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经”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老子和《道德经》

关于大道经

老子可以说是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长寿的思想家，——司马迁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而他的传记却又是大思想家中最短的，在《史记》中仅仅只有400多字。

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学生围绕，也没有释迦牟尼、耶稣那样得到众多信徒的虔诚传教，——这位“周守藏室之史”，他就是一个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给全世界奉献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

老子的《大道经》，在中国和世界的所有经典中，可以说是文本最简洁、文字最优美、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深刻而又最玄妙、最富启示意义、随着时间之流而越显其是影响最深远的经典。

在世界所有“世界性”的宗教和哲学之中，只有老子的《大道经》是唯一一部能够超越、并且能够沟通各种世界性宗教、哲学的经典。

不仅如此。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未来“世界哲学”的灵魂。

本书立论基础：“最高观念”

两千六百多年前所谓“轴心时代”——犹太人信仰的“一神教”、希腊哲学、印度的佛教、中国老子与孔子的学说等等，可以说是不约而同都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这个“轴心时代”形成的基本观念，造就了人类现在各种文明的“基因”，逐渐发展成为源远流长、具有较大影响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宗教与哲学。

世界性的哲学与宗教的最显著特征，便是都有一个最高的、或最基本的观念作为立论的逻辑始点，而且根据这个观念，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

别小看了这个“最高观念”。

作为个人，也许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存在，或者认为它的存在与否对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人类文明之所以在两、三千年前产生飞跃，形成所谓“轴心时代”，就在于人类开始有了“最高观念”的意识。

——它引导人类自我超越，追求崇高；

——它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的根本标志；

——它是一切良知的源泉；

——它是人类社会的交往能够从狭小的原始部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乃至未来全球化“世界大同”发展的灯塔；

——哲学的思考、真理的追求、宗教的建立和传播、道德的规范、政治与法律权威的合法性、文学艺术的灵感、科学研究的热情与兴趣、人生的意义、生存的智慧、民族的融合以及世界的和平等等，都离不开它的启示和影响。

这个“最高观念”，在我看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轴心时代”形成的三个不同的表述，——即佛学的“空”、宗教的“上帝”、而在哲学，就是“道”。

“空”，强调的是这个最高观念的“超越性”；

“上帝”，强调的是这个最高观念的“权威性”；

而“道”，强调的是这个最高观念的“哲理性”和“逻辑必然性”。

这三大概念，在我看来，都是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同一个顶点”，

但是正如《金刚经》所说的“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由于思想家各自的社会条件、各自生活体验不同，对这个“顶点”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理解和阐述，正如由同一顶点出发形成不同的射线，因而形成不同的宗教和哲学。

“首”“之”——第一重要的“道”

在关于“世界有没有一个开端”问题上，佛学的“空”与宗教的“上帝”，似乎形成不同的两极。

佛学的“空”，一切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强调是超越一切既定名相的“无上菩提”，是超越任何终极概念的“最高观念”。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变化过程，只有一定的“因缘”形成“一合相”作为相对意义上的开端，而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终极的开端。

而宗教的“上帝”，则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因。

那么，“道”呢？

在关于“世界有没有一个开端”问题上，老子认为，可以说“无”，也可以说“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他认为，这是同一个“最高观念”的不同表述，“此二者同出而异名”。

如果必需有一个开端，正如研究需要一个“逻辑始点”、座标需要一个“原点”、人需要一个“诞生”一样，世界也需要一个开端，——总之，无论宗教信仰、哲学思考、或科学研究，只要需要一个开端“一”，那么，老子就强调应当“道生一”。

“道者万物之奥”，——“道”也是所有“终极原因”的终极原因，是所有“最高观念”的最高观念。

“道”这个字，以往所有解读者都首先注重从它的所谓本义“道路”来释义，然后引申为“规律”、“逻辑”、“必然性”、“道理”、“真理”等等，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也很赞成这样解读。但我不满足于仅仅这样解读。我觉得老子之所以那么重视“道”，就这个“道”的文字本身，应该还有特别吸引老子的魅力的深意在。

“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谓诸子百家无论哪一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似乎自古以来所有著者、解读者以及字典的解释者，对这个“道”字字形本身却都熟视无睹，真是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的一个典型例子。

老子之所以说“（道）象帝之先”，是否与“道”这个字的字形有关？

只要直观、正视这个“道”字，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是由“首”、“之”所组成。

“首”，有“首脑”、“首先”、“首要”等涵义，“之”，有“引导”、“可行”、“遵循”等涵义。可见仓颉造字时对“道”字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就有极高的悟性。

纵观世界思想史，“道”实在是“首之”即第一重要的“最高观念”的概念。

这才是老子心中的“道”。

上帝与道：“道就是上帝”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一段的中文翻译：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英文版此句是这样的：

Before the world was created, the Word already existed; he was with God, and he was the same as God.

这样一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翻译，特别是“道就是上帝”，真是神来之笔，意义非凡，——

它把中西文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实现了水乳交融：西方“上帝”中国“道”。

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翻译是不可逆的。

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道”，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英文或其他外文的相应的翻译。“the Word”、“the Way”等等都难以表达“道”的丰富内涵，如果把“道”翻译成“God”，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有谁能接受？——西方“上帝”中国“道”，应该和而不同。

迄今为止，“道”的英译，唯一的办法，只能无可奈何音译：“Dao”或“Tao”。

在这里我想，根据对“道”是“‘首’‘之’道”的理解，是否可以对“道”作这样的英译？——

“The First”或“The Firstway”（可简化为“The Firway”）

——似乎这样翻译，比较传神。

黑格尔说：“哲学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

这一方面是西方哲学从“神学的奴婢”地位刚刚解放出来，还没有勇气张扬自我独立的旗帜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哲学的对象应该是可以与“上帝”等同的最高观念，应该是“唯理”的“上帝”，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最高观念的恰当表述，——他的“绝对理念”并不能等同“上帝”，只能孤零零局限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演绎。

黑格尔可以说是一位纯理论哲学家，他可能缺少一定的“宗教体验”和修养，也没有认真研究、在当时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翻译文本让他认真研究过东方哲学、特别是老子的思想——他对他所十分不了解的东方哲学却表现得十分傲慢，竟认为“在东方人那里，我们只看到枯燥的理智”，他不明白、不理解、也许是不愿理解，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对他所意识到的哲学的对象应当是“唯理”的“上帝”，已经作了明确的表述：“道”。

宗教的“上帝”，超越于一切人之上，居高临下，令人敬畏，教人遵从道德戒律，教人“爱上帝、爱人如己”，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样的教导，能使人超越家庭、部落、民族、党派、国家等等局限性，从而形成世界性的宗教。问题在于，宗教强调“信仰高于一切”，这样，尽管大家都承认上帝是“唯一”的，但是，不同的宗教、或者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教派，对上帝、对教义的理解却是千差万别、甚至根本对立，——谁都认为自己信仰的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异教”或“异端”，这样，不同的信仰，就难以调和，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是非、善恶、矛盾、冲突甚至战争，都与此相关。

怎样解决宗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老子说：“神得一以灵”。我想，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各种宗教、各种教派，应当在我们各自的信仰的“最高信仰”其实是“同一个上帝”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上帝之道”，寻求对“上帝之道”的共识，才能化解历史的恩怨和现实的具体的矛盾。

“老子化胡”新说

“老子化胡”，在中国佛教与道教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引发争论千年的故事，而在我看来却是一个很有趣、很有内涵的传说。

《老子化胡径》是公元300年前后、西晋时的道士王浮所作，主要观点是讲老子西出阳关之后，并不是到什么地方隐居了，而是西渡流沙、入天竺，化为佛陀，教化胡人，创立佛教。

其实，在王浮之前，便有“老子化胡”传说——如“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后汉书·襄楷传》）；“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魏略·西戎传》）。

传说难以为据，而王浮的书白纸黑字，佛教认为此书是一部伪书。于是触发了佛教与道教的长达千年的关于此书真伪问题的争论，北魏孝明帝、唐高宗、唐中宗、元世祖时僧人与道士之间还为此进行过好几次很激烈的宫廷辩论。

这些辩论毫无意义，所以只能不了了之。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其蕴藏的内涵，就是老子思想与佛学可以相通，这对于佛教无论是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化流行还是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兴，却都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老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佛学都是可以相通的，例如：

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与佛学的一切皆空，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老子讲“道生一”，这与佛学讲事物都是一定“因缘”缘起产生的“一合相”，也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老子讲“圣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这与佛学讲“普渡众生”也是完全相通的。

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讲“玄德”，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与佛学讲“禅定”、讲“清净心”，也是完全相通的。

佛学的“空”，一切皆空，着重于自觉和超越、特别是对自我的超越和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追求心灵的清静、追求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因而，佛教比较“出世”。

而正因为比较“出世”，所以佛学对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对于“治国平天下”，似乎也就不太关心，对如何在现实社会中“普渡众生”、建立“人间佛教”，也缺乏“具体的理论和办法”。而老子的“圣人”学说，既可“出世”自隐无名，也可“入世”——“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道立天下”——在“入世”这方面，老子思想正可以“补”佛学之不足。

“佛”的本义是“大觉者”，而老子无疑是一位大觉者。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就完全可以“化胡”成“佛”。

《金刚经》讲“一切法都是佛法”，佛学的新兴或新兴的佛学，我想，是否应该把老子的《大道经》也作为自己学习的经典呢？

而对于道教来说，“老子化胡”似乎可以、而且应该有全新的内涵。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本身也应该有适当的改革，——请道教界的朋友深入思考“为什么尊老子而不是尊黄帝为教主？”——在学习和弘扬老子思想方面更应当有新的建树，应该有全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道与哲学

“道”是哲学和科学的“最高观念”或“最高范畴”，也许有一些哲学家、科学家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在古今中外各种哲学和科学中，对各自的“最高观念、概念或范畴”有种种不同的表述、有各种各样的“名”，例如上帝、天、自然界、太极、虚无、存在、本体、本原、本质、逻各斯、绝对理念、绝对律令、命运、主义、基本规律、真理、定理、公理、天理、逻辑始点、以及宇宙大爆炸假说的“奇点”等等，都是一定的人在自己的思想研究或信仰中形成的“最高概念”。

试以这些概念与“道”作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某某可以说是道，但某某不等于道”。

例如：

我们可以说“逻辑是道”，或者可以说“道是逻辑”，但是，显然，“逻辑不全等于道”。

我们可以说“真理是道”，或者可以说“道是真理”，但是，显然，“真理不全等于道”。

我们可以说“规律是道”，或者可以说“道是规律”，但是，显然，“规律不全等于道”。

我们可以说“道就是上帝”，同样，也可以说“道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太极’、‘本体’、‘本原’、‘绝对理念’、‘命运’或‘某某主义’”等等，但是，显然，它们之中每一个都“不全等于道”。

至于“天”、“自然界”、“存在”、“虚无”等概念，也都是如此。例如，老子第一章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对它们作了令人非常感叹而又绝妙的概括。

只有“道”，才能成为哲学（包括科学）无可争辩的“最高观念”，是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所有“最高观念”之中的“最高观念”——

是否承认这一点，期待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科学家的沉思、体验、顿悟和思辨。

哲学定义

什么是哲学

哲学可以为一切学科概念提供有关“定义”的逻辑方法，但自己竟然除外。谁也想不到，哲学的定义，即“什么是哲学？”居然成了哲学家的世界难题。

世界上竟然没有什么学科，比得上“哲学”那样难以定义，——哲学家众说纷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公认的“哲学”，有的只是某某哲学家的“哲学”、或某某主义的“哲学”。

什么是哲学？曾经担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哲学家安东尼·昆顿在为《现代思想词典》撰写的“哲学”词条这样感慨：“这是一个若用一个简单界说加以定义就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也许正因为哲学是一个“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不列颠百科全书》干脆不设这个条目，只是在“西方哲学史”条目之下设了“哲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子目。它说：“在各种各样的界说中，很难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种共同的因素或为‘哲学’找到某种中心含义，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定义。”

既然有许许多多可以称作“哲学”的东西，那么，它们总有相通之处吧？

黑格尔说：“无论哲学派别如何分歧，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哲学。”在他看来，各种哲学正如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樱桃、苹果、葡萄，都是“水果”一样。

这句话似乎说了等于没说。问题仍然还在：什么是哲学？

从这个“众说纷纭”事实，可以得出哲学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自由”和“自觉”。

尽管我不赞同黑格尔哲学的定义——，但是，我很欣赏他说的这段话：“真理只有一个——这乃是理性的本能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直觉和信念。”（同上22页）他还说：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作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

这些话简直就是对老子“道者万物之奥”的翻译和解读。

无论各种哲学是如何的不同，无论它们如何的对立，它们之所以能够称为“哲学”，是因为有一点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对“真理”的自由而自觉的追求，——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道”的自觉追求。

正如哲学的定义众说纷纭一样，哲学的著作浩如烟海也没有公认的经典。如果要推选一本“哲学”的权威经典，那么，我认为，《老子（大道经）》，当之无愧，——随着世界性的哲学研究和交流，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会形成这一共识。

为什么哲学？——大道朝天，各人自便

哲学既不是生产的必需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为什么哲学？

我想，哲学就是“为‘为什么’”。

当你开始“为什么？”的时候，可以说，你就开始了哲学——哲学就是“爱‘为什么’”即“爱智慧”而产生。——一个人如此，一个古代氏族部落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即使最简单的“为什么”问题，都可以引导你追求知识和智慧、去进行无穷的探索。

例如，1+1=2

为什么1+1=2？可以有不同答案吗？

可以 1+1=10 为什么？二进制。

为什么一般情况下用十进制？

如果可以说“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 1个苹果+1个雪梨=2个水果”，那么，“1个苹果+1个鸡蛋=？ 1个男人+1个女人=？” 能不能相加？为什么？为什么抽象的1和1可以相加，而具体的1个东西和另1个东西却不能随便乱加？

人类为什么会产生抽象的1、2、3、这些数字？等等，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一般都对1+1=2 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算术运算的大前提“十进制”我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早已在此基础上“安心立命”。

如果我们需要 1+1这样的算术运算，我们就需要建立“十进制”、“二进制”或“三进制”、“十二进制”等这样的运算共识或大前提来“安心立命”。

而当我们思考“世界为什么这样”、“人生为什么活着”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个赖以“安心立命”的大前提——即所谓“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我看来，所有哲学和宗教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安心立命”。只不过，由于我们自己的自觉或不自觉、因循或选择某一种宗教或哲学而各安其心、各立其命罢了。

大约一千年前，宋代张载说，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哲学家、思想家，可以说是最自觉安心、但又确实是人类中最难安心的人。人生、社会、世界似乎总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需要他们沉思冥想。

历史上的不少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确实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宝贵思想，不仅是他们那个时代“时代的精华”，而且是影响久远的、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他们自觉觉他，如两千六百年前所谓“轴心时代”的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摩西、释迦牟尼等等，便是这样真正的“大觉者”。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他们讲“普渡众生”，绝不是用强迫手段，而主要是靠著书立说、“言传身教” 启发、引导人们“自觉”，简言之，就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

但有些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一些理论、不是为了首先能“安下自己的心”，就往往热衷于以自己的理论“标新立异”，以为自己的理论“唯一正确”，可以“救世”、甚至以为可以用来强迫为别人“洗脑”、可以“改变世界”了。

老子对年青孔子所说的语重心长的话——“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一方面，可以说是老子自己的人生经验之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哲学家、思想家的忠告。

说“安心”，似乎很简单、很容易。人们相互之间也常常说，碰到困难、疾病或不如意的时候，要“安心工作”、“既来之，则安之”或“随遇而安”。

但是，究竟起来，我们的心实在是很不安、很难安的。为什么呢？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欲望、希望、利益或理想追求，有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需要思考、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变化迅速的现代社会，似乎信息越多，知识越多，我们的欲望却也越强越多，人们的心越难安。

就“安心”来说，哲学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哲学主要特点是个人的思想，努力寻求自己安心立命、解释世界的学说。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统一的哲学，而只有一个个以某某哲学家命名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独立思考人生问题，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宗教的特点是群体的信仰，是帮助人们安心。对把大多数时间忙于谋生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很难有闲暇去思考什么哲学问题，他们确实需要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有着类似宗教关怀的社会团体组织，使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认为，就其药用或积极方面来说，是非常准确的。宗教，确实有安慰、镇定或净化人们心灵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而人们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也往往产生相当程度的依赖感，“宗教生活”成为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对宗教问题，可以进行哲学化的思考，这便形成了各种“神学”；而把某一哲学作为独尊的官方或公共的意识形态，则可以说是把这一哲学“宗教化”了，这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安心立命”、对于形成社会共识，有相当大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相类似的宗教功能。

在过去几千年里，人类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崇尚暴力”、“崇尚强权”、“崇尚神权”、“崇尚金权”、“崇尚民权”的时代，而老子主张“以道立天下”，——我认为，大道朝天，各人自便，才是真正的“让世界的哲学成为哲学的世界”，让“大道”哲学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自然、自由并自觉“安心立命”的共识和基础。

哲学“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又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的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个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提出，本来只不过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原先作为“神学婢女”的欧洲哲学现在要向宗教宣告独立和解放，并且要在“认为不信宗教的只是一种怪物”的社会信仰氛围中，割掉宗教的脐带。所以，恩格斯所谓“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仅仅只是针对“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才尖锐提出来的.。

恩格斯在写了上面这段话之后，似乎有所预感、马上作了补充说明：“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恩格斯似乎预感到的“混乱”还是以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可怕的发生了。

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兼“最高问题”，困扰了我们很多年。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似乎成了划分哲学家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是非标准，甚至是恐怖的是否“反动”、“反革命”的标准。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方哲学“一个埋葬一个”的传统、与中国历史“独尊某学罢黜百家”的传统，可以异曲同工或异工同曲。中国的哲学家几乎全体“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所谓中国传统哲学也几乎全部被埋葬。

在这场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有哲学家进行认真的、如今看来又非常荒诞的“唯物还是唯心”分析评判过程中，老子在那些似乎所向无敌的“哲学家”眼中成了唯一一个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最典型的“不倒翁”,《大道经》成了他们无法回避、只能在山脚自相争吵、却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提法，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几乎所有哲学家都熟视无睹的问题：它们是同一的吗？

“基本”与“最高”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

全部哲学基本问题，毫无疑问，确实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那么，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一般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是追求尽可能高的“存在之道”。

欧洲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似乎一直没有深入思考“宗教教会”和“上帝”的区别，其实，束缚他们思想的是教会的权威，而并不是上帝的权威。他们庆祝自己的解放，把教会的束缚和上帝一起抛弃。

欧洲哲学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争论得你死我活，主要就是虽然抛弃了“上帝”，但没有形成哲学上的能够对宗教的“上帝”取而代之的“最高观念”。无论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尼采的“超人”、唯物主义者的“自然界”——“没有上帝的上帝”等等都无法取代“上帝”的权威。

在这方面，老子的《大道经》所论述的“道”，在不久的将来，无疑一定会对西方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09 “哲学是科学”，还是“科学是哲学”？　欧洲哲学家从宗教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抛弃了“上帝”，并没有使自己真正独立，而是从从前的“神学的婢女”变成了现代的“科学的随从”。

许多哲学家把自己哲学，定义为“……科学”。

例如黑格尔就是如此：“哲学应当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哲学史讲演录》21页、17－18页、32页）

非常有趣的是，当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时，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惠更斯等，指责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却是“形而上学”，是“非哲学”。理由是，力从一个物体传给另一个物体，必须通过接触，而万有引力竟然在相距非常遥远的天体之间发生传递作用，这只能是“形而上学”。——请注意：这里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哲学”的别名；而指责万有引力理论是“非哲学”，便是不承认它是“科学”的意思。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涵盖科学，后来许多哲学家、科学家，也习惯把科学称为“自然哲学”，而现代的许多哲学家却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是什么什么‘科学’”了。

究竟“科学是哲学”还是“哲学是科学”？

在我看来，科学和哲学在本质上都是对“真理”、对“道”的追求，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或范围的不同。一般说来，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有限的、可以实证的东西；而哲学的对象，由于“道在万物之中”而显得包罗万象。因此，每一科学就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来说，尤其是它立论的“逻辑始点”来说，其实都可以说是“某某科学之哲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新兴”时期，——真正动摇教会权威的确实是可以“实证”为“真理”的科学。

灿烂辉煌的现代“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

于是，科学不仅在一般人们、而且在哲学家心目中，具有极大的权威。哲学家在科学家面前显得自卑起来，以至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先生认为现代哲学家已经丧失了对整个宇宙世界的解释能力，这“宇宙世界的问题”只能由他这样的物理学家来承担了。

我非常敬重霍金先生，霍金这样的物理学家的努力，对人类认识宇宙世界无疑有极大的贡献，也对宇宙哲学的认识无疑有极大的帮助——或者他们自己无意之中成了哲学家。正如牛顿在万有引力等物理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他就为“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困惑不已而去深入研究宗教神学即哲学一样。

我认为，“哲学”在“科学”面前，无须自卑。在所有“科学”最基本的理论方面，都必然是、依然是“哲学”，或者，需要求助于哲学。“哲学”不仅无须自卑，相反，应该为“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感到由衷的高兴——“科学”的发展，就是“自然哲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为整个“哲学”的发展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在“科学”方面，我想，也不要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过于骄傲陶醉。当前，在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基因科学、病理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的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似乎难以解决的困境或“滞胀”状态。

这些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也许能从老子对“道”的论述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启示。

政治是统帅哲学是灵魂

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人类社会无疑是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政治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内容。

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化的类存在。个体的存在，使人倾向自然的自由；而社会存在，使人必然倾向“政治”。

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干脆：人是政治动物。

黑格尔说：

社会和国家正是自由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生存于国家之中，对每个人都是绝对必要的。（《法哲学原理》）

而毛泽东更是强调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说：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正如“什么人”当军队统帅一样，我们可以追问是“什么政治”当国家的“统帅”？

这不能不是哲学问题——在相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什么人”、他的“什么样的哲学”决定什么样的政治。

所以，哲学是政治的灵魂。

如果说，老子所说的“以道佐人主”。可以说就是承认“政治是统帅”；那么，老子所说的“以道立天下”，就是认为“哲学应当驾驭政治”。

而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应该为王。否则，国无宁日，世无宁日。

从“哲学是政治的灵魂”观点看，以往许多解读者认为老子《大道经》，就是讲“君人南面之术”即“帝王术”，是很有眼光的。但是，他们看重的似乎只是与韩非所谓“法、术、势”、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所谓“既是狮子、又是狐狸”、尼采所谓“权力意志”差不多的什么“阴谋权术”，却完全不懂老子“以道佐人主”和“以道立天下”是何等光明正大的圣人政治！

这里，与“轴心时代”其他圣贤相比较，老子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是“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其目标指向，主要是“治大国”乃至“天下大治”的“大政治”思维。

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一个小国，虽是王子但立志出家，不问政治，也就没有什么兴趣研究政治了。

古代犹太也是中东小国，生存条件比较恶劣，且是单一游牧民族，难以安居就难以谈安定的政治思想，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古希腊是地中海边的众多城邦小国，商业贸易比较发达，所以城邦居民比较崇尚自由和民主，古代哲学、科学以及政治理论就在他们之中产生；尽管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大方便的条件下，他们毕竟有“小国”的局限，缺乏大国的视野和“天下”的思维。古希腊的哲学家，还缺少“大政治思维”的大气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只能是一个“小城邦”。

孔子与老子同一时代，生活在一个有好几百年历史、从辉煌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的周末春秋混战时期，他虽然有大国“大政治”的思维，但是，他所谓“吾从周”，也就是局限在周朝体制之内，强调“仁义礼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 比较偏重于社会伦理秩序方面。所谓“删定六径、述而不作”，则主要是文献知识方面的整理，孔子的“儒学”，主要是“君子”之学，“为臣”之学，也因而比较缺乏原创精神。老子所讲的则是“圣人”之学，“圣王”之学，完全超越周朝局限，提倡的是“致虚极、守静笃”，是沉思冥想，如何实现拨乱反正、“以正治国”、如何实现理想的“以道立天下”的天下大治？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就是政治文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的：《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我非常赞成“儒道互补”，不仅“儒道互补”，而且应该宽容百家——正如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补充一点的是，在现代，更应该虚心学习西方政治哲学、并善于吸收其精华。

要强调说明一点：上面所说的是古代“小国”，自然不具备“大国”那样复杂的社会政治系统，因而难以产生“大政治思维”。但是，这绝不是说现代世界也是如此。由于现代世界各国的人们的交往、交通、通信都可以“全球化”了，所以，现代的“小国”，一样可以“大政治思维”，——联合国的制度一个绝妙的设计，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从“小国”产生。011 圣人是人类社会的星星、月亮和太阳　哲学家应当追求成为“君子”和“圣人”。

圣人是“最高观念”的“人格化”。

人类社会需要圣人来“平衡”。

在现代民主社会尤其需要老子所说的“圣人”来“歙歙然为天下浑其心”。

古希腊哲学家早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

费尔巴哈说：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变为人本学，人乃是理性的尺度。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总是围绕它旋转，只有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结论出发，人的解放才具有可能性。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所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扬弃人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因为西方文艺复兴反对了“神本主义”之后，“人本主义”权倾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质疑这些话，人怎么能够围绕自身旋转？“人本身”怎么是“人的最高本质”呢？人要怎样的“彻底解放”？

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培根在《论无神论》一文中，就这样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说：

否认上帝的人，就是毁灭人的高贵。因为，人的肉体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人的精神方面不能趋向上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

无神论可以不承认“神”，但是无法否认具体的之人中存在的“神性”，无法否认存在品德高尚的“圣人”。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说过：

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人们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繁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尔（即成吉思汗）、克伦威尔这些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最伟大的人不是这些人，而是牛顿。

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假如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那么，象牛顿这样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杰出人物，才真正是伟人。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个世纪都不缺少，不过是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推崇牛顿，我想，正是推崇牛顿“追求宇宙自然之道与上帝之道”的精神。

而伏尔泰所说的“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我认为，无疑就是圣人。

我认为，人并不能成为人的尺度。因为，每个具体的人是千差万别的。种族、出身、职业、地位、财产、性别、文化、道德观、价值观等等，究竟以人的什么尺度来衡量具体的个人？

这应当是一个社会需要界定的“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一般地说，能够遵守“法律底线”是现代“人之为人”或“公民”的标准。

而能够遵守社会或宗教“道德底线”的，可以说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虔诚的宗教徒”或“君子”。

正如人类数学水平只能由数学家水平来衡量一样，可以说，圣人是衡量人的最高尺度。

一部人类史之所以能够形成“轴心时代”，充分说明，人类社会需要圣人。圣人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大，就如星星、月亮和太阳。

人人可以成为圣人

人类社会中的“圣人”当然为数极少。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因此，他也非常感叹“知我者稀，则我者贵”。

在《金刚经》里，释迦牟尼就说得非常直率：这部经典就是为“发大乘者说、发最上乘者说”。真正能够理解这部经典，“当知是人，甚为稀有。”

但是，也许正因为“甚为稀有”，反而使许多人知难而进。《金刚经》如此，老子《大道经》也如此。

我认为，圣人的出现不仅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有着每一个人都存在的“人性”基础。

中文的“性”，在我看来，实在又是一个很奇妙的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合起来，竟然可以有两方面内涵非常丰富的解读：一是“生心”之本，二是“心生”之升华。

“生心之本”，就是“食色，性也”的“性”。这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生命存在的“本能之性”，说难听点，就是人都有一定的“兽性”。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有种种解释，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动物所没有的“人性”。

当传说的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第一次用无花果叶或兽皮来“遮羞”之日，我认为，便是“人性”产生之时，人类从此形成了对动物性的超越。人类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从“遮羞”开始。因为人类特有的“遮羞”行为，才有与此相关的性的禁忌与伦理、性的神秘与幻想、婚姻与爱情、灵与肉等等人类特有的“性”的问题，也逐渐形成了更是人类特有的各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抒情的诗歌和文学。

不仅如此。“遮羞”，也使人类的“性欲”得以节制而升华，性的能量得以向精神方面的转移升华，使人类大脑获得了空前发展，短短几千年，便形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形成人类特有的“感性”、“理性”、“悟性”等等。

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便是一个社会对“人性”的基本规定。

人类社会，或者说世俗社会大多数人，虽然表面上“遮羞”，但是内心却充满各种欲望和追求。真的能对这些欲望自觉地加以一定的节制并使之升华，便是对一般“人性”的超越；超越的最高境界，便是“神性”或“佛性”。

“神性”是通过信仰、祈祷“神”的拯救而获得的超越性。

而佛性，则是通过人自己本身的修行而获得觉悟的超越性。

“神性”或“佛性”都是“人性”，都是在“人性”基础上的升华。

正如佛教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佛性”一样，在基督教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圣灵”——所以，我认为，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为圣人。

圣人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追求自由而自觉的思想者。如果说，自由思想需要“闲暇时间”的话，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理论上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享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所以，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富于“求道精神”，成为“追求自由而自觉的思想者”，在这样的社会，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科学家、哲学家、“现代的君子”乃至“圣人”。

当然，正如人人都可以下棋或登山一样，真的成为超一流的棋手或登上顶峰的人，都是极其稀少的。但是，尽管如此，喜欢参与下棋、登山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吗？

我认为“圣人”并不是神秘、高不可攀的人物，我心目中的圣人是这样一些人，——也许他们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不可能十分完美、圆满，但是，暇不掩瑜——

哲学家如古代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康德、恩格斯等等；

宗教家如佛教的释迦牟尼、慧能，基督教的摩西、耶稣，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等等；

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等；

政治家如古代中国尧帝、舜帝、汉文帝、耶律楚材，现代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解放黑奴的林肯、提出创立联合国的罗斯福、提出“幸福指数”的不丹国王旺楚克等等；

主张非暴力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曼德拉等等。

美国的如马歇尔等等大法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圣王”。

文学家如法国雨果、俄国托尔斯泰、索尔任尼琴、中国曹雪芹等等。

企业家如最近提倡“私人财产不再由子女继承”的比尔·盖茨等等。

社会上还有许多“自隐无名”、品德高尚、乐善好施的人；各种宗教、科学、艺术、各行各业都不乏追求各行各业之“道”的“圣人”的存在。

013 古希腊－西方哲学：“解剖”哲学

大浪淘沙。

苏格拉底披着旧长衫，在各种场合向人们拷问各种问题：什么是正义？你们所说的光荣、道德、爱国心，是什么意思？你们所说的“我”，什么是“我”？什么是最好的国家？等等。这个“苏格拉底的方法”促使了希腊哲学的发展——注重概念、定义、逻辑推理、思辩和批判。

“争论”、“雄辩”似乎是希腊哲学乃至现代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

他们深信：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于是，这也注定了古希腊——西方哲学家的命运。

黑格尔曾经描述过尽管“肤浅”但“不可否认”的哲学史的事实——哲学史所昭示的，不过只是分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成了一个死人的王国。一个杀死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它便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毫无价值，或自诩有了它，以前的一切哲学不仅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但是，正如《圣经》所说的：“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哲学史讲演录》22－24页）

黑格尔自己也超越不了这样的命运。

自从公元前六世纪形成所谓“轴心时代”以来两千五百多年，世界上有过许许多多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无疑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华。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历史滚滚奔流的长江里，他们都成了哲学史上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也成了哲学史上的“资料”。

黑格尔所说的这种“一个埋葬另一个”的哲学史本来并不适合东方哲学。例如中国的儒、道、释各家之间，尽管也有争论，也有政治“独尊”的强制干预，但是，总的来说，却没有你死我活，而是“和而不同”地长期共同存在，并行不悖。

然而，在“西学东渐”且渐成主流的二十世纪，似乎整个东方哲学也都被西方哲学“埋葬”了。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老子，经历了无数历史上的和现代的暴风雨洗礼，他的思想，以“不争之德”超然于各种哲学和宗教之上，化作永恒的“哲学之灵魂”。

——老子不仅仅只是黑格尔所评价的“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而且是整个世界的精神代表者。

就哲学形成一个学科或体系而言，古希腊－西方哲学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哲学概念、术语，都是古希腊－西方哲学所一再“解剖”、深入研究的成果。但是，惟独对“哲学”本身，却缺乏穷根究底的思考，尤其是对活生生的哲学的“灵魂”，既缺乏西方的虔诚的宗教感情，也缺乏东方哲学特有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感悟。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哲学重的是“知识”，而缺少的是“智慧”。因此，西方哲学家鲜有圣人——西方的圣人大都还是宗教徒，而很少是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存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世界流行“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相对于“现代主义哲学”而言。

所谓现代主义哲学，一般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从笛卡儿、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所代表的哲学。

其实，既然包括“古希腊哲学复兴”的所谓现代主义哲学，在我看来，就是“传统”或“正统”、“主流”哲学。

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人是宇宙的观察者、自然的解释者；

人的主观自我是认识的主体。

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认识、并改造世界；

哲学的任务和目的是寻求“绝对真理”，从而为一切知识奠定理性基础、为人生奠定行为准则、为社会建立普遍的共识。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强调他们——“终结现代主义的霸权”，要“摧毁、解构形而上学”，否认有“公认的理论基础或共识”、他们“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总体性的消解”，他们否定有所谓“本质”而“重视身边的表面现象”，研究的重心不再是“大树”（笛卡儿把人类知识比喻为“大树”）的树根、树干或树枝，而是落在地上的“零碎的树叶”。他们认为，“伟大的航行、伟大的目标”已经通通消失，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哲学寻求终极真理的愿望“根本上是乌托邦”，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王”或“科学之科学”，哲学应该“终结”了。

后现代主义似乎可以从现代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家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数学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等——找到支持他们反对现代哲学关于“总体性”、“体系性”、“基础性”、“绝对真理”或“本质”的根据。

同时，后现代主义似乎还从现代社会出现的难以解释的许多社会现象——世界大战、冷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网络世界、经济发展和危机、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等等——使人的“存在”或“非存在”成了严重问题，似乎普遍的“理性”、“人性”、“价值观”、“信仰”，“伦理道德”都出现了分裂、四分五裂、甚至支离破碎。

有一位哲学家R.H.麦金尼精辟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他说：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

后现代主义极力反对“总体性”，认为它必然导致“极权主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都热烈地“我行我素”，倾向绝对的个人自由，以自由的捍卫者而自豪。他们善于否定性的、解构性的社会批判，而不善于建设性的、具体解决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只能是苏格拉底式的“牛虻”，而不可能成为、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愿成为柏拉图理想的“哲学王”。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成为“非哲学”，我认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使我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并且，套用《金刚经》的“三段式”：佛说哲学，即非哲学，是名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类似佛教的禅宗。他们否定经典的权威，有如佛教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他们注重“身边的现象”、注重“零碎的树叶”，也如禅宗主张的注重“当下”、在挑水砍柴、吃饭睡觉之中感悟“平常心是道”。他们主张“非一致性”、“多样性”、“多元化”，也如禅宗主张“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他们主张“拒斥整体、陶冶个性”，也如禅宗之“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但是，他们缺少禅宗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明心见性”，就是“禅悟”。

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两个命题：“命题一，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命题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他批评哲学家“企图谈论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正是“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才需要我们去沉思冥想，需要禅宗大化流行的“禅定”，需要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需要“究天人之极”才能“通古今之变”。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一方面说明西方现代哲学，确实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挑战，也在遭遇“被埋葬”的命运；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哲学正在发生似乎有一种向古代东方哲学寻求智慧的趋势——我希望，“中国文艺复兴”能够与之积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