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
| 释义 | 图书信息作 者：（德）洛维特 著 区立远 译 出 版 社：学林出版社 ISBN：9787807306788 出版时间：2008-12-01 版 次：1 页 数：237 装 帧：平装 开 本：大32开 内容简介《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是洛维特流亡日本期间，为了争取哈佛大学怀顿图书馆的征文奖金而写作的，该次征文邀请德国的流亡者将1933年前后在德国的印象写下。当时可能因为内容不符主办单位期望而未得奖，此份书稿遂也被遗忘多年，直到洛维特遗孀整理遗稿时发现，终于在1986年于德国出版。洛维特在书中记录了自身早年的知识形成与纳粹主政后被迫流亡的经历，除了展现哲学家如何理解纳粹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从德国到意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动。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面对景仰的师长海德格尔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洛维特的叙述依旧锐利清楚。在这本书中，洛维特经常以简单的观察就让当年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书页面前，纳粹时期的德国知识状况因而清晰呈现。 作为国际学界重要的哲学家，洛维特的哲学研究独树一格且著作等身，而这本洛维特自述1933年前后德国生涯的传记，很可能是他的作品中最适合通俗阅读，也最容易让人认识到他鲜明的思想性格的一部分，除了作为历史证言，在他浅白的叙述中，更是处处可见其被誉为“小故事的大师”的文学风采。 作者简介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犹太裔德国哲学家。1897年生于慕尼黑，纳粹主政时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地，1952年再度回到德国，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至1964年退休，1973逝世。洛维特的知名著作有：《韦伯与马克思》（1932）、《尼采的永恒回归哲学》（1935）、《布克哈特：这个历史之中的人》（1936）、《欧洲虚无主义：对欧洲战争的前历史的考察》（1940）、《从黑格尔到尼采：十九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断裂》（1941）、《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1953）、《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1953）与《知识、信仰、怀疑》（1956）等。德国麦兹勒（Metzler）出版社在其辞世后为之出版九大册的作品全集（1981-1988）。 译者简介 区立远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德国图宾根大学古典语文硕士毕业（拉丁文与希腊文双主修），现就读于该校希腊文系博士班。 目录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本自传 编者前言 引言 1914-1933 世界大战与战俘经历 在希特勒之前与之后的尼采 奥地利人，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 家乡的迎接 “前线条款” 战后 两个德国人 我在战后的第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的圈子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卡尔·巴特 在弗莱堡跟随胡塞尔 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1919-1936) 海德格尔将“每个本有的此在”翻译为“德意志的此在” 海德格尔的人格 B.博士反向的“启动” 精神与基督教在德国是一种时代错置 B.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立场 我1933年在弗莱堡与胡塞尔、1936年在罗马与海德格尔的 最后一次会面 我在弗莱堡学生时代的朋友 通货膨胀将现存的一切吞噬殆尽 在麦克伦堡当家庭教师 逃离眼前的时代，前往意大利 回到马堡，完成就职论文 父亲70岁的生日与过世 政变的三个预兆 政变之前 德国1933年的“振兴”与我在马堡最后一次的演讲 1934-1936 告别马堡 意大利人与德国人 罗马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 两位德国主任 在罗马的德国流亡者 在意大利与日本的俄国流亡者 将犹太人赶出意大利 日本人的天真与德国人的天真 马堡大学的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的遭遇 德国事件在意大利的反应 在布拉格的哲学家大会上(1934) 聘书被撤消，以及我的德国之旅 绕道巴黎返回意大利 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 受聘到日本任教，告别德国与欧洲 出版商的困境 1936-1939 抵达日本 一个英国同事 仙台的一位意大利高官与一位德国资政委员 在日本的德国流亡者 在轻井泽的国家社会主义 我在日本与德国人的来往 1936至1939年德国发生的事件 两个雅利安流亡者 对我来说，德国人与犹太人的隔离如何开始 同时是德国人与犹太人 德国之简化，德国之抗议 后记 另一篇后记 生平经历(1959) 补记 附录 一千元美金征文广告 照片 人名索引 前言在德国，月历上虽然用基督诞生的“前”与“后”来区分欧洲的历史，但这区分在人的心里却已经荡然无存。从世界大战里产生出来的独裁政权，跟从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正重新纪元整部历史。而事实上，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动已成事实，这在德国没有人能争辩。而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党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缄默的反对者，意见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德国的来信上所说：“一切都过去了。” 精彩书摘结束的时候，有人要求我们所有教师加入甫成立不久的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一张表格在众人之间传递，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在上面签字表明加入，直到有一位神学家怯生生地举了手，斗胆地提了一个问题，问在签字之前是否可以看一下这新的教师联盟的组织章程，以便了解自己加入了什么组织。我们这位领导先是略显尴尬，接着表示抱歉，他还没有从柏林收到这份章程，因此目前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内容。于是有些人感到犹豫，不再继续签字。不过是上个月，同样这批人还为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僵持讨论许多钟头才达成协议。此外，几个星期以后，部长下达了一道命令，规定大学教员不得加入上述的教师联盟，若有已经加入者，必须立刻退出！同样可悲的是校内对这政治的“世界观”普遍的谄媚与靠拢。新学期的课程表上挤满了与“国家”一词沾上边的课目：“物理学与国家”、“艺术与国家”、“哲学与政治”、“柏拉图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结果是，到了下个学期，部长寄了一封信来，明令禁止教师们继续开与政治有关的课程，除非他们专业内原本就有这样的研究对象。两年之后，这种倾向发展得如此严重，使得部长因考虑到学生惨不忍睹的考试成绩，公开宣布他不会再容忍泛政治化的教授。“亲近民族”的学术所产生的结果，却引起了反政治化的要求，而且还是基于政治的考虑；而极权的国家也矛盾地转过头来，支持人文精神领域里的政治中立！早在1933年瓜尔迪尼到马堡作一场关于帕斯卡尔的演讲时，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只字提到当前的局势，我们便已有一种真正的解放感；不过这演说并不能免于受到批评。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心理学家延施——此时他已完成了德意志精神之“对立典型”的学术发现——听完演讲极为激愤，并且宣称，大学在当前的时刻让一名“异国的”学者（瓜尔迪尼是意大利裔的德国人）来作一场关于一个法国人的演说，实在是一桩丑闻。 一开始，各单位发出的命令公文满天飞舞又互相抵触。在这样的大混乱里，新任的教师团领导也禁止我继续我的演讲课。我并没有就此屈服，反而立即前往柏林，通过一位当时在文化部里任职的老战友的联系，得到了协商此事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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