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晖 广东省农经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一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和教育长达61年，坚韧不拔， 一生不倦， 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经济教育事业和农业经济学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从40年代至80年代， 整整50年的时间里， 吴教授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至今享誉海峡两岸。

吴教授生于1913年，青年时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1933年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并留校任教，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于1938年11月获伦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祖国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全国人民奋起进行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青年才俊，爱国情深，吴教授毅然回国赴难，辗转于当年底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即被原中央大学（时在重庆) 聘为教授，大器早成。1941年8月，他应浙江大学（时在贵州湄潭）竺可桢校长之邀，任浙大教授和农经系主任，次年又兼任该校农业经济研究所主任并开创了浙大农业经济学研究生的指导培养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纷纷“复员回乡”，吴教授亦于1946年4月回到广东，受聘于中山大学社会系。1946年11月，吴教授应当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邀请，重回中央大学执教，并任该校农经系主任和农经研究所主任。全国解放后，吴教授到中山大学任教。1952年11月，华南农学院在原中山大学农学院基础上成立，吴教授留教于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 ，直至1984年底离休。1990年8月，吴教授逝世于广州，享年77岁。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吴教授耕耘不辍，著述达300余万字。他学识渊博，态度严谨，深思熟虑，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对农民生活的提高及地位的改善，提出过很多深刻、独到且至今仍然给人启迪的科学意见。

在40年代，吴教授从我国为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大力呼吁“农业建设实为当前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直言“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主张“立国宜农工并重”。他认为，我国农业建设必须解决农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三大方面的问题，应分别由农业技术学、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去研究和寻求解决方法。农业技术学“研究如何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提高产量及品质”。农业经济学“研究如何改善农业经济，以增大农民个人及国家社会的利益”。农村社会学“研究如何改良农村社会组织与文化”。“它们的共同的主要目的都是求较好的农村生活”。

三者中，吴教授认为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性实属最大。“因为农业经济是农村社会的基础，必须经济改善，社会组织才能健全，社会文化才能发达，农村生活才能提高，此乃显而易见之事⋯⋯但若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则增产未必能够实现，纵产量增加，亦未必对农民个人及国家社会有所裨益。”我想，这至今仍然是“显而易见之事”。

吴教授还强调，农业经济学研究和农业政策的厘定应“能使农民与国家社会兼受利益并使总体利益达于最大”，为达此目的则要同时注意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方面，虽应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这一意见，不单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说是正确的，就是我们今天部署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十分值得考虑。

吴教授生前对农村土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一书，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44年11月在重庆出版，后于1947年2月列为该馆“大学丛书”之一再在上海出版。该书可谓吴教授就我国土地问题及土地经济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之作，出版后倍受学术界推崇，至今依然。书中关于当时我国人口密度、人地比率、地权分配、农场规模、租佃成分及地租等的测算与分析，多为学术界接受和使用。他在书中首先强调我国土地问题的重要和极端严重。他指出，我国虽土地广阔，但人口尤为庞大，致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人地比率殊高， “若一个国家并不是农业国，那么耕地虽少，也还不一定发生严重问题，惟中国耕地既

那么少，而农业人口却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因此耕地不足或人地比例失调，便成为极端严重的问题了”。“就我国现况而言，⋯⋯若土地问题不得解决，则农业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问题必无法圆满解决。”今天，我们的土地问题一样的重要，甚至也一样的“极端严重”。

对极端严重的人多地少问题的解决，当然要做许多事情，吴教授当时即明确认为， “最有前途者，厥为发展工业，以吸收农业人口”，惟中国发展工业的条件，“第一是限制人口，使其不致随工业化而比例增长，第二是加速工业化的进行。”在40年代，他曾多次呼吁限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对中国人多地少问题之严重和限制人口过速增长持这样明确深刻认识者，吴教授当属最早之列。50年代初，马寅初先生发表其“新人口论”后，吴教授亦曾应约就我国人口政策撰写专文，惜未及发表， “新人口论”即受批判，该文稿只好废弃。

吴教授将土地问题分为土地分配和土地利用两方面，土地利用是目的，土地分配为土地利用提供现实条件。他认为，土地分配不均，集中程度高，是当时妨碍土地合理利用和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最基本的农村问题，呼吁尽快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土地利用方面，他认为农场过小、土地散碎和先现代的方法是土地不能合理和充分利用的原因，其中农场过小是最大的症结。改善土地利用之法是扩张土地的利用、经济土地的利用和集约土地的利用。扩张土地的利用，是消灭土地可用而未用之现象，增加可用地之供给，扩大农场规模。经济土地的利用，是实行耕地重划，改变耕地的过于散碎，使农家得到整个相连之大块田地，并制定法律，规定农场之最小规模和限制再度分割。集约土地的利用，即多加劳力资本，改进技术如兴修水利、改良和推广良种、施用优良化学肥料、科学防除病虫害、引用新式农具与机器等，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此，吴教授认为需要大力提倡合作农场制度，说“要中国农业完全现代化，必须推行合作农场制度”，因为农业现代化之科学化、机械化、工业化、商业化均须以合作农场为实行之基础。“土地若仍归个人所有，个人经营，每一农场面积，必仍细小，土地利用，必仍难期现代化、合理化”。

在40年代，农业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我国历史尚短。吴教授以其专业造诣，十分注重农业经济学的建设。他曾多次撰文，分别就农业经济学的范围、地位、性质、内容体系，以及研究途径与方法，提出完整的意见，并且十分强调农业经济学浓厚的应用性，主张我国农业经济学的建设“自不能不视国情而有所偏重”，农业经济学研究“自亦须如各国之视国情而定”。这些意见，都收集在其《农业经济论》一书，亦颇受学术界的推崇，对我国农业经济学建设和农经教育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50年代以后，吴教授依随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进程，先后对我国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管理、农业经济效益、农业区划与布局、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1963年，吴教授当选为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该会农业经济组组长。1964年，吴教授任广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农业经济组组长。80年代初，他主持农业部“农业技术经济研究”重点科研课题，主持编写了《农业经济与管理》全国统编教材。该教材出版后，吴教授即思考撰写拟名为《中国农业经济论》或《中国农业经济概论》的著作，以他一生亲见亲闻、亲力亲为的事实和经验，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的建设做出再一次系统的探索。他已形成基本构想并已着手搜集整理资料。奈何病魔无情，其贫弱之身不足供驱使，可恨天不假年，竟不容英才再展，吴教授此一宏愿未能实现。

吴教授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广东省农经学会1983年年会上的开幕词》(载《南方农村》1984年第1期) 。为这篇篇幅不大的开幕词，吴教授挑灯伏案撰写，修改增删多次。记得他的修改稿拿来让我抄正至少有三次。每一个修改稿，都是圈圈划划，稿纸上已没有任何可以再写文字之处，他删改文稿的次数之多可想而知，足见其治学为文的严肃认真，及对学会工作的尽力与负责。广东省农经学会成立的筹备过程中，吴教授积极协助各项工作。1981 - 1984 年间，作为理事长，吴教授协助组织学会的各项工作和各次研讨会议。

吴教授一生治学严谨，从不轻易为文，最厌恶那些抄袭拼凑言之无物的东西，认为那是纯粹的沽名钓誉，道德不良，绝非正直和有良知者所为。他对农业经济研究所抱宗旨是“要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之方法”，认为若对问题的解决无所裨益，则所谓之研究一文不值，抑或个人可能显赫一时，对社会对公众决无好处。这些都在他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农业经济的文章中写得明明白白。他自己身体力行，亦为对后学之基本要求。吴教授一生执教50多年，尊吴教授为业师者众。受业者中不少是海峡两岸的名人名家，社会栋材，对吴教授的道德文章，莫不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