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河谷女神

在世界各地的宗教神话中，大都有过众多女神争奇斗艳的景象，可谓千姿百态，令人心驰神往。古往今来，印度神殿里更是女神云集。早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前，就已存在着母神崇拜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温迪亚山区发现了一件业已风化的石灰岩雕刻品，造型酷似一尊母神像，年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大概是印度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母神像。公元前2700—前2400年，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北部和南部，曾分别出现过兹霍布文化（Zhob Culture）和库里文化（Kulli Culture）。在这些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出土了以地母神为主要形象的大批陶俑。这说明，当时，由于农业的发展与村落之间联系的加强，女神崇拜广泛流行。正是从这些陶俑中，人们可以一睹典型的印度原始母神的风采。库里文化的陶俑多为腰部以上的半身塑像，下面是八字形的底座。这些陶俑臂膀弯曲，手置于臀，通常乳房显露，双眼以小石子做成，有着精心梳理的发型，佩戴类似贝壳的椭圆形饰物，并饰有臂钏和手镯。在兹霍布的遗址中发现的大批陶俑也都属于库里类型，她们头罩头巾，颈佩项圈，鼻大，状如鸟喙，有着圆圆的眼窝和细长的嘴，乳房夸张。这些女神像大都身佩贝壳饰物，表明她们兼司生殖和丰饶，这在兹霍布河左岸附近莫卧儿衮代（Moghul Ghundai）山上发现的一具石雕阳物以及在河右岸的佩里亚诺衮代（Periano Ghundai）附近山地一块十分醒目的女阴（yoni）雕刻上获得佐证。

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前二千纪初叶，印度河流域文明高度发达，著名的哈拉帕、莫亨佐达罗等城市屋舍俨然，街道齐整，景象繁荣。通过考古发掘，这里也出土了大批的女神雕塑，一种为陶俑，一种为石像和铜像，两种雕塑艺术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人们的艺术传统。哈拉帕等城市文化标志着从孤立分散的农民村落到高度组织化的大型城市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城市的居住人口成分复杂，其主体为从毗邻村落来到大城市寻求财富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自己的信仰和仪式——农业村社的母神崇拜，从而形成了哈拉帕等城市宗教的基础。质朴无华的陶制雕塑极有可能继承了库里和兹霍布农民文化的陶俑传统，而富于贵族色彩的石雕和铜雕则代表了因商业经济发展、阶级分化而造成的更高阶层的艺术。由于他们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这种艺术风格也变得更为精致。

哈拉帕和莫亨佐达罗的母神像几近全裸，仅在腰间以腰带束一条极短的裙子。这些雕像通常都佩戴饰物，精致的领饰，长长的项链以及臂钏、手镯、脚镯、耳环等一应俱全。哈拉帕雕塑与仅为半身雕塑的库里和兹霍布塑像不同，她们四肢齐全，仪态万方。女神们的头饰特色鲜明，多为驮篮形。相似的女神头饰在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地区也被发现。在小亚细亚的阿达利亚（Adalia），某些史前母神像的头饰与驮篮形头饰的扇形部分类似。该地区还发现了一尊闪米特母神阿斯塔特像，其头饰与莫亨佐达罗出土的那些塑像有相似之处。在莫亨佐达罗发现的许多母神塑像都涂有红色条纹，一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马耳他的塑像。J.马歇尔对从哈拉帕和莫亨佐达罗发现的母神像评论道：“现在人们都清楚地知道，与于印度河谷和俾路支省发现的相类似的女像在波斯和爱琴海之间的广阔地区也被大量发现，尤其是在埃兰、美索不达米亚、特兰斯卡斯皮亚（Transcaspia）、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克里特、基克拉泽斯、巴尔干半岛和埃及等地。”[1]

造成这些相似状况的原因，可从考古发现中寻找。它表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印度河谷地区的城市同外国城市之间贸易往来密切。正如《印度文明》一书指出：“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莫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同中亚、波斯、阿富汗、古吉拉特、南印等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在印章和陶片上出现过船的图形，意味着可能有过航运贸易。船的两头明显上翘，与克里特、埃及、苏美尔的极为相似。……有人推断它们曾被用于海上航行。罗塔尔有一个考古学家认为是船坞的建筑。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过形制与莫亨佐达罗完全相同的印章，而在莫亨佐达罗又发现过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盒子，这些证据都支持了当时印度河流域城市与西亚、埃及有过海上贸易的说法。”[2]随着经贸的往来，宗教神话的传播交流融合势在必行，从而在印度河谷与西方之间形成一条共同的文化纽带，并使这一广阔地区的各个文明之间在宗教上存在着共同、共通之处。谈到关于女神的宗教神话，该地区的许多大女神具有相同特点。例如，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天之主宰”英安娜（Inanna），是丰饶、性爱、征战女神，又是金星的化身，为星辰之神。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阿斯塔尔特（Astarte），身兼爱情、丰稔、医药以及尚武女神，也是金星的化身。古阿卡得神话中的至高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囊括了众多苏美尔和胡里特女神形象，既是丰饶和性爱女神，又是战神和纠纷女神，同时也是金星的化身星辰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忒(Aphrodite)，原被尊为丰产女神、海神和航海的护佑者，又被视为婚姻和生育女神，司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以及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衍。人们认为其崇拜的发祥地位于亚洲。这些女神应为同源，皆融合了那一历史时期诸多女神的特点。印度河文明的大母神亦应属于同一类型。这些女神还可能对后来印度怛特罗教派中的度母（Tārā，梵文“星辰”之意）崇拜有所贡献，因为她们的名号有相似之处。

大母神在世界各地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何如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着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的确立必然是母系，这是由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所决定。那时妇女采集食物，管理氏族内部事务，男人们则从事狩猎活动。狩猎收获难以保证，而采集植物根茎果实收获相对稳定。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生产的组织者，财物的分配者，重大事务的决策者。此外，母系氏族皆起源于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始祖。由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中外都有童贞女神受孕生子的神话。例如，中国就有部族由女始祖感生而来的传说。据史书记载，伏羲之母华胥氏、炎帝之母女登、黄帝之母附宝、尧之母庆都以及舜之母握登分别在龙、闪电、虹等自然物的感应下使五位太古统治者得以降生。华胥氏、女登、附宝等便是这些部族的女始祖。在小亚细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类似例子，体现为母神及其身边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年轻男神。其中著名的有埃及的伊希思和贺鲁斯；腓尼基的阿斯塔尔特和塔穆兹（阿多尼斯）；弗里吉亚的库柏勒和阿蒂斯；希腊（特别是克里特）的瑞娅和年轻的宙斯。在各个地区这位母神都未曾婚嫁，由圣灵怀胎而最初成为其伴侣的母亲，继而又成为诸神和众生之母。

这种童贞女神受孕的故事是那个古老时代的遗存。其时，初民对于男性在繁殖后代中的作用缺乏认识，正如E.O.詹姆斯所说：“……最初女神是优先于那位与她相关联的作为其子或其夫或其情人的年轻男神。有数条理由可以说明她在社会和神殿中的极高地位。但起因却是：其家庭结构及其更为广泛的亲属支系几乎只能源于最初的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人们从不怀疑，一个婴儿只能由他母亲所生，无论对其来源和出生作何种解释……。父亲的作用可能非常模糊，甚至不存在。但是母亲的作用却不容置疑，仅仅是观察的问题。……妇女们由于其令人费解的特性和不能说明的属性与作用，如月经、怀孕、生育、哺乳，从来就是神秘之人，使人产生神圣的反映和评价，渗透了宗教情感，并立即赋予她神圣和禁忌。”[4]古代还流传着女娲氏造人一类的神话，这说明女性崇拜是母权社会的重要特征。追溯血统和继承财产无一例外通过女人世代相沿，而不是通过男人。也许，这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原始社会中女权优先。

另外还需指出一点，原始社会中财富积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农业的发展，一为驯养家畜。根据埃及神话传说，奥希利斯从伊希思那里接受谷物的种子，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崇拜大母神的民族中，农业文明具有女性起源。如前所述，采集和保存食物的工作大都由妇女进行，这项工作逐步发展为部落居住点附近的种植业。于是，在犁发明使用之前，农事几乎普遍成为女人的工作。从这点来说，农业可能是妇女的创造。在提供食品方面，农业仍然优于由男子从事的狩猎，因此妇女地位十分崇高。在农业获得相当发展且未夹杂有任何畜牧阶段的地方，母权因素往往成为社会的推动力。例如北美的易洛魁人和普韦布洛人等部落，在那里驯化动物没有发生，而农业在妇女手中获得了重要发展。在印度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些部族中，稻谷文化是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而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并未出现，因此这里也保存着母权社会的秩序。同样，社会的母权性质曾在许多非洲的部族中存在，因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为农业。农业部落崇拜作为女神的母神，初期主要是对地母的崇拜，其仪式基于丰饶巫术。在原始思维中，妇女耕种土地和养育儿女的能力，与大地生长植被效应等同。人们普遍信仰妇女能使果实繁多，因为她们知道如何生育后代。基于巫术的相似律原则，初民们认为孕妇播种的土地会获得丰收，而不育妇女会使土地贫瘠。后来，这种对地母的崇拜，发展为对无所不在的母神的崇拜，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于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优于男性的强势地位，在原始社会至关重要的两种生产活动——生殖繁育与物质生产中的明显作用，以及其在初民眼中的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当人类文明之始——母系社会的原始宗教形成时，母神自然保持着至尊地位。

随着农业的最初发展，母神的作用从人类社会初期阶段的生殖象征，从作为生命生产者的母亲扩展到植物领域，与地母同一，象征着可将农作物播种在内的子宫。农业的发展与村社的建立，兴起了对地母和谷物之母（谷神）的崇拜。前已提到，世界各地主司农业的神明多为女神。因为丰产丰饶的思想与妇女相关联。而丰饶女神的思想又说明女神本身必须是可繁育的，于是母神理所当然地成为儿童保护神。既然身为儿童保护神，那么她也会兼顾对于他们青年乃至中老年时期的护佑。她必须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以及其他困难灾祸的侵害。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母神都明显与疾病有关的原因。同时，她们还常常兼司战神之职。如此一来，许多其他属性加到最原始的母神身上，使她具有多重司职，多重神格，司掌着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

综上所述，印度河流域文明出土的女神无疑也属于这种地位至上、神格多重的母神。这里缺乏文字记载的支持。虽然该文明发现了大量具有象形文字的印章、石板、铜板和陶器，专家学者也作出了不懈努力，但迄今尚未成功将其破译。不过，从后世的文献资料里，也可对其神格和司职窥见一斑。在《摩根德耶往世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女神说：“尔后，众神啊！我将用大雨季节中从我身上长出的长生不死草支撑整个世界，那时，我将在世间获得?迦姆婆里(Jakambhari)之声誉。”[5]与此相关，应指出从哈拉帕出土的一枚印章。在印章正面，有一头朝下的裸女像。她双腿向上伸展，其子宫处长出一株植物。这可能就是上述地母?迦姆婆里的原型，是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大女神。而后世往世书的叙述者们仅仅将她描绘为大女神难近母的一个异体，并且将其融入大女神。在印章的反面，我们发现一位妇女披头散发，双臂惊恐地上举。一名男子站在她面前，一手持盾状物，另一手持镰刀状物，似乎在威胁恐吓，这可能是对地母举行人祭场面的描绘。地母与自然植物的联系不仅仅限于这枚?迦姆婆里印章，还有许多印章的内容也将女神与草木联系在一起。其中一枚印章，女神站在一棵菩提树的两大树枝间，一个崇拜者半跪在她面前。他的后面，是一只人面山羊。印章的下半部，有七个身着短裙、头梳长辫的人。这些印章准确无误地表现出印度河女神作为地母和植物女神的神格。

有朝一日,印度河流域文字之谜能被解开，人们将会深入了解印度河女神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