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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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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卿卿

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20日)

平装: 336页

开本: 32

ISBN: 9787222071384

条形码: 9787222071384

产品尺寸及重量: 21 x 14.8 x 2.4 cm ; 440 g

内容简介

《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最初的名字叫《丑崽子》，初稿写于一九八○年，两万多字写满了小叔叔留给我的记忆。但看着那两万字，怎么都不够表达对他的歉意与愧疚。三十年的锲而不舍，是，至今我再也没有感受到世界上还有人如他那般的对我。直到死，小叔叔依旧在傻傻地等待，他至死坚信我会回去栗山岭带他到昆明。二十五岁那年，小叔叔像往常一样到资江放纸船，只因那纸船是我教他折的，并对他说过，纸船能顺着河流漂到昆明，只要看到纸船就知道我他想我了。然而，小叔叔癫痫病发，掉进资江，乘上我教他折的纸船去了天堂。故去的人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美好之中，活着的人一生追悔不已，我能做的就是为小叔叔写一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小叔叔永生，曾有一个叫卿汉禾的人来过、爱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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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编辑推荐：曾是小女孩的卿卿对卿汉禾说过，小纸船能顺着资江水漂流到昆明，只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是混迹在一千只中她都能一眼认出它来。卿汉禾记忆了一生，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地相信她。人人都说卿汉禾的脑子有病，唯独卿卿知道他没病。他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故事。结果一个人记着，另一个人忘记了。记住的人上了天堂，永远生活在美好的想象之中。忘了的人下了地狱，从此陷入无边的黑暗，永远生活在追悔之中。卿汉禾的死，让她想起疯子说的话：“你们忘了这个世界了吗？”她希望这个谁都不记得的人能被世人记住，记住曾有过一个叫卿汉禾的人来过。于是，这一写就是三十年……幸福越深刻，痛苦就越沉重。回忆于卿卿或许是慰藉。对我们，阅读《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一个八岁女孩的"文革"记忆)》，更像是一则寓言。看到纯真的孩子对游街、反革命、牛鬼蛇神、阶级斗争、饥饿习以为常，这一切带给孩子的恐惧让人心疼，而带去的乐趣与激动却让我们心惊。在非常世界里，善良和真实是多么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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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的，正被遗忘的经验，忠直公正地回望历史，没有个人记忆就没有历史记忆，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李敬泽

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幸免。

——解玺璋

作者简介

卿卿，本名卿玉清，1960年生。中国作协会员，2007年鲁迅文学院毕业。著有长篇小说《女人情感》、《香香饭店》、《不留余地》，文集《纸月亮》。短篇小说、散文常见于《人民文学》、《大家》、《滇池》等刊物。

序言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卿卿讲这个故事，是在二○○六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述，凭直感，我觉得应该是一部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个深藏于卿卿心里近四十年的故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成一个中篇，之后她一直在修改，一直在投稿。三十年的执著，只为还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真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香香饭店》出版后不久，我看到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啊！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都已忘记了那个世界，更多后来者就根本无从了解那个世界了。所幸的是，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三十年。由于她不懈的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像是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八岁。四十多年后，那个八岁的女孩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经历，笔下呈现出来的依旧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一九六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五点半二姐就把菜炒好了，可妈妈没有准时回家。我和妹妹一趟一趟地跑下楼去往公路尽头张望，直到太阳落山了都没见到妈妈的影子。最后，是爸爸饿得受不了了，他说，‘给你妈留点菜吧！我们就先吃饭了。’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稀里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一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作者的“文革”记忆从这里开始，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成了这个八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和隔壁公路管理局的“炮兵团”谈判，如果谈崩了马上就开战，而且机枪都已经架到房顶上了。妈妈回来是想着把几个孩子安置好。她用棉被把窗户钉死，叫孩子们打地铺睡在地上，还不许开灯。时空仿佛一下进入到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没有打响，但爸爸的历史问题却东窗事发了，受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大姐在学校是“炮兵团”副司令，去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职了。但大姐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

大姐走后不久，家里被告知将疏散下放回湖南老家——“栗山岭”去。这时，爸爸关押在牛棚，多病的妈妈只得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回乡之路。

乡下虽说没有像昆明那样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去上课，临出门时妈妈突然一个反手把门关上，她把几个孩子搂在一起，很神秘地考问他们家里是什么成分？这个八岁的孩子因老记不住“佃中农”这三个字被妈妈一顿狠打，直到一遍一遍背熟了家里的出身妈妈才让她出门。有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九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老家，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了。他是学校的老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缨”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她对堂哥心存好感。学校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同学们一下课就相互猜测是谁写的。她老是担心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晚上不是一头吓醒就是梦到被人抓去游街。那天早上，公社民兵从学校抓走堂哥，当场就有人踢她骂她反革命。接下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些什么她都不知道了，听到放学的铃声，她抓起书包就跑。一路上，她为堂哥伤心的同时又恨堂哥为什么要那样去做。因为爸爸和堂哥的事她甚至不想去上学了。堂哥写反动标语的事其实并不属实，就因为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学校就想当然地认为堂哥也是反革命，更想当然地认为那条反动标语就是堂哥写的！

那段日子，她要忍受公社干部子弟和出身好的同学嘲笑，还时时担心被人揪到讲台上去斗。能够保护她、安慰她、照顾她的，只有小叔叔卿汉禾。这个叔叔确实很小，小到几乎和她同岁，是她的同班同学，还跟她同座。小叔叔长得很丑又很笨，经常考试不及格。她不喜欢他也不肯认这个亲戚，觉得很没面子。但小叔叔总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她身旁，他甚至为她和班里一群出身好的男生打架，最后就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不后悔。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幸免。

大姐下乡数年后辗转来到栗山岭。在这个八岁女孩的眼里，大姐始终像个陌生人，她无法理解大姐的举动，也说不准大姐是好人还是坏人。回到家乡后的大姐组织了铁姑娘队，她白天带领铁姑娘种试验田，晚上带领铁姑娘学毛选背语录。铁姑娘的试验田大获丰收，大姐因此变成新闻人物，她到处去交流经验去演讲，还被市团委借调过去。大姐的先进事迹上了报纸，上了广播，再次成为一个名人。

离开栗山岭时，这个不谙世事的八岁女孩向她的小叔叔卿汉禾许诺，说将来一定回来带他到昆明去看看，还许诺回昆明后一定邮寄一张自己穿红色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的照片来给他。然而，诺言一直未能实现，原因是她一直没能穿上梦想中的红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她所穿的，都是姐姐们穿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

很多年后，卿汉禾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这个一直暗恋着她的小叔叔得了癫痫病，最后竟在放纸船的时候发病掉进资江淹死了。小女孩曾经对卿汉禾说过，小纸船能顺着资江水漂流到昆明，只要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是混迹在一千只纸船中她都能一眼认出它来……一句充满孩子天真的话语，没想到卿汉禾记了一生，他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地相信她。卿汉禾的死，让她想起“疯子”说的话：“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往事历历，她决定写一篇小说纪念自己的小叔叔，这一写就写了三十年……

卿卿的叙事明显地带有准自传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主要来自其童年时代的记忆。固然，人们在复述自己记忆的时候都不能逃脱当下的立场、态度以及认识能力对叙事的干预，而记忆本身似乎早就经过了时间的淘洗，留下的往往是我们可以认同和接受的部分。恰恰在这一点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诚恳的，对历史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叙事态度。也许，我们谁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更难以跳出现实的“三界”之外，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态度，一种不想取悦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个人记忆的态度，诚实是叙事者的最高伦理。

诚然，一个以童年记忆为对象的叙事者，在描述个人眼中的历史图景的时候，不能不受制于叙事者的出身、身份、经历、禀性、品行，以及叙事动机。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时期、历史场景也许会有不同的记忆和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基本常识和细节却不能遗忘或修改，尤其不能有意修改，甚而至于篡改，以取悦当今某些无聊的趣味。最近看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影片讲的也是“文革”记忆，却号称什么“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且不说“最干净”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至少不仅仅是女主角性方面的无知，就故事本身来说已颇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导演作为叙事者的用心。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静秋和老三，一个是右派的女儿，一个是走资派的儿子，他们的恋爱如果发生在“文革”当中，恐怕也不会是这样的浪漫和清纯吧？事实上，这样的恋爱只能发生在人造的、超时空的桃花源里，决不可能发生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一见钟情的前提是静秋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新教材的编写实践活动，来到这个小山村。试想，一个右派的女儿、可教子女、母亲还在学校劳改，会有这样的殊荣吗？这是普通的常识，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象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被低估了，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于我们，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之所以推崇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

201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