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清季的洋务新政 |
| 释义 | 基本信息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0月1日)精装: 1587页 正文语种: 汉语 开本: 32 ISBN: 7545801482, 9787545801484 内容简介《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2卷)》内容简介：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季的洋务新政》是樊百川先生的遗著。樊先生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县出生，195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见长，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生前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一是要撰写多卷本的《清季的洋务新政》，二是要撰写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史》，三是要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其中的《清季的洋务新政》，在他完成了《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之后即着手撰写，在即将完成之时不幸积劳成疾，于1996年10月13日去世，只有此项研究的副产品——《淮军史》得以完成，于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两项研究计划亦已有写作设想和许多的资料积累，因樊先生的去世而成为憾事。 作者简介樊百川（1923-1996），河南省新郑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由北京大学毕业，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逝世。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经济史研究室筹备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种津贴。 主要研究成果有：撰写和发表论文近20篇。参与写作范文澜主编《中国近代史》中的有关农民运动和经济史的内容；郭沫若主编、刘大年主持《中国史稿》中的若干章节。个人著有《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0万字）、《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8万字）。其中《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获四川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光明日报社优秀学术著作奖。 目录第一卷 洋务新政正名议（代序） 第一卷 洋务新政的兴起和推行 第一章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代理人 第二章 洋务派的产生和形成 第三章 洋务派的主体——曾、李集团 第四章 洋务派思想及其与清流派之争 第五章 总理衙门的设立和洋务新政的推行 第二卷 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 第六章 陆军的采用西方近代武器与近代兵制的变革 第七章 近代海军的筹建与覆败 第八章 北洋舰队的建立与覆灭 第九章 半殖民地近代军火工业的畸形建设 第十章 控舰舰制造工业的兴衰 附录六 造修船舰统计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编后记 序言一、“洋务运动”一词的来历与质疑 把19世纪洋务派因办“洋务”而引发的一部分“借法”活动，叫做“洋务运动”，到今天几乎已经是相沿成俗，而忘其甚谬的事情了。 “洋务运动”一词，并非所指19世纪事情发生时期所固有，乃后人于数十年后所强加。现尚不知确切始于何时何人①，但知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不过自此以后二十余年间，并未为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接受。其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则始自1961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洋务运动》八册资料出版以后。 后记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季的洋务新政》是樊百川先生的遗著。樊先生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县出生，195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见长，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生前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一是要撰写多卷本的《清季的洋务新政》，二是要撰写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史》，三是要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其中的《清季的洋务新政》，在他完成了《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之后即着手撰写，在即将完成之时不幸积劳成疾，于1996年10月13日去世，只有此项研究的副产品——《淮军史》得以完成，于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两项研究计划亦已有写作设想和许多的资料积累，因樊先生的去世而成为憾事。 樊先生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谈起樊先生的后事，樊夫人说最遗憾的是《清季的洋务新政》一书，大部分已经写完，但尚未全部完成，现在人走了，书稿也就成了废物，十分痛心，希望我能把樊先生未完成的部分完成。我想，这是樊先生的遗作，我即使狗尾续貂，也难以与樊先生的思路、观点、风格保持一致，最好能把遗作整理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出版，以反映樊先生的思想。于是我就把遗稿接了过来。按照樊先生原来的计划，《清季的洋务新政》是3卷本，约150万字。 文摘变法维新所推行的一切近代事业，普遍地概括以“新政”之名①。风气所至，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他们在20世纪初被迫允行的事业，称之为“新政”。到这时，在不少的人中，“新政”一词已经只剩下“新的政事”这个词义，几已忘却它原作“初政”的本义了。 把“新政”一词由“初政”的原义，转为兼具或改为“新的政事”一义，从表面上看，也是悖离了本义。但“新”字之有新1日之“新”的字义，自古已然。从文字上讲，把“新政”一词解作“新的政事”之义，并无不通，可以同“初政”之义并存，作为一词两解，并行不悖。实际也可视为本义的引申，而非截然两歧。况且“新政”一词引申作“新的政事”解释，在洋务派活动时期已然，绝不悖离历史实际，而非后人所生造和强加，尤为顺理成章。这同后人歪曲“洋务”一词本义及其引申词义，而强加给洋务派者，根本不同。所以“洋务”一词不能用以概括洋务派的“借法”活动，而“新政”一词则可。这也是“新政”一词一出，立即为许多学人所接受的缘故。 然而“新政”一词又不能单独专用来概括洋务派的“借法”活动。一是“新政”一词的“初政”本义仍存，容易相混。二是无以同后来发生的几次“新政”相区别。必须用专有的限制词来加以限定，使其具有不与他事相混的特别标志。 过去有人因为洋务派经常以“自强”来标榜，遂亦用“自强”作限制词，称“自强新政”，来概括洋务派的“借法”活动。但一则“自强”一词在洋务派只是一个既未达到，又未认真追求的虚妄不实之词，如上文已经谈到的那样；二则词语仍泛，在中国近代史上数起以“自强”相号召或标榜的重大事件中②，仍难明指是何人和何时所进行，单指哪一件重大事件。这自然不能定作概括洋务派全部“借法”活动的专用科学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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