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周天子更加衰微，对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无法行施。各诸侯国国君对国内土地拥有实际所有权。这表现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兼并、割让和授受土地，在国内也可封赏和接受土地。国家利用土地的一种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把土地授给直接生产者，以供盘剥。《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实行"受田制"，一夫百亩，"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管子·乘马篇》强调"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给民户。《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的目的也是要把田地分授给服兵役的民户。直到战国末期魏国还保留着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安王25　年（公元前252　年）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段律文译为今文是：从现在起，商贾（叚门）和开客店的（逆吕），以及"赘壻"这些身分下贱的人，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说明对平民是让立户和授给田宅的。秦国也实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种·田律》载："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顷入刍三石、槀二石。"①这一律文说每顷地应缴刍槀按所受田地数量缴纳，每顷缴纳刍3　石、槀2石。这条律文是秦曾实行过受田制的明证。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500　家为1　州，10　州为1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这些

①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

①　《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阖闾又作阖庐，下同。材料都说明战国时受田制是确实存在的。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对土地有占有权与使用权。

这里需要说明受田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并不绝对矛盾。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在春秋时已经产生，上引《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下的农民就是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产生后，就不免发生贫富两极分化，随着某种程度的土地转让或某种程度的买卖就可能发生。而那些贫困、破产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去后，遇到适当时机又会从国家控制的土地得到一份受田。究竟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是何时产生的，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有材料说明春秋末已出现了买卖土地的事例。《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载范蠡经商理论时说："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这里所谓"阳且尽。。阴且至"，是范蠡预测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理论，这里无法评论，重要的是范蠡主张时机到来之时，要迅速粜出粮食，收买田宅、牛马，到一定时机又卖出田宅、牛马，就可获利10　倍。这说明春秋末年范蠡经商时土地已可买卖。这条材料可能因为《越绝书》成书晚不为人所重视，不过从春秋末年商品经济发展到出现了范蠡这样的大商人，买卖土地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看，国家对土地是有最高所有权的，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控制权，并不妨碍在这种权力下土地私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①。这个问题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因此，不能因为战国时受田制材料的发现，否定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的产生、发展。

受田制下，1　户农民一般耕田100　亩。《管子·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管子·山权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魏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时的个体农民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王制》则说"百亩一守"。这种农民一般为数口之家。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孟子·万章》："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孟子·尽心》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样的农户，经常下地干活的应有一个劳动力和一个乃至两个半劳力。据《田法》记载可知，一个男劳力的年龄在16　岁到60　岁之间。年60　以上和14　至16　岁被算作半劳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国家赋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坏，这样的农民可以得到温饱。《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这种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约为收获的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说魏国的农民每年缴"什一之税"。

前引《管子·幼官篇》也载齐国平均每年收十分之一的田赋。《管子·大匡图篇》说："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五取

①　《左传》昭公三十年。

一。"联系上下文看是讲齐桓公九合诸侯时，每次都实行一些惠政，三会诸侯时令"田租百取五"云云，显然是临时措施，并非经常如此。《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征收十分之一为田赋。农民所负担的力役十分繁重，《管子·臣乘马篇》说："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山国轨篇》主张"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芸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荀子·富国篇》说："罕兴力役，无夺民时"。这都说明当时的力役征发十分繁重，常常侵夺农时。为征发力役，据《管子·度地篇》说，国家常在每年秋天登记户口，未成年人、老人可以免役，成年服役，废疾者可免除，轻度的残疾人半役①。除田赋、力役的负担之外，还有"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这说明"布缕之征"与"粟米"、"力役"的负担并列，是农民三大负担之一。这些负担，再加战国时战争频繁，临时性的征发繁多，所以农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这些农民人身受着国家的控制，不许逃亡。《管子·治国篇》说"逃徙者刑"，说明对逃亡农民的惩处是很严的。对不耕田的游惰者，也要严加处罚。《管子·揆度篇》说："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谇）之，当壮者遣之戍边。"这就是说对于能耕作而又不耕作的人，老的要受责难，青壮年要遣送戍边。商鞅变法的法令中规定："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没入官府作刑徒，为官府服役。《吕氏春秋·上农篇》说："民不力田，墨（没）及家畜（蓄）"，即不力耕者及家中积蓄均没于官。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说："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鲸刑以为公人。"《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说的耕田百亩的农民，每年生产粟150　石即1500　斗，每年缴纳田赋15　石即150　斗。《田法》中说："中田小亩，亩二十斗"，则百亩共收2000　斗，每年缴纳什一之税为200　斗。每年如少纳税100　斗，就罚"为公人一岁"；少纳200　斗，罚为"公人二岁"。每年少纳300　斗，受鲸刑后为"公人"。所谓"公人"就是在公家服役之人，服役年限分别为一、二年和终身等。

上述这些农民耕种着国家的土地，赋役负担繁重，人身受着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所以，他们是封建国家的封建依附农。

除上述封建依附农之外，国家还有一种叫做"新甿"（新民）或"宾萌"（客民）的封建依附农。这种人是外来人，所使用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是国家授给的。《周礼·地官·旅师》说"凡新甿之治（所求）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美恶为之等"。郑玄注："新甿，新徙来者也。治，谓有所乞求也。使无征役，复之也。。。以地美恶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与旧民同。"这就是说对新民要像对旧民一样授与土地。此外，新民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复免徭役。《管子·问篇》载："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说明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外来人都是会得到田宅的。《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

①　《左传》定公六年。

行仁政，愿受一廛（住所）而为氓（田民）'。"这里虽只说授与住宅，但宅与田地是连在一起的。《周礼·地官·遂人》说周代授田时"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云云，表明授与住宅、田地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授给住宅，不授给田地，这些外来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在"受一廛（住宅）"的同时，也就得到了相应的田地。战国时，有的国家招诱了大量的新民或客民，秦国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国家。《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地广人稀，"田数不满百万"。这里的一田应是一户农民耕种的100　亩之田。

"田数不满百万"，表明农户也不满一百万。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地少人多，有"寡萌（宾萌）贾息民（租房住的人），上无通名（在官府无户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这就是说三晋地区有大量"宾萌"（客民）无户籍又无田宅而靠"奸务末作"维持生活。针对此情况，《商君书·徕民篇》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民夫来秦的计划（"足以造作百万夫"），其办法是"利其田宅"，"复之三世，无知军事"，即给与田宅，复免兵役，令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人被秦招徕之后，就成了一种基于"对土地的依附"而产生的秦国家的封建依附农。《文献通考·兵考一》说秦"诱三晋之人，优利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这说明战国时一些国家招诱的客民曾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因此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此外，战国时有的国家还保留着公田，农民还要到公田上"公作"，在个人土地上"私作"。《商君书·垦令篇》载："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这就是说，在《垦令篇》的作者看来，农民不受饥，不作表面的应酬，对农田上的"公作"会努力，对私作也不荒废，因此农事必然取胜。实际上，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公作"必然被"私作"所代替。《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反映了农业方面当时变化的总趋势。

战国时国家控制下的农民，在重重盘剥下生活是很苦的。《管子·治国篇》说："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关市之租，府库之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故以上之征，而倍取於民者四。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官府急征暴无时，耕种时为趁墒情好适时播种，官府秋收时以"五"籴粮，春天缺粮时又以加倍价钱粜出，再加上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等等农民又要加倍出钱对付。所以，以上的征取，"倍取於民者四"。这就等于"以一民养四主"，因此，民众逃亡而被判刑者很多，而官府不能阻止，原因就在于粟少而民无积蓄。《韩非子·六反篇》也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