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韵初官至内阁中书，是上海川沙名门望族，精鉴赏，富收藏，对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尤为倾倒，室名“宝董阁”，著有《书画心赏日录》等书。他曾传给外孙吴湖帆不少藏品。

吴湖帆与董其昌颇有缘分。吴湖帆初学绘画时，董其昌是他心仪已久的大师，他不但临摹董其昌的绘画，还请人刻了“丑学董”的印章以志情怀。吴湖帆的外祖父沈韵收藏颇丰，其中以董其昌书画为多，还以“宝董阁”名其斋室并请人治印。因此机缘，沈韵初将所藏董氏书画悉赠吴湖帆。所以，在吴湖帆的藏品中，董其昌的作品就有相当的一部分。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沈树镛(字韵初)在内史第出生。咸丰九年(1859年)，考中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沈博学多才，对秘籍、书画、金石、碑帖研究颇深，尤以碑帖最负盛名。家中收藏极其丰富，不仅在川沙一带首屈一指，而且“富甲东南”。清学者俞樾曾称，“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

沈树镛从青少年起，就对中国悠久的碑刻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既重视丰碑巨石，又独具慧眼搜集造像文学小品，长期辛勤驰骋在考订碑帖这块广阔而荒凉的土地上。不断进取，不断发现。同治二年(1863年)，获得宋拓《熹平石经》127字。此经原本有“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收藏后重新装裱过。上有翁方纲、毕秋帆、武虚谷、孙渊如、王念孙等名家手写跋语。不久，沈又觅到孙承泽研山斋藏本《熹平石经》残字，内容和黄本参差不同，唯其中的《今文尚书·盘庚篇》只多4字。这使他万分喜悦，遂名居所为“汉石经室”。《熹平石经》亦称《汉石经》或《一字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由蔡邕用隶书书写“六经”文字，立于洛阳太学门外讲堂前，诏示天下读书人，以校正传抄中的误错。后遭战乱，荡然无存。至宋代才有碑石陆续出土，可怜残缺不全。沈树镛的《熹平石经》，为世间稀见孤本，弥足珍贵。众多学者纷纷对沈的《熹平石经》进行考证、题咏。一时间，内史第高朋满座，群星灿烂。“汉石经室”之名不胫而走。

沈树镛的才华不仅表现在对金石的收藏上，他的书法造诣也非同一般。《川沙县志》收录了沈的《张恒候破张合铭题字墨迹》。此幅墨迹，纵横恣肆自如，配字巧拙相济。整幅作品浑厚雍容，意境幽远。上海秦锡田曾有诗赞其才华，“江南赏鉴家，第一推沈叟。交游多胜流，收藏尽精品。不独汉石经，秘之鸿室枕。书法藏秀锋，诗才织艳锦。东海停云图，佳宾常夜欢。雪泥留爪痕，墨洒金壶渖”。

同治十二年，沈树镛病逝。噩耗传出，学界震动。俞樾挽联，“一载卧沉疴，李贺床头呼阿奶；十年向奇字，扬云门下失侯芭”。随着岁月的流逝，汉石经室的藏品逐渐流散，其中三箱碑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转到《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手中。这位甲骨文学家兼小说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沈韵初帖三箱，计汉碑五十余种，六朝造像七八十种，唐石刻百余种，宋石三百余种”。这只是沈树镛毕生收藏的一部分，从中亦可窥见他的收藏之丰富。

内史第的光辉没有因为沈树镛的去世而一闪而过。如果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相信在这个盛满金石书画的家庭，会诞生一位浦东毛巾工业的创始人(沈树镛之子)沈毓庆。《川沙县志》记，“县境近代工业，始于清末民初。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沈毓庆在城厢(川沙)镇沈宅首创经记毛巾厂”，成为川沙工业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