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华(1872年~1928年)，民国年间邹县“汇泉水”商号掌柜，滕县人。

于仲华于1910年在邹县城里创办商号“汇泉永”，原始资本10万元，雇工30人.汇泉永主要经营土特产，即从当地收购土产发往上海等城市，返回时带棉纱、煤油等商品。于仲华在经营上信奉“货不停留利自生”，他以高于其他商号的价格收货，又以低于其他商号的价格卖货，以商品快进快销，薄利多销，尽力抢占市场先机。

于仲华的经营方法、经营模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紧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要求驻上海、广州、大津、青岛的购销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天都要发回一次商情信息。因此，他对南北铁路沿线各地的市场变化了如指掌。1927年，青岛因为外商竞争，造成煤油大降价，购销员当机立断，购进后获得比上海进货高5倍的利润.为进一步发展，汇泉永于1927年买下董家的20间房子，扩大了门市和仓储能

力，增加了商品v盖面。为取得更多的资金，汇泉永还发行“私票”，以票融资，从而扩大了资本，加快了资金周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因此，汇泉永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不断

发展壮大。

汇泉永的发展严重威胁到当时邹县城里另外两家商号—“恒盛公”和“志德堂”的生存。两家为对付欲在邹县商界独占鳌头的于仲华而寻求对策.他们分析认为，于仲华在经营管理上无懈可击，只有汇泉永超发“私票”才有隙可乘，但必须等待他有货无钱之时方可动作。

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12年~1936年)，邹县先后有大小70余家商号发行“私票”。“私票”.类似于现行的有价代金券，可以替代“京钱”(即银元、铜板)流通于市场，持票人可以随时到发票的商号兑换全国流通的“京钱”。商家以“私票”替代现金在本地做生意，可以腾出或集中更多的现金在外地做生意，不失为商家融资的一种好办法。当时，汇泉永发行的“私票”有很好的信誉，可以纳钱粮、交税款、标银价，通行全县，深受群众信赖。于仲华自信前程似锦，想以更多的资金把生意做得更大，进而垄断邹县市场。于是，“私票”就成了他手中的一张王牌。按照常规，发行“私票”须经商会认可，数额不能超过自有资产，并需官府备案。可是，于仲华认为，即便发的“私票”一时超过了自己的承兑能力也无关紧要，一是持票人不知底细;二是持票人兑现有时间差和地区差，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都

来兑换。因此，他不顾自己的实际承兑能力，以超出自己实际资产的高数额大量发行“私票”。“私票”的大量发行，使汇泉永获取了更多的资金，买卖也随之成倍扩大。

1928年秋，上海出口商因发生沉船事故而延期进货，造成于仲华发往上海的200万斤花生米、红枣、山枯等货物全部积压，欲转他地销售，又逢“梅雨”天气受阻。这个消息使汇泉永的对手们高兴得拍案叫绝，他们进一步探知，汇泉永内部财务空虚、现金拮据，已经险象环生，陷入困境。此时，“恒盛公”和“志德堂”两大商号认为搞垮汇泉永的机会终于来了，便串连众商户，暗中派人在城乡大造舆论，说“汇泉永快倒闭啦，有汇泉永票子的快去兑换铜板、银元，晚了就白搭啦，越快越好”。汇泉永门前顿时人如潮水，车马拥挤不堪，人人捏着票子要兑现。

于仲华好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他要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复杂局面，但又筹措不到足够的现金，便动员全店人员将个人及亲友所存的钱统统借来承兑，并向滕县、济南的汇泉永分号求救。但是，邹县与济南来回至少10天，况且济南的现款也需要筹借，远水不解近渴。汇泉永现金枯竭，不得不宣布停兑。然而，越是宜布停兑，挤兑的人就越多。一时间，汇泉永门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于仲华多次向挤兑的人许诺:稍等儿日，票子一定会毫厘不差地全部兑换。但事与愿违，众商户非要兑现不可，更有汇泉永的对手们推波助澜，承兑无门的持票人将于仲华告到了县府。当时的邹县县长减家稀闻讯后，对事情进行了调查，然后亲自带领警备队封了汇泉永的门，下令清产抵债，吊销营业执照，不准再行开业。

如此之下，汇泉永再也走投无路。刚饭自用、宁碎勿折的于仲华竟然掉进自设的陷阱，他对账房先生说:“我身败名裂，不想再活了。”他向账房先生交代了相关事务后，撇下老小，悬梁自尽。时年56岁。

汇泉永挤兑事件轰动全县，播及全省。1936年，山东省国民政府下令各县停止使用“私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