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强社会资本”，就是建立在人情面子（“情面”）之上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难以名状，同时又很有约束力。实际上，人际关系网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关系网通过强社会资本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强社会资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情感性，也可以称为非制度性。一方面，从传统上看，不同于西方的“契约”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这使得它“先天地”缺乏对于制度的敏感。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概括了统治中国的阴性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之争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林语堂，2006：185）。面子（“面情”）在这里占据的是第一的位置。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则是“人要脸树要皮”、“情、理、法”，习惯于凡事要先讲面子、顾及情面最重要。自己不能丢了面子，更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朋友没面子。“情面”而非“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中比较独特的一种资本。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转轨时期，原有的制度由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失效，或者由于社会的变革而被废除，但是，新的替代性的制度还没有及时产生或出台。这样，一部分社会需求无法通过正式制度来满足，一定的社会行为无法依据相应的制度得到规范，从而形成制度系统中的“漏洞”与“灰色地带”，这就造成了权力缺位的社会中的“非制度化生存”。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确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孙立平，2004b：36）。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听凭优阶层的裁定，从而从结构上促进了个人关系网的形成，进而滋生强社会资本。

与非制度性相伴生的是强烈的礼仪性，这是强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特点。五千年儒家思想所传承的给面子的形式是礼，因为礼是敬的表现，敬则是礼的内在精神，礼节与尊敬，在维持与改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上往往能产生非常神奇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强社会资本贯穿在社会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体现在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关于这一点，从电影《刮痧》可见一斑。《刮痧》的主角许大同离开中国到美国生活、创业，他的儿子丹尼斯打了他老板昆兰的儿子保罗，许大同让丹尼斯当着昆兰的面向保罗道歉，但丹尼斯不肯道歉。许大同为了表示对保罗父母的尊敬（也就是“给面子”），当场打了丹尼斯一记耳光。许大同这么做是为了向昆兰表示一种歉意，让昆兰感到自己已经让儿子为其行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果昆兰是个中国人的话，那么此时他一定会“心领神会”地责骂保罗几句，以保全许大同的面子，暗示小孩打架双方都不对，保罗也为他的调皮付出了代价，这样双方相视一笑，矛盾也就解决了，这就叫“礼尚往来”。可昆兰是个美国人，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体会不到许大同到底为什么要给予丹尼斯这么重的惩罚，所以后来在办公室里与许大同就这件事起了争执。当许大同说当面责子是为了顾全昆兰的面子时，昆兰惊异难解：“这是什么混乱的中国逻辑？你打孩子是为了顾全我的面子？”从许大同和昆兰关于“给面子”与“尊重人权”的认识冲突上，可以折射出中西文化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强社会资本在中国的独特性——虽然强社会资本的存在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陈卓：《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