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庄遗址位于河北邯郸县黄粱梦镇薛庄村西北约500米较平坦的台地上，遗址被输元河分为南部和北部，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地点选在遗址南部，总揭露面积3025平方米。共计发现灰坑（窖穴）310个，墓葬46座（含1具瓮棺葬），灰沟10条，灶址2处，水井2眼，车辙1段。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已复原陶器90余件，其他石、骨、蚌、铜、铁等各类人工制品千余件。 薛庄遗址地层堆积比较简单，一般厚约0.8米至1.2米。发掘区西部堆积较薄，分3层，各类遗迹分布比较密集，出土遗物丰富。东部堆积较厚，分4层，遗迹相对稀疏，一般较深。根据层位关系和不同的包含物，可知该遗址的时代跨度较大，初步划分龙山、先商、晚商、战国汉和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先商和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

龙山时期的文化遗迹较少，其中以H21、H40和H44最有代表性。文化面貌与本地的涧沟、龟台以及豫北的辉县孟庄、卫辉倪湾等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基本一致。

先商时期的文化遗迹较多，以灰坑（窖穴）为主。出土遗物比较丰富，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褐陶为主，红胎黑皮陶也占一定比例。器表除素面磨光外，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弦纹、楔形点纹、指甲纹、附加堆纹次之，另见有少量的篮纹等。器形以三足器和平底器为主，部分为圈足器，可辨器类有鬲、甗、罐、鼎、瓮、盆、豆等，鬲多薄胎卷沿深腹袋足高锥状实足；甗上部作深腹盆形，腰部以泥条加固，内附桔瓣形或条形孔箅隔；罐形制多样，依腹部有深腹与鼓腹之分，深腹罐呈橄榄形，侈口卷沿小平底，颈部以下通饰细绳纹，鼓腹罐个体较大，部分口沿压出花边，绳纹一般较粗，另有泥质罐作宽折沿，深腹斜收，饰弦纹和楔形纹；鼎作平底盆形，扁足；瓮有敛口折肩和平口卵形腹之别，前者多肩部附器钮，腹饰成组弦纹，后者口部多向内平折，腹饰竖向或斜向粗绳纹，底部或平或附加圈足；盆多敞口宽沿弧腹；豆浅盘细柄。另有少量的杯、爵等。石器以斧、铲、镰、刀为主，斧一般为上窄下宽的梯形柱状，双面刃；铲为长条扁平体，部分有肩；镰多厚弧背，薄凹刃；刀作扁平长方体，有1个至3个穿孔。骨蚌器以刀、匕、锥、针、镞等较常见。先商时期的墓葬仅发现1座（M35），土坑竖穴，仰身直肢葬，人骨保存较差，下肢骨残缺。经鉴定死者为40岁至45岁的男性。随葬的1件细绳纹深腹陶盆放置于死者的小腹部。以上文化面貌与邯郸境内发现的磁县下七垣、永年何庄、峰峰矿区义井、北羊台等先商文化遗存基本雷同，均属比较典型的“漳河型”先商文化。

晚商时期的文化遗迹以墓葬为主，清理42座。均为小型的土坑竖穴墓，排列无序。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俯身直肢，葬具为“工”字形木棺或无。随葬品种类与数量都很少，个别墓葬则无随葬品。一般一墓随葬1件陶鬲，仅M16随葬1件陶豆，或位于墓主头端或放置于脚端，有的墓中还发现有死者口含贝葬俗。如M22墓主为35岁至40岁的男性，俯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西，口中含贝，脚部右侧随葬1件陶鬲，葬具为木棺，仅见棺痕，两侧板出头呈“工”字形。多数墓葬有二层台，部分墓底设有腰坑，坑内狗骨架多腐朽，头向不明。根据随葬品形制判断，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和第四期的墓葬各1座，其余则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和第三期。本期的灰坑坑口形状多为不规则形，面积大且深，出土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和第四期。

战国汉时期的文化遗迹较少，灰坑中多出土泥质灰陶瓮、碗、钵等。另外清理的1座瓮棺葬，系由2件泥质灰陶瓮残片扣合而成，儿童骨骸保存较差。

隋唐时期的文化遗迹也不多，典型单位如H255，坑内放置1件大陶瓮。出土时瓮身略有倾斜，但基本保持埋藏状态，几乎占满全坑，瓮口上覆盖1个近矩形石板，未掩处加覆红陶片，瓮内中空，近底部有疏松的灰白色土。M1为土坑竖穴，在墓主下颌骨处发现1枚五铢钱，可能为口含葬俗，左肩上部随葬1件青瓷碗，头部东侧墓圹上发现棺钉1枚，推测有棺。仰身直肢葬，人骨保存情况较差，经鉴定墓主为约40岁的男性。根据随葬青瓷碗内的3个支钉烧造痕和五铢钱上“五铢”的字体风格（疑为隋五铢），初步推断该墓年代为隋唐时期。

邯郸薛庄遗址地处太行山东麓南端，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其中发现的龙山、先商与晚商时期文化遗存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这不仅有助于考古人员对冀南地区龙山文化遗存性质与年代的进一步了解，更将有助于改变先商文化分期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从而推进先商文化的综合研究。此外，在薛庄遗址发现的晚商遗存与安阳殷墟基本相同，但在葬俗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