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作者

苏洵（公元1009年5月22日至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009年5月22日），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1066年5月21日），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迁陈州项目城令。与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

原文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②、蔡公为谏官③，尹公驰骋上下④，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人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⑤。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⑥，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极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⑦，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⑧，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七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人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噫！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注释

①欧阳内翰：即欧阳修。当时他任翰林学士，身居朝廷要职，专掌内命，参与机要，故称之为内翰。

②余公：即余靖。

③蔡公：即蔡襄。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天圣进士，累官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注。论事无所回挠，进知制诰。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再知福州，聘郡士周希孟、陈烈等以经术授学者，常至数百人，躬至学舍，执经讲问。徙知泉州，建洛阳桥长三百六十丈，以利济者，闽人勤碑颂德。后以端明殿学士移守杭州。卒谥忠惠。襄善书，为当时第一。后世将之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大书家。诗文清遒萃美，皆入妙品。著有《茶录》、《荔枝谱》、《蔡忠惠集》。

④尹公：即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进士。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洙奏与仲淹义兼师友，己亦不可苟免。出监唐州酒税。为韩琦所深知。官至起居舍人。自元昊不庭，洙常在兵间，于西事尤练习。作《叙蒸》、《息戎》二篇，言武备不可弛。性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洙偶为古文，简而有法。世称河南先生。有《河南集》、《五代春秋》行世。

⑤扳（bān）援：援引；牵引；挽起。

⑥巉（zhǎn）刻：原义为高峻，此处转义为尖刻。巉刻斩绝：犹言尖刻阴毒。

⑦李翱（áo）：字习之，唐代赵郡人。贞元进士。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考功员外郎。性峭鲠，仕不显，怫郁无所发。尝面折宰相李逢吉之过，出为庐州刺史。后拜中书舍人，历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翱始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亦谥曰文。有《论语笔解》、《五木经》、《李文公集》行世。

⑧陆贽（zhì）：字敬舆，唐代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又中弘辞。德宗时为翰林学士，甚见亲任。虽外有宰相主大仪，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建中时朱泚叛，从幸奉天，时当叛乱，机务填委，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武夫悍卒，莫不感泣。事平，累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被谗，贬忠州别驾。卒，谥宣。有《陆宣公翰苑集》行世。其奏仪尤为著名。

译文

内翰执事：我苏洵本是乡野平民，生活穷困，曾经私下叹息，觉得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慧的，也不可能都不肖。所以贤明正直的人处在世上，有聚合必有分离，有分离又必有聚合。过去天子正当有意于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时候，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当枢密副使，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任谏官，尹洙公奔走于上上下下，在边防要塞施展才能。正当此时，天下的人，细如毛发的、实用如丝粟的才干，都纷纷起来，合成一股力量。而我苏洵自认为一己的愚笨无用，没有能力自我奋起，参与于众人之间，所以退下来修养身心，寄希望于大道的将会成功，从而可以再次见到当代的贤人、君子们。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还没有修养好，范仲淹公西去，富弼公北上，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等，又被分别派到四面八方去，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权势，四处奔走充任小官。我苏洵那时正在京中，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无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长叹，认为这些人离开朝廷，即使大道有成，也不足以为之庆幸。进而我又想，过去众位君子之进入朝廷，一开始，必然是有好人们推荐的；现如今，又必然是有坏人们离间的。当今的时势，要是不再有好人，那就完了啊！而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姑且继续养我的心，让使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又有什么妨害呢？退下来又过了十年，虽不敢说道已有所成，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荡荡之气，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而余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执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继登上了朝廷，富弼公又从外任调入朝廷当宰相，这样的形势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真让人高兴而自我祝贺，以为道德学问已经略有成绩并且真将有施展的机会了。接着又回过头想道，过去所仰慕爱戴的，但始终未能见其亲颜的，约有六位，现在将能去见见他们了。而这六位之中，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不禁为他二位暗暗流泪，感到悲伤。唉！这两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而尚可宽慰我心的，还有四位在，则又正可宽慰自己。想到只剩四位了，所以又急急乎想见他们一面，以便把心里所想说的话都向他们一吐为快，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边远地方的贫寒之士，没能马上在他面前说上话；而余靖公、蔡襄公，远的还在万里之外，只有执事您身在朝廷，您的地位还不是最高贵，正可以叫得应、拉得着、听得见我的话。但是限于饥寒与衰老等毛病，又缠于身而滞留了自己，叫我不能亲自登执事您的门庭来拜谒。以渴慕盼望爱戴喜悦这几位的心情，十年而不得一见，而他们已有死了的，像范公、尹公二位；剩下四位之中，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不能够互通说话，又怎么可以因为不能亲自前往拜谒而作罢呢！

执事您的文章，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自以为我苏洵知道得特别深刻，是超过了天下之人的。为什么这样说？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韩愈的文章，好比长江黄河，浑然浩荡奔流宛转，像是鱼鳖蛟龙，万种怪异令人惶惶惑惑，却能遏制隐蔽而掩藏起来，不让它们自露于外；而人们远远望见它们渊深的光芒，苍茫的色彩，也就都自我畏惧而去躲避它们，不敢接近它们，正视它们。而执事您的文章，委婉详备，来来回回多曲折变化，却条理清晰通达，疏阔而畅适，无间隔，不折断，气势造极而语言净尽，急切的言词与高妙的论述，说来却闲适而平易，从没有艰苦费力的表现。上述这三点，都足以断然使您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它的味道澹泊而隽永，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静，高低谦让，颇有执事您的姿态。陆贽的文章，用词与达意，切近事理，准确恰当，颇近执事您的切实；而执事您的才华，又自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大致执事您的文章，不是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您欧阳子的文章。乐于称道人善良而不谄媚于别人，是因为他的为人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称道；那些不知情的人，则认为赞誉人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欢欣。赞誉人以求人喜欢的事，我苏洵是不那样做的；之所以要称道执事您的光明盛大的道德，而不能自我控制的原因，也是为了想让执事您知晓我是了解您的。

尽管如此，执事您的大名，早已遍知于天下，即使没读过您文章的，也都早就知道有个欧阳修的了。而我苏洵却不幸，沦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而自己的道德修养，近来粗有所成。想空手奉上不满一尺的书信，把自己托付给执事您，将怎么能让执事您了解我，并相信我呢？我苏洵年轻时不学习，活到二十七岁，才知道要读书，和有学问的人一起交往学习。年龄既已老大了，却又不去刻意严厉付诸行动，期望自己效仿古人，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辈，又都不如自己，于是觉得自己可以了。后来穷困得更加严重，就拿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古人所发言论，与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常反省自己，自觉一己之才能，又好像还不仅仅只是这些。于是把旧时所写的文章几百篇悉数烧掉，而拿起《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伟人贤士的文章，正襟危坐，整天都阅读它们，花了有七八年时间。刚开始，读进去只觉惶惶然，广博地观览于其外，则又害怕得惊叫起来。时间长了，读得也更精细了，胸中豁然开朗似的明白了，好像人家的话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不敢提笔也这样写。时间更久了，胸中想说的话更多了，不能克制自己，便试着把它们写出来。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它们，只觉得文思泉涌，好像写出来是很容易的，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啊。近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等一共七篇，执事您看看，究竟写得怎样？啊！区区一己的言说，不明白的人又会把它看做是在自我赞誉了，以求得别人来了解自己。只有执事您会念其十年的心血是如此的不偶然，从而来考察的吧。

评析

本文作于仁宗嘉祐元年，是苏洵给当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求见信。

史载苏洵少年不学，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嘉祐元年，他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进京，晋谒翰林学士、文坛领袖欧阳修，希望得到引荐，于是写了这封信。欧阳修看了他的书信、文章，大加赏识，认为他的文章超过了汉朝贾谊、刘向之文，并把他的二十二篇文章呈献皇帝。苏洵之名遂大振。这篇书信是使苏洵后来置身仕途至为关键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