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方：商代方国。（见殷墟甲骨文）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雀方”记录，即《丙》171“戊戌卜内乎雀方□一牛”。

另附：论文一篇

浅谈赣鄱地区雀方

吴城文化是长江以南商代已知的唯一文明中心，考古证据显示有政权存在，从分布范围及城邑规模来看，不是蕞尔小国，甲骨卜辞中应该有相关记录。许多学者早已关注到这一点，并进行了诸多研究。在吴城文化所属青铜器上，发现很多醒目的虎形象，基于此特点，赣鄱地区虎方说被提了出来。[1] 然而对于虎方，学界至今有很大争议。

吴城文化遗存中的鸟形象虽然没有虎形象多，但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1989年李家和等几位先生对吴城文化的鸟形象进行了探讨，提出吴城是商王派驻到南方的“雀”之都邑。[2] 2001年李昆、黄水根两位先生对吴城和三星堆进行比较后，认为吴城是“雀”征服“虎”后建立的商王朝方国。[3] 台湾的钟柏生先生曾明确指出，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雀方”记录，即《丙》171“戊戌卜内乎雀方□一牛”。[4]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赣鄱地区雀方说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一、赣鄱地区雀方存在的推论

徐义华先生对商代政治制度进行研究后，指出商人已经建立了分封制度[5]，商王朝不是方国联盟，已是一个集权国家。[6] 韩江苏先生梳理商代的小臣记录后证实：“小臣有镇守边境的外服性职官，包括同姓贵族和商王任用的某些方国首领，他们被分封在边境地区，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犬牙交错。”[7] 沈建华先生探讨商代册封制度时指出：“甲骨文中有“四封方”（《合集》36528、《屯南》2510）、“三封方”（《合集》36529、36531）、“二封方”（《合集》36243）、“东封”（《合集》33068）、“南封方”（《合集》20576），均指被封的疆域。”[8] 沈先生所说“南封方”，即武丁时期卜辞：“戊午卜弜克贝雀南封方”（《合集》20576）。……1976年李学勤先生对记载此卜辞的小屯卜骨上面的所有卜辞进行过分析，认为是商王在长江中游活动，并命雀出使南邦方事迹的记录。[9] 2001年李雪山先生对商代的封国进行研究后提出：“从雀侯与南土同版这一记载来看，足见雀曾被封于南土。[10]

商之南土陈梦家先生曾认为似在今商丘以南的淮水一代。[11] 但《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有载：“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高诱注曰：“汉南，汉水之南。”随着湖北盘龙城等商文化遗址的确认，可知商王朝的南土确实在早期已达长江中游，《吕氏春秋》所记非虚。李学勤先生在探讨商朝的南土时，提到商朝王族氏的活动在商代晚期，已经越过长江，到了洞庭以南，并认为长江中游可能还不是商朝南土的界限。[12] 张秉权先生在论述商朝疆域时，明确提出商的南土已达湖北湖南之荆楚与江西赣江流域。[13] 近年来湖南确立了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时代相当于早商二里岗时期[14] ，证明商人的足迹的确跨过了长江。

王晖先生据气候环境的变化指出：商代后期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候出现了干旱化，黄河下游的商王朝也寻求向南方发展。[15]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晚商武丁时期曾经对南土进行过征伐。《诗经·商颂·殷武》中“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对武丁征伐南土功绩的颂扬。但林小安先生研究武丁时的征伐卜辞后发现：“东至画、桑，西至羌、龙，东南至人方……北至土方，无不见武丁军队之雄姿。”[16] 独不言文献记录中征伐过的南土。陈梦家先生的研究也发现武丁时期记录南土、南邦方者，《合集》20576是仅见之例。[17] 由此推论卜辞中当前仅见的武丁南征后南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从当前的考古遗存看，武丁时期商人应是沿着早期征伐的路线来到南土，为了更好的控制南土，没有续建已式微的盘龙城，而是在南土封方，派重臣直接驻守在资源所在地，从甲骨卜辞来看能征惯战的雀氏便是其中南来之一。这个策略真正安定了南土，故武丁时期不见针对南土的屡次征讨卜辞记录。

吴城文化富有地方特色，众多的虎形象表示了其构成族群的某种属性。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其浓厚的商文化色彩，其青铜礼器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而且从吴城遗址的模印文字看，其笔画之端正，镌刻之精工，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其风格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官方文字相一致。[18] 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伏鸟双尾虎（图一），彭明翰老师称之为神物，鸟骑在虎背上，威不可犯，虎匍匐在下，表明虎氏出于被支配地位。[19] 鸟之所以敢立于猛虎背上，不单纯是艺术夸张，而是中原商族和其隶属方国关系的真实反应。[20] 我们认为虎背上的短尾小鸟是“伏鸟双尾虎”铸造时吴城文化统治者的象征。殷墟1001号大墓出土的鹿角器上刻有“亚雀”，即《甲》3942，摹写见图二 [21]。在吴城遗址通往祭祀广场的路边曾出土特大号釉陶纺轮（75T214：151），上有徽记，李家和等先生判为雀，以之为雀氏存在证据[22]，摹写见图三[23]。河南鹤壁曾出土西周早期的“亚雀父己卣”[24]，其铭文有带亚框的雀（图四、图五），是雀氏的族徽。[25] 可见雀氏形象确是短尾小鸟。迄今为止，学界倾向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是“古代国族之名号”，一种族徽代表一个国族[26]。吴城文化晚期政权应系商王朝分封的赣鄱地区雀方。

二、雀的身份及其主要活动

当前所见关于雀的卜辞武丁时期最多；廪辛、庚丁时期卜辞里有“五鬯雀…弜…”（《补编》10379）；武乙、文丁时期可见“…贞…雀男…受…”《合集》3452）。……综上所述可知雀是商王的亲族，候国，参与过祭祀、征伐等商王朝的重要活动，曾有雀氏族长为武丁早期重臣[27]，有亚雀的尊称。

三、赣鄱地区雀方的建立

商王朝对南土的经营有两个高潮阶段。商代早期是其第一个高潮。根据对聚落形态和地区资源分布的分析，人口扩张和核心地区政治中心在周边建立的据点或城池，真正体现了对重要资源的追逐和控制，盘龙城正是在这种目的下建立起来。[28] 盘龙城遗址的年代，经过湖北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工作，已基本确定为从商代早期开始，以商代中期为主，遗址终止的年代为殷墟一期或稍晚。[29] 商代中期是个政治动荡的时期，一般认为这个时期伴随着多次迁都事件。[30] 但从盘龙城遗存以商代中期为主来看，商王朝在政治动荡时期并没有放弃南土。

张光直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屡迁，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对三代历史上的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的追求”。盘庚迁殷后为获得稳定的铜、锡供应，武丁时期对南土的经营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赣鄱地区雀方就是此时武丁经营南土的产物。……赣鄱地区除了丰富的铜矿资源外，还有铅矿和锡矿。……据检测商代的青铜铸造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铅料，目前还找不到可对应的矿山数据，云南有些低比值的铅矿，但和商代青铜器上的有很大不同。当前对这种情况有一种看法，以为商代低比值青铜器的矿源有可能来自江西、湖南等地区的浅成多金属铀矿床，由于规模不大，经大量的开采和冶炼后或已耗尽，或经长期的变迁而破坏，致使当今的人们难以发现，而异常矿石铅的特征恰赋存于商代青铜器中。[31]

我国的锡矿分布高度集中，仅云南、广西、广东、湖南、内蒙古、江西6个省区就占了全国总保有储量的97.7%。全国可分为9个锡矿床成矿带，分布状况见图四。中原没有锡矿床成矿带，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号召中原找锡，但无结果。距离商统治中心较近的都是一些零散的小型锡矿，江西的大型锡矿带和北方的锡矿带相比，距离中原更近。相对于长江流域分布较多的铜矿，我们认为赣北的锡矿是武丁在南土封建雀方的更主要原因。而且对殷墟铜器的检测发现，至少在殷墟一期，已能掌握冶炼三元合金的技术，殷墟三期样品全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殷墟四期样品铜-锡-铅三元合金和铜-锡两元合金各占50%，从殷墟一期到三期，青铜器中锡含量逐渐降低，至四期反而升高。[32]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已在有意识的控制青铜合金的配比，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代晚期锡料的供应充足。

在江西所属江南台隆锡矿床成矿带中，赣北德安曾加垄矿床为主要矿床，绝大部分以锡石形态产出，锡石含锡一般可达总量的90%以上。这个矿床中的德安彭山锡矿带尤其值得关注，廖苏平先生曾从其分布、储量、品位，以及易开采，又邻近铜岭商周矿区，加之优越的地理交通位置上推测其可能和瑞昌铜矿一样，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物质基地。[33] 新干铜器群的材质据检测就为高锡、铅三元合金，杂质极少。由于遗存的消失以及缺乏深入的考察，我们不知道德安锡矿开采的起始时间。但《禹贡》有贡锡的记载：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锡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九江纳锡大龟……。彭蠡和鄱阳湖虽非完全一致，但有相承关系，九江的地望则有争论，支持就在江西九江地区附近的是多数。《禹贡》有载“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孔传》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扬州豫章界”。宋代蔡沈《书经集传》言敷浅原即德安县。可见德安的锡矿资源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攫取的目标。

四、赣鄱地区雀方与中原之间

赣鄱地区雀方北面的方国据谭其骧先生主编商代地图，可查的有“六”、“英”、“攸”、“虎方”、“群舒”等。……赣鄱地区雀方东北方面沿江方国可查的有“巢”和……赣鄱地区雀方西北方向，除已废弃的盘龙城外，可查方国…...“曾”等（《合集》5504、6667、20579）。……由此可见赣鄱地区雀方并非孤悬南土，它与江汉、江淮间商控制区域能互相相连，和中原的交通是通畅的。其境内锡、铜等资源北运路线，从陆路经“子央（英山）”跨过大别山，再经“黄（潢川）”、“息（罗山）”等越过淮河，即可到达黄河流域。从水路或逆长江而上经汉水后北上，或如《禹贡》所说“沿江而行，达于淮、泗”也完全可行。

五、赣鄱地区雀方的崇虎族群

雀氏是吴城文化的最高统治者，来自商王朝，但其治下民众并非全是南下商人……牛城地区的居民或以崇虎族群为主，他们的存在是吴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有差异的直接内因。

六、文献中的赣鄱地区雀方

……吴城文化遗址的发现为“阳鸟”释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上古时代的“阳鸟”所指是吴城文化的族群，古代族邦不分，阳鸟族亦即阳鸟国，即是以短尾小鸟为形象的雀方。 《禹贡》中类似族邦名还有织皮、析支、渠搜、嵎夷、淮夷、和夷、三苗、西戎、岛夷等。

七、赣鄱地区雀方的消逝

……笔者认为是西周初期的周公南征毁灭了吴城文化。赣鄱地区雀方虽远在南土，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随着殷商中央政权的灭亡，商王朝的地方势力也遭到新兴西周政权的沉重打击。……随着雀方政权的灭亡，赣鄱地区的文化遭到了沉重打击，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赣鄱地区从此进入了低潮，吴城文化也变成了失落的文明。

八、结语

根据当前对吴城文化的研究，可以确定商代赣鄱地区出现了地方政权，但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对这个政权没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学界对吴城文化性质一直有土著和商人南下两种主要看法。随着新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的释解，许多淹没在历史中的商代方国浮出了水平，虽然不可能复原当时的历史，但透过新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对其中的一些方国有所认识。本文正是建立在前辈学者对吴城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赣鄱地区雀方政权进行了相关探讨。但历史真相并非简单的由此及彼，雀方建立前，赣鄱地区崇虎族群的组织已经存在，是否属于虎方争议犹存。 商代赣鄱地区政治形态的进一步揭示，还有赖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因受字节限制有删节,详见《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1]张长寿：《记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7日；孙华：《铜卧虎的联想》，《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8日；彭明翰：《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亚雀考》，《中国文物报》1989年12月29日第3版；白坚、源中根：《说雀》，《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3]李昆、黄水根：《吴城与三星堆》，《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4]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湾艺文印书馆，民国七十八年初版，第186页。《丙》171即《合集》6572，但大陆胡厚宣和姚效遂先生所编释文皆没有“方”字。蒙中国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刘源先生网上告知：《小屯殷墟文字丙编》是张秉权先生缀合《小屯殷墟文字乙编》的成果，原骨主要是127坑之物，现在台湾。本文引用著录甲骨文字数目及其简称如下：《丙》，即《小屯殷墟文字丙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57-1972。《合集》，即胡厚宣等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屯南》，即《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补编》，即彭邦炯等编《甲骨文合集补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5]学界对商代有无分封制度有争议。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等认为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黄中业《商代分封说质疑》等认为无；近年来李雪山2004年《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博士论文《商代政治制度研究》等的研究都认为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分封制度。

[6]徐义华：《商代国家性质申论》，《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7]韩江苏：《商代边境的“小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沈建华：《商代册封制度初探》，《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年第1版，第175页。

[9]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见《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0]李雪山：《商代封国方国及其制度研究》，郑州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第57页，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2-01-14。

[1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289页。

[12]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见《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3]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民国79年9月版(1988)，第513页。

[14] 向桃初：《湖南商周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5]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319页。

[16]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见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80页。

[17]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 289页。

[18]周广明等：《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19]彭明翰：《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33页。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考古》2000年第12期。

[21]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四册第93页。

[22]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亚雀考》，《中国文物报》1989年12月29日第3版；白坚、源中根：《说雀》，《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2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33页。

[24]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卷第83页。

[25]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72页，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10-10。

[26]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4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22页。

[27]林小安：《武丁晚期卜辞考证》，《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8]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9]后德俊：《商王朝势力的南下与江南古铜矿》，《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30]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31]彭子成、刘诗中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8卷第241—249页，1999年第3期。

[32]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再研究》，《21史记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38页。

[33]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lcsx 于 2010-2-12 20:16 编辑，何吉平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