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反"运动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开展“新三反”运动的起因，仍然是对腐败现象严重性的判断。当时“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中央依然清醒地看到，由于“三反”运动范围仅局限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县及县以下基本没有开展，加之“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对官僚主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中，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民众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指出，“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当时的《人民日报》曾连续报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

干部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对此，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了“新三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从山东开始，由山东推向全国。这次运动重视人民来信，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运动采取了“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反”就是处理案件；“防”主要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建”是指进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新三反”运动不同于“三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脱离当时的工作单纯去搞运动，而是以实际工作为中心。通过这一运动，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