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张澜，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因而倾向于中共的抗日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澜对中共坚持抗日、追求民主的政策更是非常赞赏。1937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为此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张澜对国民党的独裁行动予以强烈谴责，同时与中共紧密联系，相互配合，揭露国民党的恶劣行径。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真相材料秘密散发出去。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