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室定鼎北京。入关伊始，规章待立，必然要借鉴前朝的制度治理国家，御宝制作也是如此。有清一代，御宝的制作在顺治朝盛况空前，许多御宝应是在这时创制的。据清朝档案记载：顺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册封诸贝勒、贝子，其诰命上皆钤用“奉诏之宝”；十月二十六日，以故诺木图卫征之子博罗袭本牛录职，颁给敕书，其上亦钤用“奉诏之宝”。这方“奉诏之宝”是顺治初年专门钤盖在皇帝诰命、敕书上的御宝。顺治十年(1653年)闰六月二十三日，准西纳之班珠尔盆错承袭他祖父通慧净觉国师的世职，颁给诰书及印信，诰命上钤用“所降之宝”。其他御宝，缺乏史料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述皇太极天聪年间的五方御宝此时仍在使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29方。内宫收贮6方，有“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受命之宝”、“皇帝之宝”、“天子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内库收贮23方，分别为“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御前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奉天法祖亲贤爱民”、“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等。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其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看来在顺治、康熙两朝御宝制作量相当大。综观这29方御宝，宝文重复的除外，共有26种。与明朝24方御宝相比，其中“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敕正万邦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是清代新增，而“大清受命之宝”只不过是将“大明受命之宝”中的“大明”换成了“大清”，其余22种御宝文字与明朝御宝完全相同，而且标注的各宝使用情况也与明朝御宝基本一致。这说明清早期御宝是参照明代御宝制作的，是明代御宝的延续。

至雍正五年(1727年)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记载的御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这说明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御宝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也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御宝奠定了基础。

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 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井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

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余全部为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两种文字。乾隆十三年，创制满文篆法。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协调，乾隆皇帝特颁旨，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青玉“皇帝之”

四宝因在清人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轻易”外，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五宝。

二十五宝平时蜜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房中，一宝一房。宝房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 檀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型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宝，老实的说就是印信，与关防钤记一样的。宝的种类不一，犹如人家考藏书画，校读书籍，书札印信各是各的图章一样。不明白宝的情形的人往往有两种错误：一、宝只是一个“传国玺”，这东西就象“九鼎”那样重要，得之者王。二、宝乃是一个皇帝有一个。不错，每一个皇帝是有他自己年号的宝和一切玺，但与一朝传用只宝不同；一个是私印，一个是公用的印。例如汲古阁的印，凡毛家的子孙仍可沿用，而毛晋的印只有毛晋用。一朝的宝是这一朝前前后后的皇帝通用的，而每一个皇帝又各有他自用的自己年号的宝。交泰殿所放的25颗宝，就是清代帝王通用的印信，并没有什么传国玺从前朝相传下来放在那里。

形制和安置

宝的形制和安置，我们可以看这段乾隆十一年御制的《宝谱序》文：“国朝受天命，采古制玺，掌以内阁，承收以宫殿监正，袭以重盝，承以髹几设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其质有玉，有金，有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蛟龙，有盘龙，有尊龙。其文，自太宗皇帝以前，专用国书（按既满文），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

现在交泰殿25个黄绸罩着的木架里就是些宝。这25的数目，也是乾隆十一年定的。《宝谱序》云：“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中收贮者六，内库收贮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且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玺玉自古无定数。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证，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复天数。……”

25颗宝，《宝谱序》上记出了它们的质地大小纽形和用途。这些宝，现在却有的不是乾隆十一年制的，是十三年重镌的，《宝谱序》后有一段十三年御制文：“《宝谱》成于乾隆十一年丙寅，越三年戊辰，始指授儒臣，为清文各体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体未备也。今既定为篆书，当施之宝印，以昭划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文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以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檀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一宝，则朝仪纶誖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敕所司，一律改镌，与汗篆文相配，并纪之《宝谱序》后云。”

宝玺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在清代，由于治国的需要，皇帝拥有许多用于各种公务的宝玺，而在这众多的宝玺中，最重要的要属“皇帝之宝”。在乾隆钦定的交泰殿25宝中，保留了两方“皇帝之宝”。一方为青玉质地，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这方宝玺的独特在于不仅是先帝遗下的宝玺，而且是乾隆以前众多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清书篆体的宝玺。另外一方“皇帝之宝”，质地为檀香木，满汉篆文合璧，左满右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七分，盘龙纽。这是清帝众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由于那方青玉的“皇帝之宝”被列为先祖的传国玺，尽管宝谱上规定了其功用为“以布诏敕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是在日常公务中发布诏令文书，住注用木质的“皇帝之宝”，也就是说，实际上木质的“皇帝之宝”不但具有“以肃法驾”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以布诏敕”的功能。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的使用状况统计来看，用得最频繁的正是这方木质的“皇帝宝玺”。而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皇帝众宝玺中恰恰这方木质的宝玺最不好打谱，故宫博物院的方斌先生曾亲自将交泰殿的25宝打谱，他介绍说25宝中唯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最难打谱，一方面是木质在重量上不如金石，同时印面—和光滑程度也不如金石，这在具体操作中，不但不容易受印泥，而且还爱跑纸。

这方木质“皇帝之宝”之所以在25宝中被列于除前四方传国玺宝外的21方日常公务宝玺的首位，说明了它的重要。而按规定交泰殿的25宝照例是不准出乾清门的，只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是个例外。据史载：凡皇上行围及驻跸圆明园，这方木质“皇帝之宝”都要随驾。当然其制度十分的严格。通常由内阁典籍厅提前发文知会交泰殿管印内监，届时典籍官会同内阁学士一同前注乾清宫，交泰殿的太监将宝玺请出，双方在乾清门西一间的厢房中一同打开宝匣，由学士验明后，放入匣中锁好，典籍官捧出景运门。到内阁制诰房，学士打开宝匣，交与护宝侍读学土验明锁好。由专门的人员用黄布包好，并用九条黄布带周匝捆妥，而后由专门的背宝官背好上马与护宝官们一起进发。到了所在地，则交与当地行宫的太监验明保管，以备皇帝所用。回蛮时，依然由内阁学士向当地行宫的管宝太监请宝，验明后，交由护宝官、背宝官负责。回到大内，护宝、背宝官在诰敕房开宝交与学土验明锁好，由典籍官捧之入宫，依旧在乾清宫西一间与交泰殿内监开匣验宝，并由首领太监确认后，由内监锁好后捧入交泰殿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