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城西7公里处的沙洲坝镇枣子排村，有一条长500米、宽3米的水泥路，路的尽头就是苏区时期工人运动的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旧址院内，绿树掩映，环境幽雅。房屋是土木结构、楼房式，但建筑布局独特，无正厅，由前面3栋横屋和后面一栋直屋交织构成。据旧址管理员介绍，此房原是瑞金县一杨姓大户的私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占地面积805.42平方米，有大小32间房屋。苏区时期，有9户人家居住，后来腾出给全总苏区中央局办公。

进入旧址，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左边横屋墙上挂着金黄色的牌匾——“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史迹陈列”，右边墙上嵌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旧址”石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展厅里大量的珍贵图片和文物资料向我们述说着苏区时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1933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同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搬迁到瑞金， 同全总苏区执行局一道，驻在枣子排村，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在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下，配合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了苏区工人运动，特别是在保障工人利益、开展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期间，全总组织领导召开了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企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团结和组织苏区工人，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贯彻落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令，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

1933年至1934年红军长征前，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造成苏区工业品奇缺，价格昂贵，而土特产品又销不出去，价格猛跌，给苏区军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为了增加物资供应，保障军需民用，中央苏区的工人阶级，跟广大军民一道，紧密团结在党、苏维埃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周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恢复和发展苏区的经济事业，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苏区工人在一无技术二缺原材料三缺工具模具设备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自己的双手创办了一批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等。工人们不畏严寒酷暑、日以继夜地工作，使枪支弹药、军衣军鞋等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8月前中央苏区只有生产合作社75个，至1934年2月发展到176个，半年时间生产合作社增长了二至三倍。

苏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保障了战时供给，而且支援了农业，改善了人民生活，对于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保卫红色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地处赣闽交界的偏僻山区，工人文化水平低，工人中不识字的占80%以上。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各级工会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大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组、训练班等，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用《工农三字经》、《救穷歌》、《土豪恶》等以苏区革命为题材，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扫盲政治课本进行教学，很受工人学员的欢迎。苏区工人反映说：“三字经真好，学了文化懂政治。”据1932年12月江西苏区的统计，在江西苏区共开办工人夜校3298所，学员52292人；识字班19812个，学员87916人。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从1933年初成立至1934年10月撤离，在瑞金历时1年10个月。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先后建立了5大产业工会和5省职工联合会，辖62个县（市）工会组织，会员达14.5万人，工人运动进入全盛时期，在扩红运动、踊跃购买和主动捐献公债支援革命战争、春耕生产、编织草鞋、制作干菜、生产军服以及节省每粒谷子送前线等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绚丽的篇章。这一成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苏区工会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苏区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又成为广大工人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瞻仰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旧址，感受最深的是当时红军艰苦的物质条件和崇高的精神理念。看到的是党的领导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论是哪一级的领导，所有的办公用品都仅仅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板凳，点的是马灯或油灯，没有单独的卧室，办公和住处是挤在一块的。

艰苦朴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寻根热，大批的中央部委机关来到瑞金“寻根问祖”，一处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基地也随之兴起，它不但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也带动了当地的红色旅游，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瑞金市总工会也趁热打铁，努力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打造为全国工会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便于全国各地的工会干部、职工到瑞金寻“根”、溯“源”、探“宝”。

瑞金现有革命旧居旧址180多处，其中33处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沙洲坝枣子排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就是其中一处。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46个部委在瑞金修复了对应的旧址，并举行了揭牌仪式，建立了本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全国总工会修复旧址是最早的，于1989年4月拨款修复在瑞金枣子排的旧址。2004年3月，全总作出决定，把全总在瑞金的旧址列入“全国工会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在瑞金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修复暨全国工会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在瑞金叶坪村和沙洲坝枣子排村，有两幢一模一样的客家民居建筑，它们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不同的是，枣子排村的房子，是当年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办公之处，是真正的旧址；而叶坪村的房子，是2001年为便于人们瞻仰参观，由全国总工会拨款80万元，按枣子排村旧址原貌在叶坪村仿建。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前身——全总苏区执行局领导机关，当年也确实曾设在叶坪村整一年。

在吉安富田成立的全总苏区执行局

全总苏区执行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央苏区的派出机构，成立于1931年二三月间。

1931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加强对苏区工会工作的领导，于1930年底派蔡树藩、陈佑生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筹建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1931年春，原全国五金职工工会委员长梁广，又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二三月间，即在吉安县富田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梁广任主任，陈佑生任组织部长，蔡树藩任社会部长，倪志侠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全总苏区执行局1931年7月从兴国县迁驻瑞金叶坪村。1932年3月，全总苏区执行局领导成员作了调整：主任陈寿昌，宣传部长倪志侠，组织部长陈友生，青工部长杨七双，社会经济部部长蔡树藩，秘书长倪志侠（兼）。1932年5月创办了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同年7月，办公机关从叶坪迁至瑞金城北双清桥头一处民房。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瑞金成立

1932年冬，因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被捕叛变，中共设在上海的各领导机关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被迫陆续撤离上海迁入瑞金。1932年底，原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率先秘密抵达瑞金。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也化装秘密来到瑞金。随后，在瑞金成立了新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机关。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由刘少奇任委员长（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后，朱琪继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王子刚任秘书长。内设组织部、福利部、社会经济部、青工部、女工部、国家企业部、文化教育部（后改为宣传部）。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办公机关设在沙洲坝的枣子排村。

中央苏区各省工会和五大行业工会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中央苏区先后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级职工联合会——

江西省职工联合会，1932年2月在瑞金成立。委员长刘启耀，后为邓振询。

福建省职工联合会，1932年2月在瑞金成立。委员长张思垣，后为范源华、王德铭、程步发、巫子元等。

闽赣省职工联合会，1933年5月在黎川县成立。委员长（主席）吴友华，后为徐良策。

粤赣省职工联合会，1933年9月在会昌县成立。委员长张鹤龄。

赣南省职工联合会，1934年8月在于都县成立。委员长先后为刘儒获、张鹤龄、王贤选（王中仁）。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还先后召开了中国农业、店员手艺、纸业、苦力运输、国家企业等5大行业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各自的行业工会——

中国农业工人工会：委员长朱地元（后刘儒获），副委员长李文棠、张念仁；

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委员长邓振询，后罗梓铭继任；

中国纸业工人工会：委员长罗梓才；

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委员长王贤选（王中仁），副委员长谢瑞生；

中国国家企业工人工会：委员长邱荣生，副委员长陆宗昌。

中央苏区共有工人（含农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等）145000人。

卓有成效的苏区工会工作

全总苏区执行局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都从苏区实际出发，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是团结和组织苏区工人，与广大贫苦农民一起，积极参加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成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阶级和中坚力量。

二是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红军。据统计，中央苏区新扩大的全部红军中，苏区工人占30%左右。

三是组织工人积极投身苏区经济建设。当年曾任中央兵工厂职工委员会主任的马文，回忆当时工人生产积极性时说：“工友之间，各单位之间经常进行劳动竞赛。当时提出：多造一颗子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多修一支枪等于多消灭10个敌人。这个口号成为每一个工人的行动口号……”

四是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经济利益。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时称赞说，苏区工会在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保卫工人利益的堡垒”。

成立苏区工人师

1933年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1933年4月1日和5月1日在中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和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提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苏区工人热烈响应。同年8月1日，红军工人师在瑞金城南竹马岗广场宣告成立。全师共12600余人，全部由苏区工人组成，编成3个正规团、1个补充团。成立时由梁广任师长兼政委，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该师在瑞金接受军训并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1934年2月8日，工人师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周桓。编入红军西方军序列。1934年9月，该师与红二十一师合编成立红军第八军团，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湘江战役损失惨重，遂与红八军团部一起被撤销建制。 （凌步机）

刘少奇吃“小灶”

刘少奇到瑞金后，住在枣子排村。他虽担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生活上却从不特殊，始终与工作人员一样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

1933年10月的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长的杨至诚，来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委员长到哪里去了呢？正是开午饭时间，站岗的战士说委员长已去吃饭了。杨至诚便来到了膳堂寻找，也不见刘少奇的身影。

在膳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草袋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员长来吃饭。有人嘀咕：“人家是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吧？”

几个人分头去找，从饭厅找到宿舍，又从宿舍找到后院，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他发现大家时，想躲已来不及了。

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 （刘良）

委员长让马

苏区时期，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央政府总务厅分了几匹马给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其中专门为刘少奇配备了一匹大黄马。大黄马体魄健壮，跑路生风，刘少奇非常喜爱，经常为马割草喂料、洗澡刷毛，牵着马在山村小道溜达散步。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经常要派工作人员下基层工会组织调查指导工作。有些单位路途较远，需要骑马去，因可是机关内的马匹时常供不应求，工作人员只好步行前往，既费时又辛苦。刘少奇常把自己心爱的坐骑让出来给别人骑。

1933年底的一天，前线传来急电催调军粮。苏区苦力运输工会承担着往前线运送军需物资的重任。刘少奇看了前线电报后，立即叫来中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要他亲自前往江口办事处调集船队，把分散保存在各地的粮食迅速集中起来，运到前线去，并说这事办好后立即回瑞金汇报。交代完任务，刘少奇亲自牵来自己的大黄马交给王贤选说：“这次路途很远，你骑马去，马跑得快。”王贤选接过大黄马，回答说：“请委员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王贤选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骑着大黄马连夜往瑞金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摔进了山沟里，脸上、手上都被锋利的片石划出了道道口子，小腿也被重重的扭了一下，痛疼难忍。令王贤选十分不安的是，大黄马的一条腿也挂了彩。

回到瑞金后，王贤选不好意思去见刘少奇。刘少奇听说了这件事，赶忙来到王贤选的住房，关切地询问王贤选负伤的情况，还批评王贤选说：“你这个人呀，马摔坏了可以治好，也可以调换，而人却是革命斗争最为重要的本钱呀！你担心什么呀？好好治伤吧！”

王贤选听了委员长这亲切的话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谢春勇）

陈云、刘少奇反极“左”

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苏区实行的经济政策和苏区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时，也都存在许多“左”的错误。如在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为工人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过高的工资待遇，为工人提出了过高的物质福利要求，弄得劳资关系紧张，许多小企业小作坊倒闭。这不仅影响苏区的经济建设，也严重损害了工人们自身的利益。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兼副委员长陈云，坚持实事求是，自进入苏区后，就一头扎进工人群众和基层工会组织中，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听取企业主、作坊主的倾诉及党政组织乃至农民群众、墟镇市民的呼声。他发现，苏区执行的《劳动法》和经济政策，许多方面脱离苏区实际，不少规定不仅在农村无法执行，即使在城市企业也难以实现。于是，他顶着博古等人掀起的阵阵“左”倾狂潮，毅然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文章，在第九期《斗争》杂志发表。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反极“左”，十分严肃地指出：

“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

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

“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

“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

“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

“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

……

他十分痛心地说：“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

他断言：“所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

陈云的这篇文章，犹如在寂静沉闷的夜空中猛然炸响一声惊雷。许多人在拍案叫好之余，无不佩服陈云敢于与“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胆识。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对苏区存在的“左”倾劳动政策与经济政策，有着与陈云一样的认识。他们齐心协力与“左”倾错误斗争，在张闻天等的支持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对原《劳动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左”条文。1933年10月，经修改后的《劳动法》重新颁布。 （凌步机）

陈云当“包公”

1933年10月的一天，陈云由全总国家企业部部长马文陪同，从瑞金前往寨上兵工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寨上兵工厂设在兴国县古龙冈，专门制造刺刀、洋镐、洋锹等器械，所以又叫“寨上红军杂械厂”。全厂有工人200多人。

从瑞金到寨上兵工厂，有200多里路，他们跋涉了3天才赶到。当天晚上，陈云顾不上休息，就到工人中了解情况。

寨上兵工厂的厂长叫李志云，湖南人。陈云在调查中发现工人们都对李厂长有意见。工人们普遍反映，李厂长作风不民主，处理问题主观、武断，甚至打人、骂人。有几名工人做错了一点点小事，竟被他罚跪了几个钟头。工人们说，这个李厂长，简直就是个资本家！

工人们反映的意见，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为了核实情况，他又与厂职工会的代表们座谈，听取职工会的意见。核实结果，与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陈云严肃起来。他认为，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工农兵都翻身作了主人，工人更是苏维埃国家工厂的主人。李厂长这种随意打人、骂人的作风，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严肃处理。

陈云果断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讲话时，他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全部端了出来，对李厂长的恶劣作风给予严厉批评。他旗帜鲜明地当场宣布：这样的厂长必须撤职查办。事后，工人们纷纷议论说：上级来了一位“真包公” （摘自《中央苏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