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 ，中国清代金石学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潍城区）城里人。

中文名：陈介祺

出生日期：1813年

逝世日期：1884年

人物介绍(概况 爱好 成就)

代表作品

人物介绍

概况

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咸丰四年(1854年)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回到潍县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

爱好

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收藏的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在《陈簠斋写东武刘氏款识》一书中，他指出遂启諆鼎铭文中仅有9字是原鼎铭文，其余为后人伪刻，均为确凿之论。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

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 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9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藏有商、 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 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

成就

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藏古目》《簋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簋斋藏镜全目抄本》、《簋斋藏古玉印谱》等十余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代表作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嘉德拍卖会上，竞得了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墨拓铜镜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镜，孤品，加上为陈介祺亲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兴。诸多友人怂恿我将其整理出版，公诸同好，乃成书三卷。不日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今从书之总论中摘编小文一则，先行就教于方家。 陈介祺的藏镜殊为不凡。仅纪年镜这一铜镜中最名贵的镜种即有七面，占当时存世的此类铜镜的十分之一。陈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镜，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他五十二岁以前在给吴大?的信中曾说 "藏镜不皆精，共拓得百七十纸，自名二百镜斋，以所好不笃，未能补足"。及至陈氏五十二岁，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残守缺斋"将所藏陈介祺藏镜拓本影印出版《?斋藏镜》，全书一百零八镜。据编者宣哲说，此书所以较陈介祺所说的百七十之数少六十八纸，估计是汰除不精者的结果。但笔者将在嘉德拍卖会露面的陈介祺藏镜拓本（以下称"嘉德本"）与"抱残守缺斋"出版的《?斋藏镜》（以下称"藏本"）一书仔细对戡，发现宣哲所言非是。具体情况是： "嘉德本"共一百八十二纸，"藏本"一百零八纸，"嘉德本"较 "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纸，"藏本"有而"嘉德本"没有的六纸。可靠的材料说明，陈介祺的藏镜实数，应该是陈告知吴大?的一百七十镜加"嘉德本"较此多出来的十二镜，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无的六镜，总共一百八十八镜。作者最近查阅了出版于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岩窟藏镜》，梁氏多次称该书著录陈介祺藏镜二十面，经与"嘉德本"仔细核对，梁氏谈的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一面，一百八十八面再加这十一面正好是一百九十九面，由此看来，陈介祺藏镜不会少于二百面，至于他对吴大?谈只有一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话，已经不足为凭了。

从一百八十二纸的"嘉德本"看，陈介祺藏镜镜种十分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约五十多面，东汉镜约八十多面，已知的两汉镜镜种几乎无所不包。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这里先以西汉镜为例，稍加介绍与说明。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的《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日有?连弧镜、清白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在这七种新镜种中，草叶镜以其秀丽柔和的风貌惹人；日光镜和昭明镜以其高洁明快、含蓄深沉揽胜；铜华、清白、日有?连弧镜，以其端庄大方、气势恢宏得宠；博局四神镜以其结构稳重、纹饰丰富而傲视群镜。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铜镜加饰铭文是汉镜划时代发展的标志。"嘉德本"西汉镜铭文的内容丰富多采，许多佳作，铭文的书法精湛者也颇多，显示着汉篆、汉隶结合的书法变化轨迹和汉篆、汉隶、八分体的美的魅力。

现在谈谈"嘉德本"的东汉镜。东汉铜镜的纹饰、铭文循着西汉镜的思路发展着。东汉铜镜艺术在西汉铜境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有了许多突破。在纹饰上的，比如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在铭文上的，比如姓氏铭文镜等，都可以说是新的面貌，这从"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来，但总地说来东汉铜镜没有像西汉铜镜对战国铜镜那样的巨大变化。东汉铜镜的进步表现在纹饰方面，主要是大大发展了博局镜，它充实了博局镜的内容，改进了博局的若干制作技术，最后又对博局镜逐渐进行了简化，直到将其汰除。

东汉镜的进步，表现在铭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现了姓氏铭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纪"，"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中，姓氏铭文不下二十家。单从如此众多的姓氏铭文即可看出汉代铜镜制作是如何繁荣。

汉代铜镜以其千姿百态的纹饰与样式，内涵丰富的铭文，足以垂范后世的健雄浑厚的书法，形成一道彩虹，划破万里长空，辉耀于中国艺坛，为中国艺术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这从"嘉德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铜镜却一直在汉镜的传统和影响中延续着，没有中断。总体说来，铜镜的制作流行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说这个时期的铜镜没有一点的发展和变化，至少纪年镜是从三国时多起来的。纪年镜在考古学上有其重要价值，它可充当判定一定铜镜和一定墓葬的年代的标尺。除了博局镜外，汉镜中原有的镜种如变形四叶镜、禽兽镜、神人瑞兽镜、铭文镜，大体都还维持着，半圆与方枚交织成带的这种纹式，还有某些发展。陈介祺藏镜的重点在汉镜，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不是他最注意的主要对象，但因这一时期铜镜基本上没有超出汉镜的范畴，他也还是收藏了不少， "嘉德本"总计有二三十面，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纪年镜。

南北朝时期过去，隋唐盛世来临。中国铜镜史上的先汉镜、汉镜的传统模式从形状、纹饰、纹饰样式到铭文的文词和书法彻底被淘汰出局，全新的铜镜风貌出台了。铜镜形状固然还保留有圆的；但方的、菱花形的、葵花形的、莲花形的、椭圆形、带把的镜子相继出现，而且渐渐占了重要地位。铜镜的花纹出现了瑞兽、凤凰、鸳鸯、蜂蝶、花鸟、团花、宝相花、葡萄……铭文的内容，明显向生活、爱情方面迁移，形式也渐渐变成骈体文，并且颇富文采。铭文书法则变成楷书。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古代铜镜从天上移到了人间。可惜，陈介祺的注意力并不在隋唐，"嘉德本"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隋唐镜只有七面，比重很低。不过这七面镜都是名镜，它们是"上圆下方镜"、"嫦娥奔月镜"、"孔子问曰镜"、"灵山团花镜"、"四瑞兽镜"、"照心瑞兽镜"，不仅纹好，并且大都有极佳铭文。特别是"上圆下方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隋唐铜镜足足风光了三百二十年，辉煌的历史到北宋已基本上画上了句号。宋、金、元、明、清的铜镜，可以说是中国铜镜史的尾声。这一时期的铜镜，在"嘉德本"中，已经是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