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11日，在中共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余姚县委的领导下，浙江余姚北部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余姚北部，为钱塘江和杭州湾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

1930年7月，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计划在浙东三北地区（余姚、慈溪、镇海3县之北部地区）组织武装起义，并派党员史济勋来余姚具体帮助指导。

史济勋和费德昭（曾任余姚县工农纠察队队长，在姚北一带声望很高）在大革命时期已有交往。史接受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交给的任务后，即写信约费赴沪会晤，共商义举。费德昭收到史济勋的信后，即派其子费永思赴沪。史济勋简要地向费永思提出了在三北组织起义，准备请其父出面领导等计划。

费永恩答应向父禀报后再予答复。于是史、费相偕回姚。抵达余姚后，费永思回家向父禀告，史济勋则与中共余姚县委书记朱亚之取得了联系，向县委传达了中央决议精神，提出要在浙东三北地区组织农民、盐民起义，以费德昭的力量为基础，并加以补充，然后攻打余姚、宁波等城市。中共余姚县委对此作出决定：由县委副书记洪传扃和县委委员胡尧田等前往坎墩，协助史济勋组织三北起义。随后，史、洪来到姚北坎墩，与费德昭商谈。费完全赞同起义主张。同时，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派罗希三、王连英、徐云千等人，携带枪支、经费抵达坎墩，与史、洪汇合。人员到齐后，成立了“军事行动委员会”，由史济勋、洪传扃、费德昭、罗希三、徐云千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确定了三北起义的大致行动计划。

8月初，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以江南省委的名义，命名起义队伍为“浙东工农红军第1师”（以下简称“红1师”），任命费德昭为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扃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分工罗希三担任组织部长，徐云千任宣传部长，胡尧田为农运部长，费永思任联络参谋并兼总务。“红1师”内部还建立党团组织，由史济勋兼任党支部书记，王连英负责青年团工作。

当时“红1师”在编人员约百余人，分设为两个营，营以下按连、排、班的序列编组，计配有长枪40余支，短枪若干。师部设在坎墩六灶庵。“红1师”成立后，主要目标是打击一些集镇上的警察所及地主武装，捕捉零星敌人，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自己。8月上旬，“红1师”首次作战行动是奔袭姚西黄家埠的地主武装，但因该处环境复杂，四周均为河流，再加上内中保卫团戒备甚严，未能突破，只好撤回。第2次行动是慈西蜀山的蔡宅缴枪（今为余姚市双河乡同兴村）。宅主蔡伯均系慈西一带大地主，也是洪传扃的舅父。蔡多年来自设保卫团，还请了1个“老干军务，人颇干练”的王义才任保卫团什长（相当于班长）。8月11日夜间，洪传扃、郑尧炳等13人分为两组：洪带2名战士为一组，以探访舅父为名，进宅借枪，见机行事；

郑率余部为另一组，隐匿蔡宅周围接应。蔡伯均拒绝借枪，什长王义才便乘洪等不备，实施偷袭，红军战士里外呼应，发起战斗，当场击毙王义才，枪伤蔡伯均，并缴得长枪7支，短枪4支，凯旋而归。“红1师”还先后在横河、丈亭、逍路头和上虞、百官、宁波郊区等地袭击警察所及缉私盐兵，多次打击地主武装，取得了一些胜利。“红1师”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宣传活动，威振姚北。惊恐万状的反动当局急忙调遣重兵，实行镇压。8月20日，国民党省防军第6团陈鹏华营由杭州海运到姚北，会同罗三元为首的地主保卫团，“围剿”“红1师”。面对强敌，“红1师”采取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将部队兵分两路，以转移敌军视线，一路由郑尧炳率领部分战士，跳出敌军“围剿”圈，在外线流动，寻机作战，迷惑和牵制敌人。该部曾成功地袭击了鄞西黄古林警察所，毙巡官1名，缴长短枪6支。另一路则疏散隐蔽于附近田野，昼伏夜出，伺机扰乱敌军。10月深秋，田间作物收割殆尽，气候也日趋寒冷，旷野已失去了藏身之处，国民党军队便乘机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红1师”的处境和行动日显艰难。在此情况下，“红1师”军事行动委员会决定暂缓组织起义，已暴露的领导人员暂退避上海，红军战士则分散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