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定义

产生背景

历史意义

基本定义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缩词，是洋务派思想家与实践者对待中西文化的总原则。

其主要内容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与西方的坚船利炮，生产技术一类的文化归并到一个体系之中，以改革清王朝的现状。

产生背景

1861年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首先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沈毓桂等一批留心时务的人都曾对此有所探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较早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沈寿康，1896年4月他发表了《匡时策》，其中有：“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的《议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全书四万言，对中体西用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发挥。

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顽固派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辩”，洋务派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原则，也是洋务派回击顽固派进攻的武器。中学，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不可变的。西学，即西方的生产技艺，可以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

洋务运动时期，甚至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直是当时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转引自阮芳纪等编的《洋务运动史论文选》，第328页）。说明“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涛汹涌之势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化，高势能的资产阶级文化同低势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殊死搏斗。“中体西用”正是这场交锋的天然产儿，虽然缺乏先进的社会存在基础使它仅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为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这种观念却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响着现代中国一些人的思想。

历史意义

从当时的时代来看，中体西用是当时可行的学习西方的方法。因为封建统治占统治地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还仅仅是开始。所以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新文化，如果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当时顽固派势力极大，“动以不谈洋务为高，有讲术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第一卷）。洋务派为了能在中国顺利办洋务，打出“中体西用”旗帜，宣称他们引进西学并非要改变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东西，而是洋为中用，强调中学为体，这样就堵住了顽固派以夷变夏的攻击，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落户。当时中国士大夫昧于章句之学，极力反对采西学之际，洋务论者甘冒离经叛道之大不韪，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兴办同文馆和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学生出国和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革新意义。

虽然西体中用的理念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这一思想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