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史华（？—1966），原名许定梅，文人，曾在1950年参与创建私营出版社——泥土社，其本名不见经传，但因后来卷入胡风事件而声名大振，乃至今日仍有人提起。

许史华是泥土社的老板，但他的经历鲜为人知，只知他原名许定梅，浙江宁波人，曾写诗，能干，与尹庚、耿庸要好，1947年参加过贾植芳和尚丁等人组织的“我们的俱乐部”的进步出版活动，后由尹庚介绍到浦东中学任教。在胡风夫人梅志印象中，许史华“个子不高，圆脸，很能谈，看得出有过不少的生活经验”。

2003年，上海的陈梦熊请张禹为许史华作小传。可张禹虽与许史华交往约五年时间，却并不知晓许的有关经历。

但是，张禹的回信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我在1949年冬到上海，持朋友尹庚的介绍信找到许史华。当时史华在上海总工会下属劳动出版社工作，自己另外办了个小出版社——动力社。尹庚计划编辑一套丛书，把我的一本小册子——《台湾二月革命记》收在丛书中，交史华的动力社出版。这是我认识史华的开始。次年春，劳动出版社认为许史华在业余自办出版社属于非组织活动，且有影射之嫌，把史华开除了。因而他就与我们(尹庚、胡今虚和我等)商量，办起了泥土社。

记得大约在1950年春的某一天，《解放日报》曾刊载劳动出版社(或其领导单位上海总工会)开除许史华的消息，篇幅不小，列了许的不少‘罪错’。”

张禹所说的报道刊登于1950年4月1日《解放日报》，标题为“许定梅胆大妄为伪造《共产党员读本》劳动出版社负责人疏于检查应予惩戒”。文章说，许定梅擅用“动力出版社”的名义，先后编印《共产党员读本》等书籍，并盗用劳动出版社经售和劳动印刷厂承印的名义发行，以图影射谋利。检查这些书籍的内容，都系抄袭拼凑而成，粗制滥造，错误百出——像《共产党员读本》这类的书，为了掌握党的高度原则性，保证对工人阶级对人民的正确领导，除了党的领导机关外，任何人不能私自编印的。

在4月1日至3日，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还连续三天刊登“紧要启事”，告知读者已解除许定梅副经理职务，经理黄履冰调任其他职务，另派吴从云暂行代理。请各有关同业商号一周内来社处理银钱账目等未了手续。并声明，嗣后许定梅在外一切行动与该社一概无关。

尹庚主编的那套丛书叫“光与热丛书”，取鲁迅“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之意，计划有胡今虚《论鲁迅》、尹庚《鲁迅的故事》、易山《鲁迅旧诗新考》、莫洛《人民的旗》、应悱村《石下草》等十五种，但动力社被查，目前所见只出版王思翔(张禹)著《台湾二月革命记》、胡今虚编《论鲁迅》，其余都夭折了。

许定梅大概由此改名许史华了，并与尹庚等人商议重起炉灶，成立泥土社。但他已不便公开出面，因而请应悱村任发行人，尹庚任主编。但应悱村只是挂名的负责人。尹庚不久即离开上海到外地工作。胡今虚原来就在外地工作，参加过几次商议就不再来了。而当时张禹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工作，每天上班之余便承担起编稿任务。许史华则是泥土社唯一的专职人员，既是老板又是员工，里里外外一把手。

泥土社因出版胡风著作而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也因此遭了殃——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黑据点”，胡风及胡风分子在泥土社出版的书即成了禁书。当年7月28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在附录的书籍目录中，泥土社出版的就有二十多种，除胡风外，还有绿原、路翎、罗洛、张禹、耿庸、牛汉、化铁、贾植芳等人的著作。

吴奔星、卫俊秀等人因在泥土社出版过著作，也受到牵连。为泥土社设计过标志和封面的章西厓，亦莫名入狱。

许史华到贾植芳处取稿，一进门就被扣住逮捕了，一关就是11年，出狱后，才知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已改嫁他人。许去找妻儿，被妻的后夫斥出，见不着妻子、女儿，他回到空无一人的住所，悬梁自尽，几天后，在其窗外玩耍的孩子无意间发现他家里有人挂着“荡秋千”，他的死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