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佛教】在佛教的传播史上，中亚不仅是印度、中国两国陆路交通必经的通道；从犍陀罗往北方及西方广为弘布的佛教，也曾受丝路各地的风土、文化、宗教影响，而在丝路各地衍生出独特的佛教。

佛教的中亚，系指以帕米尔高原为界的中属东土耳其斯坦与从原本俄属的西土耳其斯坦（此处诸国目前皆已独立）迄阿富汗的地带。东土耳其斯坦即我国的新疆地区，亦即狭义的西域。沿和阗、米兰、楼兰、敦煌的塔克拉玛干南道，以及从喀什噶尔至库车、吐鲁番、敦煌的北道（天山南路），所存之佛教遗迹特多；而天山山脉之北佛教遗迹则不多。西土耳其斯坦的佛教遗迹则大多集中在塔吉克（Tad-zhik）、乌兹别克（Uzbek）两共和国的阿姆河（Amu-Darya，古名Oxus）流域，部分散布在吉尔吉斯（Kirgiz）、土库曼（Tur kmen）两共和国中。

阿富汗北边有佛塔遗迹，中央山岳地带的巴米扬为其西限。犍陀罗位当印度与外界通商要冲，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混融的国际都市及佛教的一大中心。从犍陀罗向北攀越喀喇昆仑山脉可至我国的新疆，向西经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可至查拉拉巴德（Jala-labad）。

佛教从新疆地区（东土耳其斯坦）传到洛阳，约在西元一世纪后半叶。查拉拉巴德盆地中最古老的佛塔，建于纪元前后。由此可知，佛教正式传播至中亚应是在这个时候。相形之下，西土耳其斯坦的遗迹出现较迟，相差约二百至三百年。随着通商活动的频繁，佛教沿着通商路线逐渐向北方与西方流布。在西方，直到九世纪左右回教化之前，佛教一直以地区性的形态存在于当地。在新疆地区，佛教虽时消时长，但至元代时，佛教仍活跃于该地。

研究中亚佛教的资料，主要依据出土的美术考古资料，以及中亚周边文化圈（特别是中国）留存的地志、游记等。值得注意的是，帕米尔以西（原俄属之地），有西元一至三世纪以及建于三世纪后的佛教遗迹。阿富汗除前述之巴米扬石窟群之外，尚有查拉拉巴德盆地内，以哈达（Hadda）为首的佛塔群、喀布尔及散布在其周边以佛塔为主的遗迹，南部有贝克拉姆等与佛教相关的都市、神殿遗址。又，塔里木盆地周边，南道和阗北边的寺院遗址，以东的尼雅、楼兰、米兰的都市与寺院，北道库车周边的克孜尔、库姆多拉等石窟群，吐鲁番盆地诸遗迹等，其特征皆与中国式的敦煌石窟不同。

以上各遗迹之特征，有(1)多佛塔、佛堂，(2)僧堂少，(3)绘画雕刻多以奇迹及神话为题材，(4)以大佛或多佛表现，(5)佛教与希腊及波斯的宗教、印度教及土俗信仰相混融，(6)弥勒等菩萨及诸天信仰颇为兴盛，(7)各部派及大小乘混杂地存在。总而言之，即视觉的素材较多，而思索性的倾向则较少。

按中亚地形主要为沙漠与山岳，因此，居民多数仰赖游牧及交易为生，只有极少数人依靠稀少的绿洲从事农耕。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自然不适合由印度农耕社会所孕育出的高度思索及复杂化的教义体系。自然从注重戒律、瞑想及教理的印度式求道佛教及教义佛教，转变成以积聚布施、礼拜等善业祈求佛陀救济的祈愿佛教。以雕刻、绘画身量高大或数量众多的佛像，来表现佛的超越性及普遍性，以及由将异教神祇视为佛的眷属，不以理论而以譬喻叙述佛的伟大及布施的重要性，凡此诸例，皆可推知此地人民对佛教的理解是情绪性的而非思索性的。

帕米尔以西出土的经典数量不多；在当地，经典仅被供为礼拜对象。而帕米尔以东之和阗、库车、吐鲁番等地所出土的诸多佛典，由不同的语言、文字所写，是属于组织性的教义研究。这似乎是受以学问为传统的中国及教义中心地喀什米尔的影响。由出土佛典可知此地的佛教含有菩萨信仰、净土思想、观佛三昧、称名念佛、造寺造塔供养、圣物崇拜等倾向，以及修行法的单一化。

西元六世纪前的佛典翻译者，大多与中亚有密切关系。他们所传持的佛典是中亚化的，几乎不是印度直传的梵语佛典。因此，初期汉译佛典中的音译字，受到西域语言相当深厚的影响。而传到中国的佛典，当然也含有中亚的成份。但在中国没有‘印度的’或‘中亚化’的区别，而是将所有传到中国的佛经都视为由印度传入。又，中国佛教的弥勒、观音信仰，称名、净土思想，以及礼拜仪式或佛教美术，自然也包含中亚成份，这是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原因之一。产生于印度农耕社会的佛教，在干燥亚洲中改观，在中国农耕社会中再改变，了解了佛教的此一演变过程，自然能理解中国佛教之多样性及包容性。但是六世纪末以后，进入隋唐期，因印度流亡僧的东渡、玄奘的访印，以及南海航路的发达等，促使中国与印度直接联系，此后中国佛教不再受中亚佛教的影响，而中亚佛教则在当地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