朝后，笞、杖还变成其他刑种的附加刑，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往往使囚人杖下致残，甚或丧命。从北齐开始，不少朝代规定，除生命刑和身体刑外，判处流刑加杻械，判处耐刑或徒刑，还要加鞭笞。值得指出的是，古代重刑主义用刑残酷还表现在执行方法的残酷上。以死刑而论，古代执行的方法和方式就有“族、诛、磔、戮、弃市、枭首、定杀、绞、斩、镬烹、生埋、腰斩、车裂、戮尸、锉骨扬灰、凌迟、扑杀、囊扑”等多种。甚至还有所谓“具五刑”，即先黥、劓，次斩趾，笞杀、枭首，菹其骨肉于市；诽谤詈诅者，更断舌头。

（三）刑种繁多。中国古代社会刑种繁多，实际上是附随在“轻罪重刑”、“严刑峻罚”思想上而产生出来的配套产物。夏朝时期，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西周时候，又出现“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赎刑、流刑”等刑种；到了秦朝，刑罚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且有了生命刑、身体刑、徒刑、流刑、财产刑和身份刑的明确区分，但出于重刑主义的目的，生命刑、身体刑进一步细化，名目繁多；隋唐时期，把刑罚制度法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为后世王朝所沿用；至宋代，出现了“凌迟”刑，一直沿续至清末才被废除，此外，宋代还有“重杖一顿处死，具五刑，夷刑，醢刑，钉锅”等酷刑，对后世王朝复活非法死刑起了恶劣的推动作用。

（四）原心论罪。韩非主张权势必须集中在君主手里，君主应该“擅势”，集大权一身，甚至可以随心所欲，一言一行都是所谓“金科玉律”，不准改动，当然包括原心论罪，法外用刑。自汉以后，儒法合流，出现《春秋》决狱，以儒家的经义审案断狱，把儒家经典法律化。“《春秋》之治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春秋》决狱实际上是一种动机论，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有罪，看重的是行为者的动机，而不是行为的效果。这样，狱吏可以随心所欲把以动机的“善”或“恶”来作为定罪重刑的依据，既可以为统治者开脱罪责，也可以肆意残害无辜民众。因此，儒法合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春秋》决狱和重刑主义的合流，所以原心论罪实际上也是重刑主义的一个特征。

（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统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维护其本集团的特权利益。在重刑主义的执行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充分考量了本集团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中国古代法律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它所强调的是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礼对庶人没有约束力。礼所强调的是等级差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处。“刑不上大夫”也不是说贵族犯罪一律不加刑罚。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同样要加以惩罚，但贵族官僚在适用刑罚上享有特权，如肉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等等。这条原则说明，阶级不平等，执行重刑主义也是不平等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的一大显著特点。

三、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的成因

重刑主义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独有，凡是经过这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无不严刑峻罚。中国古代重刑主义思想能够贯穿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四千年，决不能只以文化落后来解释，也不完全是哪个君主皇帝性情残暴能够解释得通的，重刑主义的长期存在有历史、社会和思想上的原因。

（一）重刑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定生产方式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体现着一定生产方式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或正义观念。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文明程度比较低，发展速度也相当缓慢；加上古代社会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不断加强，并且实行公开的阶级压迫，反映在刑罚制度上就是野蛮、残酷的重刑主义，刑罚手段以肉刑为主。因此，重刑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定生产方式的体现。

（二）重刑主义思想本身形成了相当完整、发达的体系。重刑主义是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形成的，战国中期商鞅率先提出重刑论后，历经管子、韩非和李斯等代表人物的补充和完善，法家在战国末期已经形成相当发达的思想体系，在论述重刑主义时更是淋漓尽致，一气呵成。比如韩非在阐述“严刑重罚”时，论述了三点主要的理由：其一，认为严刑重罚符合人“皆挟自为心”的本性和“好利恶害”的心理。施以厚赏，就能使人们迅速得到所要求的利益，加以重罚，就能很快禁止作恶的行为。其二，认为只有重刑才是“禁奸”的有效手段。“夫严刑重罚，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善，而国之危也。”（《奸劫弑臣》）因而反对轻罪轻刑，重罪重刑的原则，明确主张“禁奸于未萌”，“以重禁轻”的重刑主义。其三，认为“重刑”的目的不在惩罚，而在“禁奸”，不是“伤民”，而是“爱民”。由此可见，重刑主义思想的体系相当严密，非常完整，这也是重刑主义思想能“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三）重刑主义思想符合执政阶层的统治需要。重刑主义主张用严刑峻法和阴谋权术来维持专制君主的统治，并且配之以完整系统的法家思想体系来支撑，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用听起来合理的说教掩盖其残酷统治的实质，符合执政阶层的利益和需要，这是重刑主义流行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根本原因。

四、重刑主义对后世的影响

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从“一平如水”的法律精神的角度看，重刑主义与公平的法律原则是相悖的。特别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我们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审视重刑主义时，应当清醒地看清其“法制糟粕”的本质。但是，重刑主义毕竟在中国沿用了几千年，即使在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形成之后，重刑主义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宋、明两代非法死刑盛行之时，重刑主义又名正言顺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直至中国近现代时期，重刑主义还时有抬头，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非常时期，重刑主义更是肆虐横行。到了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刑主义的余毒还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