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男，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肥东。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点学科负责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理论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媒体评价

主要著作

学术影响

近期主要论文

海派经济学(创立“海派经济学” 为中央政治局授课 要做国家和人民的忠臣 批判张五常的错误观点)

程恩富在两会(“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分蛋糕的学问 3000万套空置房应该强制租售)

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侄子 程佳氏后人

程恩富满族人

程佳氏后人，程佳[程佳、成佳、承佳，读音作chéng jiā(ㄔㄥˊ ㄐㄧㄚ)，满语为Cenggiya Hala] 一.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东海女真成佳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程佳氏，亦称成佳氏、承佳氏，满语为Cenggiya Hala，世居苏完(苏斡延，今吉林长春双阳河流域)，属于满族老姓之一。后多冠汉姓为程氏、成氏、承氏、荣氏等。

社会兼职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全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4个全国性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理论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俄罗斯彼得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

媒体评价

程恩富先后赴美、英、德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香港学界颇有影响。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等，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

主要著作

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4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0多本书，其中独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文化经济学》、《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经济学方法论》、《现代政治经济学》、《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等。30多次获全国和上海各种优秀论著奖，领衔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管理周刊》主编。

学术影响

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37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6本书，其中：独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消费理论古今谈》等；先后35次荣获全国和上海的各种优秀论著奖及数次市级教学成果奖。论著和演讲上百次被各种媒体报道，《人民日报》、日本共同社、《韩国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央教育电视台、江苏有线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发表过记者和主持人专访，《高校理论战线》、《生产力研究》、《学术月刊》、《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经纬》等介绍其经济思想。

先后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港台进行学术交流，出席国际研讨会，《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CSD网站）、《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国际名人录》（美国ABI）等国内外主要辞典均列名介绍。（《生产力研究》、《经济经纬》）、“我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代表之一”（《当代经济研究》）以及“改革以来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近期主要论文

1．《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当代经济研究》2011/04-05。

2．《新“房改”的未来方向》，《人民论坛》2011/09。

3．《公众“幸福感”的政府责任》，《中国经济周刊》2011/08。

4．《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1。

5．《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01。

6．《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人口研究》2010/06。

7．《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综合竞争力》2010/06。

8．《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可能性、迫切性与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11。

9．《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财经研究》2010/11。

10．《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学术月刊》2010/07。

11．《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红旗文稿》2010/11。

12．《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1。

13．《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2009/12。

14．《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管理学刊》2009/05。

15．《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经济学动态》2009/04。

16．《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财经科学》2008/10。

17．《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6。

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旗帜》，《人民论坛》2007/Z1。

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经济制度》，《中国城市经济》2007/10。

20．《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01。

近期主要著作：

《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海派经济学

创立“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于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其含义，一是起源于上海；二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海纳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壮大。

为中央政治局授课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近年来声誉日隆。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让他感到忧虑和不安。在忧国、忧民、忧天下，对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沉默是金。他为民执言，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他说：新开放观最有利于民富国强，不正确的政绩观要不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将会酿成新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创造的财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企业改制，则成了社会热点问题。程教授说，MBO作为一种美国企业界较为流行和欧盟等国并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国国企改革中又出现“变形”、“变味”，只会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成为少数人谋私的手段。要反对利益集团的狭隘性。

要做国家和人民的忠臣

程恩富认为，媒体，特别是国有媒体，不能谁给钱，就为谁说话，希望多发披露不良学风和行为的文章，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分析，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也可以说经济学者）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违背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德，替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及其集团，说假话、做假帐、教唆干无诚信的事，直至宣扬“吐痰独吞论”、“私产必有诚信论”、“反腐不要过分论”、“厚黑发财论”、“原罪合理论”等，这是必须谴责的。经济学家，他们追求目标是以真理为重，以社会责任为重。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理应站在劳动人民及其国家的立场上，来为企业和社会出谋划策，应当是国家和人民的“忠臣”，而非“奸臣”、“昏臣”和“庸臣”。以人为本，实质就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本，这与为人民服务是相通的。

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阶级和国家的权益。人民经济学家就是要站在代表广大劳动人民这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根本立场上，去反对各个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

在2004年9月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高潮时，程恩富为首的十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关于郎咸平教授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 这份学术声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意见。2004年9月16日首次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后来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报》在10月底进行了全文报道。各大网站、不少中央部门的内参等均转载或上报。

程教授说：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强调“私有财产是社会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既然西方国家都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立法规制和行政规制来规制私人财产，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反过来将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加以神圣化和绝对化？倘若欲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为某些“黑金”、“原罪”等非法私有财产辩护，提出要“善待”这些人及其行为，那就更错了。

批判张五常的错误观点

程教授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地对张五常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引起学术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问张五常》一书。

胡锦涛总书记对程恩富教授说：“我们党有一些老的理论家，现在需要培养像你们这样比较年轻一点的理论家。你们可以大有作为。”

程教授指出，某些党校的教授也赞成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假设，他们讲课和写论著，只能加重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就在于，干部和学科带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

程恩富强调：我们需要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这就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也是学界须共同确立的学术与思想风貌。陈岱孙教授为程教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正是程恩富教授治学的真实写照。反潮流的思想通常在当时受人讽刺、批判与打击，同“红得发紫”而又陈旧的流行学术与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程教授说：马克思就是人民经济学家的典范，我们都须学习他。

人大代表程恩富：3000万套空置房应该强制租售

民生提示：3月8日上午，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声称，全国缴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应该只占30%，70%的中国人都不应交个税；对于空置的房屋，政府应该征收比租金还高的费用，让全国3000万套空房子住上人。

程恩富在两会

“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是一胎，还是二胎？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两会现场报道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3月7日，在今年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见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时，再次“旗帜鲜明”表明了他饱受争议的观点。

引起全国争论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11期《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但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坚持，而不是改变‘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强调说，“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和争论是件好事，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

“‘一胎化’我提了两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找我辩论，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敢于大胆同我辩驳，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程恩富说，“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一条条驳我嘛，观点的交锋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程恩富发现，两年来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向他“对阵”。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个媒体及网络各反对方的观点，归纳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驳斥，列出了约2万字的10点答疑。

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放开二胎”的呼声，程恩富依然态度明朗。

他称，“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

“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

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强程恩富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中国经济周刊）

分蛋糕的学问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几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措施，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稳步增长；但另一方面，四大差距也显现出来了：一是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第二，行业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特别是金融、证券、石油、通信等部门，收入都比较高；第三就是阶层之间的收入拉大了，私有经济投资者的收入大幅提高，国有的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增长也很快；第四就是地区间的差距，沿海的、发达地区的收入比较高。对于这四个差距，总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拉大，这种差距持续扩大而得不到遏制的话，可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在东南沿海的很多地方总会听到“用工荒”这个词，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来说，由于有一批待业者在门外候着，势必造成工厂里在业职工的收入难以提高。因为你不做的话，老板随便在外面叫一个人进来就把你给替了。因此劳动工资长期不提高或者提高很慢。在外面打工收入上不去不说，小孩没人照顾，还得夫妻分居；而在老家，中央的惠农政策频频出台，那么在整体利益前做个比较，人们自然就会待在家里了。

目前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遏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可取措施，但是要看到，如果仅是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很多企业就可能只按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支付，使得一般职工的收入长时间得不到增长。

关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个税起征点应因地而异，根据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物价，包括房价来综合决定。个税的作用是调高补低，而中间那部分人群的收入还有待提高。因此我认为，不要向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征收个税，只要高收入人群交纳个税即可。对于个税征收的标准，我有个建议：个税不应对个体进行征收，而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比如一个三口之家，也许丈夫的工资较高，但孩子要上学，妻子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丈夫征收很高的税，那是很不合适的。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是属于再分配范畴的一种微量调整，其实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得更为重要。所以，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公经济体，都应该建立一个普遍的调控线，该调控线应该这样规定：企业一般职工的包括奖金、津贴等在内的广义收入，应当和该企业高管层的收入增长、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该企业纯利润的增长挂起钩来，同时和物价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建立一个国家主导型的职工权益保护体系。需要的话应该全国人大立法通过。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说，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能否越过这个“陷阱”，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如果政策没有问题，就可以跳过这个陷阱。

3000万套空置房应该强制租售

“全国缴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应该只占30%，70%的中国人都不应交个税。”“对于空置的房屋，政府应该征收比租金还高的费用，让全国3000万套空房子住上人。”

3月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团“记者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针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房价两项重点关注话题颇为引人注目。

发言中，会场里的“小声议论和眼神交流率”达到了90%以上……

关于住房

程恩富认为，政府只是在控制部分城市的快速上涨的势头，还没有确定下来控制目标。“这种短期行为应该要做，但是政府应该研究中国的住房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格局？”

二三十年后房价肯定大跌

现在，买房子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支出。但是，程恩富预测，二三十年后，房价将会大幅下跌。

“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城市住房将出现过剩。”程恩富说，如今60岁以上的中国居民在二三十年后将逐步去世，导致人口大量减少。

“那时候的住房将会非常宽松，房价会大幅度下跌。”对于现如今的房价调控，程恩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000万套空房应强制租售

“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些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空闲房的存量至少有3000万套以上。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化这3000万套的空闲房。”程恩富建议，凡是空闲的房子，必须在一年或两年内卖出去或者租出去，“具体规定期限要经过测算。”

对于既不出售、又不出租的空置房，程恩富认为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在英国，房子是不允许空在那的。”

他觉得，政府可以收取当时比当地租金还高的控制费，这样就可以迫使空置房出租出去。“这样就可以解决房价的问题。”

对于这样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质疑，程恩富说：“市场经济不是一切都由市场说了算，也是可以干预的。希望采取我建议的规则。”同时，程恩富强调，政府同时须采取协调供求双方的另一措施，以确保开发商限时租售的纯利润达到约10-15%。相反，如果不采取限时租售而政府大造廉租房等，则开发商纯利润可能更少。

程恩富表示，至于居民个人买的几套私房暂不属于上述讨论的范围。“我主张中国的住房私有率应该在40%左右，而不是现在的80%多。”程恩富认为，中国住房结构未来的目标应该是：以公租房为主，以商品房、私租房为辅的住房目标模式。

建小套间专供农民工租用

除了采用空置房强制使用措施，程恩富认为，政府也应该适当建一些经济住房，供农民工、刚刚毕业的学生、贫困家庭人群等收入较低人群租住。

“可以建一些40-50平方米左右的小套间。比如民工来打工，马上就能向政府申请后租到。”考虑到未来房屋供应量将逐渐宽松，程恩富提出：50平方米的住房中间设计成可以打通的，以便将来还能改善成80-100平方米的租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