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伯建，名廷植，号蟫堪、阿植、补茅主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一九九八年。生前为民革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协副主席、顾问、重庆诗词学会顾问等。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书坛泰斗郭沫若、沈尹默、于右任、潘伯鹰等全国名家云集重庆，而这些书法家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他们在重庆成立了著名于大后方的文学团体《饮河诗社》。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俞平伯、朱自清、叶圣淘、高二适、潘伯鹰、郭绍虞、缪钺、沈祖棻、唐圭璋、萧涤非、何鲁等知名人士都是该社社友，1942年伯建先生经伯鹰先生介绍加入了《饮河诗社》，在社友中与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陈匪石、吴宓、叶石荪、曾履川、吴稚鹤、曾小鲁以及谢稚柳、李天马、黄稚荃诸先生更加稔熟。后来，该社在上海成立理事会，伯建先生亦当选为理事。

红岩雅集

一九四三年春，饮河社友在重庆红岩村当时的农民银行举行「春稧诗会」，到会的有靳志、张总祥、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曹纕蘅、曾履川、沈羹梅、吴稚鹤、徐曼略、曾小鲁、李次贡、顾翊群、陈方、陈仲陶、钱问樵、谢湛如、陈其采、王幼遴、冒孝容诸先生，以刘禺老年七十为「祭酒」，而伯建先生与如皋冒孝容先生均三十岁，是座中最年轻的。席间以杜工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分韵，伯建先生得「好」字，因填《宴请都》词一阕：「暂谢京尘扰，收梅雨，倚云萝岫闲到。华榱并席，危栏一角，障空烟渺，青青望极汀洲，寄情向红岩坐啸，问意中如此天涯，江山几供文藻。今朝美聚东南，华颠耆宿，白袷人少，雄关枕黛，清江饶绿，万螺争笑。军麾白羽频传，看挥尘，兰言更饱，定后期，觞咏承平，披襟自好。」在三十三年后，即一九七六年，民革诗社在红岩纪念馆集会。先生旧地重游，感慨颇多，因填《临江仙》一阕：「绿送嘉陵春易晚，山堂满座耆英。咏觞曾不羡兰亭，倚风花并舞，穿树鸟吹笙。三十三年谁尚健？发华来对峰青。红岩高处听江声。眼中前后浪，心上古今情。」追忆当年盛况，感念那时参加诗会的前辈和老友大多已经作古了。

孤桐赠字

1946年8月，原中央银行副秘书长曾履川在罗家湾“颂橘庐”寓所宴客。赴宴者有章士钊（字行严，号孤桐）、陈铭枢、沈尹默、乔大壮、沙孟海、曾竹韶、黄墨谷（女）夫妇、潘伯鹰、许伯建等。席间，词人黄墨谷请章士钊书写条幅，许伯建也向章老求墨宝。章士钊一时未允。潘伯鹰在旁对章老说：谁能背诵您的诗词，就先给谁写！许伯建听了这建议，立即背诵了当时章在《新民晚报》副刊登的鹧鸪天词：“大字雄奇小字腴，黄庭亲见写成初；匆匆二十年华过，犹记榕阴卷袖余。郎意苦，父书芜，魏公援手旧模糊，伤心老滞秦关客，却答文姬陇上书”。章士钊听后很高兴，即将此词同时书写两幅，分赠黄墨谷、许伯建。但不幸在1949年重庆“九·二”火灾中被烧。先生痛心，于1952年书函托潘伯鹰转章老补书。当时章士钊于寓居香港，接潘转信及时为许伯建补书被烧原词，同时作鹧鸪天三阙答许伯建，其词曰：退笔如山杮叶枯，先生少贱艺终疏！怜他人老书难老，惭愧书家五不书。从故我，看今吾，一生多事苦枝梧。祝融扫却涂鸦了，又劝神仙饲蠹鱼。小小罗家湾酒溢巵，西游东下又西时。饶他一代扶轮手，幻出文章跌宕奇！些小事，万千思，秦关摇扎本文姬，父书满屋曾难抵，幽愤穹庐四字诗。一纸肖娘杳不存！廿年匆过事重论；潘郎清润终须老，又况当年父执尊？人异境，梦同温，惮烦许子不忧烦，料应风雨高楼夜，海气昏昏鬼撼门。

书法东渡

一九五六年，文化部决定组织「中国书法研究社」，这个可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前身的组织，由当时还健在的前清翰林陈云诰任社长，章士钊、溥雪斋为副社长，张伯驹为总干事，郑诵先为驻会秘书。第一批社员有五、六十人。四川五人：谢无量、刘东父、许伯建、伍莹、蓝菊荪。

一九五七年，文化部和对外友协组织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作品赴日本东京展出，这是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第一次大型交流展览。研究社八十余名社员送来作品四百余件，在颐和园长廊进行评选，选出入展作品一百件，伯建先生的行书条幅入展。在日本展出引起轰动，参观者达三十多万人次。当时，日本最有名的书法刊物《书品》第八十六辑为此出了专号，其作品被日本帝国博物馆收藏。

学书传道

先生书法以行草为主，法宗「二王」。对《集王圣教》和《兴福寺半截碑》及《十七贴》等都曾细心临摹。他临书讲究形神兼备，强调悟性，精于笔法，注重个性与晋唐气韵的有机结合。创作上形成了自己不激不厉、平和典雅、极富书卷气的风格。

先生还雅好金石，对两汉印章和周秦古玺亦深有研究。喜以钟鼎文入印，力求古趣、雅正，为潘伯鹰、吴宓先生所激赏。潘先生曾请他治印数方，后收入《玄隐庐录印》一书。

1962年先生因病退休，因而躲过十年浩劫。这段时间他足不出户与《兰亭》朝夕相伴，临摹各种版本的《兰亭》就达一千七百多通。并对仰慕登门弟子细心指导，后生林立，成为重庆书协中坚力量，如：夏昌谦、缪经论、孙小平、苏大椿等。

许潘情深

许伯建与潘伯鹰的交游即在40年代初期，当时天津出版的《世界日报》也迁来重庆。《饮河诗刊》便在《世界日报》副刊上一周一期刊出来，由潘伯鹰先生主编。伯建先生早慕潘先生的才名，当年二十九岁的他将自己的两首诗寄给了潘先生。一周后诗刊出，潘先生登门造访。二人在重庆市道门口咖啡厅第一次见面，交谈甚欢，相见恨晚。几天后，伯建先生回访了潘先生，从此，二公逐成莫逆，可谓以文会友典范。

一九六六年潘先生重病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老友，而伯建先生则为了见老友最后一面，不远万里由重庆赶往上海与潘先生诀别，他们深厚的友谊成为文坛、书坛佳话。著名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把这则故事记录下来先后发表在“书法报”、《中国书法》等刊物上。先生亦在《补茅余韵》中也详细的纪录了此事。

好友品评

上海李天马先生评论当代书法家时，把伯建先生的小楷和郑诵先先生的擘窼大字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称赞当代书坛一大一小都是四川人。那就是郑诵先与许伯建，「郑愈大愈妙，许越小越精」。

吴宓先生则评其为：诗词书法篆刻之艺术三绝之雅士也。

上海谢稚柳评曰：余甞闻怀宁潘伯鹰数称伯建才藻花爤，未得瞻近。客腊同里蒋峻斎过渝州，得相会合，于其斎头获睹斯卷，云露玉屑，艶逸飘渺，再三读如解饥渴。犹憾伯鹰为绍介之晚耳。

上海潘伯鹰评曰：我有过举，伯建恕之，我有急难，伯建援之，人有訾謷者，伯建辩之。葢其为人之好文而和众，观其诗，读者考言以验事，其于温柔敦厚之教犹有所致疑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