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一村两制 |
释义 | 概念一村两制是指一个村庄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提下,允许其实行两种制度。一个党支部、一个村委会,但在生产上一部分实行集体经营,一部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两种体制并行,人称“一村两制”。 一村两制的代表崖口村声名远播,是因为村里至今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独树一帜地生活在珠三角繁喧的市场经济里。它偏安一隅,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且表现不俗。 每当陆汉满站在大堤上看着那片向大海要回的土地,就会无比踏实。”在崖口调研三年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说,他终于弄清崖口村支书陆汉满的内心,“土地就是村里穷人安身立命的资本。崖口村的福祉从哪里来?来自“太公剩落”的丰饶土地,来自执掌35年村务的老支书陆汉满,来自他们至今坚持的以集体力量对抗残酷市场竞争的公社道路,还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从中山向南不过20分钟车程就到。这个海边村庄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在它的东面,是宽阔的珠江口伶仃洋,台风将起时,晴空万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屿山岛。南面37公里处是珠海特区。村内逸仙路和岐湾公路纵贯南北,交通便捷。 从地图上看,崖口村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山海间36平方公里上,生活着3000多名村民。 崖口村工分表翻开村志,介绍崖口村四大姓,谭、杨、陆、肖。南宋始建村,邻居翠亨村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民国元年,孙曾携夫人从澳门登陆崖口并做演讲。村志在第一页撰写崖口基本情况:一村两制。 所谓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 这是崖口独辟蹊径。不同于中国其他乡村之处。 1981年来,崖口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内部仍然保留大队,之下再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最后分配粮食。 村里余庆祠堂门口的工分表,记录着每个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一年的“收入”工分—从7000多分到15000分不等。 村民谭中祥就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上午秧插完,开始打扑克。以前的他在外务工,“打工不好找,在东莞搬沙很辛苦,月薪1000元。现经济危机,工厂破产。年初就报名参加村里劳动。”每天,他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公社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生产队再把粮款和工分挂钩折算进行分配。按近两年的行情,估摸一个工分一块钱。” 一村两制 谭中祥50岁左右,他说在村里干农活的都是年纪偏大的人,或没读过书的人。“年轻人肯定出去打工,当农民会觉得没面子。” “如果今年想参加集体劳动,年初就去报到,便于生产队统计人数,安排农耕。”村里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崖口有1000多劳动力不参加集体劳作—认为做生意、外出打工更能致富,你大可自由选择。这是崖口公社不同于华西村、南街村的本质:自由选择。这意味着外部市场经济对大队内部的公社制度构成直接竞争。如果你能在市场经济中赚到丰厚的报酬,你就会离开大队,如果你毫无在市场上生存的技能,只有一把力气,那就要依靠大队劳作生活。 挣工分的村民村民谭兆良家是两层小楼,院里一树繁花伸出墙外。家门口砌个小神龛,上书门口土地福神,摆三个小酒杯,再贡一炉香。这是个典型的崖口家庭,生活水平属中上:三代同堂、电器一应俱全、还有小轿车。走在村里,骑车的农民“铃铃铃”从身边穿过,刚从地里插秧回来,头发淋成一条一条。裤脚沾满黄泥。崖口的稻田,黄绿交错。偶尔有黑白燕子倏的从田间飞起飞落,静得能听到飞的声音。昨夜下过大雨,筷子长的稻苗被打歪,泡在泥水里。 空旷的田野上,弯腰劳作的30多岁的阿谭很显眼,别人都回家吃饭了,她刚给酒店洗完碗赶来。水珠从脸颊旁滑落,阿谭说是汗。 她说着勉强的国语,“如果不是一点书没有读过,我就出去打工,农活这么辛苦,谁想干啊。” 她说,家里有5个人要供养,丈夫在外打工。村里集体农田耕作,一年劳作6个月,能挣到相当4000元的工分。她今天把这亩地的秧苗补齐,能挣100工分。工分最终值多少钱,要到秋收才知。若是收成好,就有好价钱。收成不好,就是管饱肚皮。村里集体劳动完,她就去给酒店洗碗拖地。 她熟练地扶秧,插下,说她是崖口村外嫁来的,尚不属崖口村籍,本来无权参加大队劳动,分享秋收的粮食。她去找村支书陆汉满,“你看我找不到工,如果再不种田,怎么活?”尽管很多人反对让“外人”种田分粮,陆汉满还是给了她机会。 “让这些最弱势的人,最无助的人,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是崖口走人民公社道路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也是陆汉满推行村庄公社的根本原因。 80岁的谭兆良,亲眼见证崖口30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搞改革,村里人说,分田到户,孤儿寡母种不了田怎么办,天灾收成不好怎么办?大家还是愿意团结成集体对抗风险,就选择走公社的道路。 天时地利人和陆汉满也要面对令人尴尬的现实,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效率极其低下。谭中祥说,如果不是下雨,就能看到很多农民在田间地头打扑克。这是集体经济时期磨洋工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的制度弊端再写照。 “崖口农业亏本,可是滩涂租赁收入可补贴农业的亏本,”谭顺宁算了一笔村里的收支账,“现村里有2万亩滩涂,每年出租收入1000多万,补贴农业600万,其他用于支出福利和修桥整路。村民每月也可分得5亩地的出租收入。”谭顺宁说这些收入来自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看到珠江入海口,就会相信这是事实:咸淡水混杂的生态适合各种淡水鱼和咸水鱼的生长,营养丰富的海滩,长满红树林,是鹤、鹳的天堂。 珠江经横门口在此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产生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茁壮成长的摇篮。每天海水挟着淡水两涨两落,涨潮时,海水混合着珠江的淡水通过闸门涌入宽阔的养殖场,带来了虾苗和丰富的营养。虾苗在平静的养殖场安家落户,直至长大成虾需要产卵,才随退潮的海水游向大海。这时,养虾人只需要在海水中放一张网,一只只成熟的虾就尽入网中。 陆汉满当然知道海滩的价值,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完全变成肥沃的耕地。这是他一生的荣耀—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向大海要出两个新白云机场那么大的土地。 谭顺宁形象地解释围垦,“所有的滩涂,都会慢慢变成陆地,人工围海造堤,加速这一过程,海水越来越浅,从鱼能游到鹤能站立,再到能种蓢,最后筑堤。”据说,陆汉满上任村支书对上级提的条件就是,“能让崖口围垦海滩”。 崖口的明天陆汉满信奉的都是常识,“社稷,社指土地,稷指粮食,只要有这两样,什么都不怕。” 他深知“守土有责”,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轻易卖出土地,尽管这土地是诱人的馅饼。在给全村的《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土地?》的信中,有7条朴素的道理: 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最终,他力挽狂澜,“700年前,崖口人就生活于此,这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只要你愿耕种,就不愁没收获。只有守住这块土地,后辈才能用之不竭。”出租土地带来的收益,且不失一寸土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他已经69岁。从上任走着看围垦的土地,到骑自行车,再到要开丰田吉普。崖口村土地扩张的面积越来越大,远大于周遭的邻村。 曹正汉问过陆汉满,将来怎么走?陆汉满仍有忧虑,他说,崖口的未来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决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资源,保护好生存的环境,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些优势。他担心的是,这20多年来,其他村民早已习惯市场经济,适应了竞争。但崖口社员一直是依靠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冒险。一旦要把他们放到市场中去找饭吃,他们怎么办? |
随便看 |
|
百科全书收录4421916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