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25日，浙江仙居南乡农民，在中共仙居中心支部南乡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带领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20年代末，仙居县风、虫、水、旱灾害并臻，百姓苦不堪言。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广大农民怨声载道。

1928年，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在丰南乡的溪上、柯恩等地发展党员，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的影响下，第17乡（今寺前乡）下塘村贫农朱福真，拉起10多人的队伍在仙（居）永（嘉）黄（岩）边境“打富济贫”。1929年11月被编入永嘉红军游击队。朱福真在仙居的上张、柯思、十三都地区使游击队扩大到二三十人，并与上岙村的杨老海结为朋友。

此时，永嘉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徐定魁、泮善琴也来到上岙村，动员杨老海发展武装力量，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

1930年3月9日，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浙南领导武装斗争的胡公冕等，集中永嘉、仙居、黄岩等县边境的农民武装，在黄皮寺（当时属仙居，现属永嘉县）进行整编，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活动在仙居西乡的“浙西工农革命军”金永洪领导的队伍，和朱福真、杨老海领导的农民武装，均被编入该指挥部的第1、2支队。杨老海、朱福真领导的游击队计有130多人，在黄皮寺整编后，返回永、仙、黄边境坚持斗争。

6月，国民党仙居县政府再度派员到二十乡催缴田粮，刚到达上张村，农民陈春等带着近百人蜂拥而上，夺下土地陈报单和“田粮册”，当场烧毁。

还迫使“催粮官”检讨认错。从此，国民党在南乡的村、里政权全部瘫痪。

国民党仙居县当局无可奈何，把杨、朱游击队的控制区称之为“匪区”，声言“要调大军荡平”。在党组织和杨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人的发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请来铁匠制造武器，仅姚岸、塘园两村，就制造了土炮4门，火药枪35支。

同月底，南乡党组织向杨老海等传达中共浙南第1次代表大会精神。红13军所属的永嘉游击队负责人徐定魁、泮善琴也向杨老海介绍了红13军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发动农民，夺取政权。杨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深受鼓舞，分析了敌我态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仙居县城。他们分头进行了发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踊跃报名参加起义。杨老海还去永嘉、黄岩联系，寻求支援。徐定魁、泮善琴等表示全力支持。

南乡农民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和浙南红军仙居独立中队在西乡的活动，使国民党仙居当局大为恐慌。县长韦隽明哀叹：“出城五里都是共匪天下”。

并“要求省府飞派大队剿办、救援。”浙江省政府即饬保安队第五团“负责剿办”。7月下旬，县长韦隽明得悉杨老海、程小俄欲攻县城，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由县商会筹集经费，招收“乡勇”协助驻城的保安队5团2营6连守城，命皤滩保卫团团总王良喜、王元清待命来援；并派郑天英、郑云赶赴临海，向“浙保”5团求救，招收起“乡勇”100余人，加固了城防。

杨老海为夺取县城，命令各支农民武装于7月24日到塔木岭十方堂（在今大洪乡，系一座寺院）集中，到会者约1450人。永嘉泮善琴、黄岩戴元谱领导的队伍100余人也按时到达。是日晚，举行攻打县城誓师大会，发给参加者每人1条红布作为标志。25日，程小俄率领的临海农军近200人也赶到。参加起义的队伍加上沿途跟随来的农民，总数约2000人。起义领导人在研究确定攻城方案、明确分工后，即率领起义队伍连夜向仙居县城开进。

7月26日凌晨，队伍抵达县东岭，占领了各个山头。拂晓，队伍迅即冲向城东门。城内守敌鸣枪报警，关闭城门，拔掉吊桥，据险固守，激烈的战斗随之展开。领头的1名旗手中弹牺牲，后续者擎起红旗，涉水前进，包围了县城。但城墙系条石垒成，高6米有余，城脚内外各有一条3米多宽、水深过人的护城河。农军没有渡河和攀城的工具，只能在城脚迂迥。对峙了一天，仍不能破城。27日中午，驻海门（今椒江）的省保安队第5团2营赶到东门，驻皤滩的保卫团赶到西门，农军腹背受击。在此情况下，杨老海下令撤出战斗，退回南乡山区。接着，敌人就在城郊各村疯狂搜捕，先后20余农军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