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代言人

对簿公堂

老的哥的烦与忧

立冬后第一个阴雨天。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位于北京站西街的治国胡同12号，是邵长良的家。记者轻轻地敲了几下门，没有人应答，便推开没有上锁的门径直往里走去。

门里边是一个显得很凌乱的小院，住着五六户人家。院子的空地很小，小得几乎只剩下一条曲折的通道。邵长良就住在这座院子西边一个矮小的平房里。

记者见到邵长良的时候，他正在接受河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提起邵长良，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的哥的姐们很少有不知道的。而就在这头一天，也就是11月8日，邵长良、车殿光、王学勇诉北京市运输管理局驳回其申请出租车个体运营一案一审刚刚开庭。此案吸引了包括广大出租车司机、出租车行业有关部门和众多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一时间，邵长良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知名人物。因为不断有记者来访，本来有些冷清和萧条的治国胡同也一改往日的常态，开始热闹起来。

的哥代言人

1993年，邵长良从丰台区民政局下海后选择了出租汽车行业，曾经有过一段令别人羡慕的日子。虽然说邵长良为了干出租汽车这个行当，举债8万元，但当时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

有事实为证。据邵长良介绍，他刚下海时，还属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出租车行业处于上升阶段和快速发展时期，活儿相对比较好干，比在机关呆着挣得多。那个时候，他要是在机关里继续干下去，“工资很低，每月只能挣三四百块钱，而干出租，自己每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块钱。”，他说，“这是十倍以上的增长。”——尽管开出租比在事业机关里苦点累点，但回报是丰厚的！

可是好景不长。从1996年开始，邵长良就觉得开出租越来越不容易，工作的时间长了，人越来越累了，而钱却赚的越来越少。到了1997年，这种感觉更是十分明显。后来，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他和妻子分成两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双双干上了出租。但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因为辛勤的付出发生根本的改变。邵长良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时我们夫妻俩日夜轮班开车，可挣来的钱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他说，“有时候甚至挣来的钱还不够交出租公司日日见涨的‘份钱’。”

从1997年开始，邵长良开始深入思考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1997年前后正是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自诞生以来内部矛盾最为尖锐的一个时期。经过90年代初期的快速发展，到1997年前后，北京市出租汽车市场已经过渡到买方市场。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明令禁止“变相卖车”，出租车公司开始强制收车，许许多多感觉上当受骗的出租车司机纷纷上访。

也是从1997年开始，邵长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并呼吁改革现有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其核心就是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出租车。邵长良说，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垄断。

自1997年以来的八年中，邵长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对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的行动，以致邵长良被一些人称为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代言人。谈起自己反垄断的经历，邵长良坦承其实为生计所迫。他说：“我不愿接受这种被人盘剥的景况，要想改变目前的生存处境，就必须打破垄断，争取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

对簿公堂

与别的出租车司机不同，反垄断使邵长良变得很理性，他更像是一名学者型的斗士。在反垄断的八年中，邵长良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与法学方面的书籍。他认为，出租车行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公共服务业，政府应该完全放开，完全没有必要实行特殊的管制，特别是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一些与出租车总量控制有关的规定都应该废止。

起初，为了从根源上弄清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邵长良做了大量的调研，将这些调研结果写成材料交给北京或全国有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请求他们帮助呼吁，打破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他戏称自己所走的这条路子为“议会路线”。

这种长达八年的路子走下来，尽管有一些效果，但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北京出租车市场垄断坚冰仍然依旧。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是行政许可法使邵长良看到了很大的希望——用邵长良的话说，“行政许可法真正是一部老百姓的法律”。

7月1日，也就是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的当天，邵长良与等候了很长时间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及普通市民一样，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运管局）递交了个体出租汽车运营申请，同时，北京运管局依据行政许可法亦受理了邵长良的申请。但7月12日，北京运管局依据《北京市‘十五’时期交通行业发展规划》（京计规划字[2002]1648号）（以下简称1648号文件）规定，以本市出租汽车实行总量控制，不再投放新的运力为由，作出了对邵长良等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申请不予批准的答复。

邵长良对此不服，他认为北京运管局作出上述不予批准的答复所依据的1648号文件与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相抵触。7月16日，邵长良到运管局申诉要求听证。7月23日，北京运管局作出了不予听证的最后意见。在申请无门和有法不依的无奈之下，邵长良等将北京市运管局告上了法庭。

11月8日下午1点30分，邵长良、车殿光、王学勇诉北京市运输管理局驳回其申请出租车个体运营案一审在北京宣武法院开庭。很多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一道还是赶去参加了旁听，把旁听席的席位全部占满，他们当中不乏用半天时间从郊区远道而来的出租车司机。

老的哥的烦与忧

采访邵长良，给记者最深的印象，除了他的理性，再就是他的家。虽然说是家，但这个家已经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不足20平米的低矮平房，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分别是两个卧室和一间厨房。卧室的面积都很小，最里面一间是9.3平米，是最大也是唯一有产权的房子。外面的另一间更小的卧室和仅仅两三平米的厨房是邵长良临时搭建的。屋里采光不好，很昏暗，白天都得开灯。家里唯一值钱和上档次的大件就算邵长良给大女儿买的一台电脑。外间的卧室被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每到吃饭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餐厅，而餐桌只能摆在通往里屋难以同时容纳两个人的过道上。这个家最多住过5个人。“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了，虽然辛辛苦苦工作，可总是买不起房子。”邵长良说。

2001年，邵长良的妻子和他离了婚，离开了这个家，留下两个女儿归他抚养。当记者问邵长良因为什么和妻子离婚时，邵长良的回答是“没有经济基础，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为了挣钱，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日子很少，感情越来越淡泊。”

从93年算起，到今年6月份因合同期满没有续签，邵长良一共开了11年出租车，可以算得上是京城老的哥了，他说，这11年下来，自己现在还欠了5万元的外债。记者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家和一个开了11年出租的老出租司机联系在一起。

因为开出租，邵长良的颈椎、腰椎、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胃病比较严重，他说，胃病特别不好将就，吃多吃少都不成，经常伴有明显的烧灼感。如今失业在家的邵长良不仅没钱看病，由于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就是生活也存在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