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栋，1922年出生，吉林省扶余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股长、经理、主任、副县长、代县长；1953年，调重工业部有色局第一工程公司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1956年由哈尔滨调任武汉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机械处副处长；1959年调冶金部基建司任机械处副处长。 1969年4月，杨从冶金部来攀枝花，任十九冶供应公司革委会主任。到任不久，就碰上该公司职工与一冶支援攀钢建设的部分青工发生的“6.1l”大型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杨不怕派性威胁，亲自组成强有力的专案班子，认真调查。终于把武斗策划者和凶手查出，予以法律制裁，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

中央要求攀钢1号高炉1970年“七一”出铁。来自全国26个省市近20万吨的设备、材料，其中有数万吨超长、超高、超重、超宽的大型设备，在铁路未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山区公路，从昆明运进施工现场。为保证供应，他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足点，在昆明建起150人的转运站，解决车辆调度、设备转运及装车紧固；他昼夜坚守岗位，精心组织32台大型载重汽车和多台大拖车，对参战司机抓好使命教育，对“四超”设备的运输，先行模拟试验。运选矿厂的大型天车，件长26.5米，重42吨，沿途困难不少，参运人员只好带上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前面用信号车开路，后设护尾队，风餐露宿11天，方把大天车运入施工现场。运高炉大钟路过一平浪，受铁路桥阻挡，他求助铁道兵用推土机将路面铲低后方勉强通过。矿山有24台大电铲，台台超宽超重，他果断决策，就在昆明“解体”后运进现场再安装。在他严密组织、精心指挥下，闯出一条山区公路运输大件的新路，保证了攀钢1号高炉按时出铁。

在攀钢建设繁忙的日子里，他坐镇在卸车场，与职工同甘共苦，处处关心工人，送给工人的饭菜，亲口试冷试热；开水能否保证供应，要揭开桶盖看看，工人们看到他脸一天天瘦下去，工作劲头一点也不减弱。

杨很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他在百忙中，亲自物色人才，抽空抓《红灯记》的排练。每当午夜从施工现场回来，先到排练场，端个椅子一坐，微闭双目，手打节拍，听到唱的不像京腔韵味，便示范唱上几句，终于排练成功，演出后大受各方赞赏。

1971年，铁路通到施工现场，炼钢、初轧等厂数以万吨的设备，无处堆放，车皮严重积压。他当机立断，迅速组成一个抢卸班子，增加卸车力量和车辆，终日忙于现场有半年之久。初轧厂有部超长超重的天车，一台吊车无法卸下火车，他登上吊车司机家门听取意见，采用了两台吊车才把天车抬下车皮。当炼钢厂设备安装告急，他通宵组织22台大型汽车抢运，保证了安装需要。

1972年底，杨分管大后勤工作，供应面更宽了。攀钢两座大高炉投产，矿粉供应成为薄弱环节。一次，他接到矿山电铲损坏的电话，当即指派检修车间一位副主任带工人上山抢修，但回来向他汇报说是技术上的问题一时难于修好，高炉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杨为此而发愁，他决心前往，带了两名有修理经验的人员上山，到当晚8时，电铲修好恢复了生产。他回到办公室就把这位车间副主任找来问：“电铲究竟是何原因?”这位副主任仍认定是技术问题。杨把脸一拉，严厉批评：“你只知空谈技术不触实际能顶屁用，因电铲耽误两周高炉生产的损失你能补偿吗?”此人深受教育。杨以身作则，对人既“严”、又“贴”，带领一帮人团结战斗，在“保矿夺铁”中有功，1971年初，被中共渡口市委表彰为“党的好干部”。

1973年，杨子栋担任十九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时，职工饮用水是个大问题。对解决水的问题，杨立下“军令状”负责到底。他亲自调查，召开会议，动员节约用水，提出“饮、用”分开，分片净化，加强调度。为使职工喝上标准的净化水，他跑市建委反映情况，找攀钢得到总经理的支持，把攀钢水厂的水分流部分给十九冶。在对接攀钢的管线中，他冒雨指挥，满身泥泞。后因攀钢水厂设备负荷过重，供水中断。他决心自建日产2万吨的标准净化水厂，投入全部身心，从设计到厂址选择，施工队伍的确定，化验设备的添置，水厂人员的抽调，化验人员的确定.调度和岗位制的建立，均在他的议事日程中。经10个月的奋战，于1974年6月洪水到来之前，十九冶几万职工喝上了标准的净化水。

1974年8月，十九冶面临武钢“一米七”工程的施工和攀钢的收尾配套，转入两地施工，杨被任命为建设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的党委副书记，仍主管设备供应、机械吊装和车辆运输。1978年夏秋之间，身患绝症，医治无效，于1979年5月在上海逝世，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