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先进事迹

加入共产党

喊冤去世

人物简介

禄大奎，彝族，高小文化，1895年生，云南曲靖宣威乐丰得勒人，有弟兄5人，他排行第五。祖辈为宣威土知州安土司属下四十八营火之一，“改土归流”后称“土目”（民间习惯称土司）。其祖母安氏，21岁守寡，抚子禄崇尧（禄大奎之父）成人，94岁寿终，1928年云南省政府送“巾帼完人”金匾。这时，各土目大都衰败，禄家为土目中实力较强者，属地方圆数十里，约有佃户500余户。禄崇尧死后，其子划分地盘，各立门户，禄大奎分管得勒和贵州威宁老鸦营部份属地，有佃户200余户。禄大奎生长在民族上层世家，条件优厚。从小习枪练武，待至成年，身手矫捷，能跨上飞跑的马背，尤以射击为精湛，白天能打落飞鸟，夜晚燃香为靶，一弹一香。为保产业，组织武装，拥兵自重，在其影响下，部下亦颇多神枪手，若攻碉堡，能准确射中枪眼，一般豪强不敢轻易得罪于他。禄喜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深受感染。他为人豪爽，刚直不阿，重义气，说话办事，说一不二。对他认为信得过的人，心口如一，视为挚友。尤好抑强扶弱，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对以强凌弱的人，恨而远之。因常触动地方豪强的利益，常遭嫉恨，连亲哥禄大勋（曾任过国民党宣威边防司令和宝山区区长）也与之反目为仇，互不往来。30年代中期，禄大勋任宝山区长时，禄大奎领命在五里坪“保路”。他一反常规，只收外籍过往富商的保路费。对一般农民，则免收保路费，有的按惯例送给他，他亦执意不收。

先进事迹

1938年底，宣威八、九、十区农民相继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无限度的抓壮丁。国民党宣威各级政府和地方部队，一时慌了手脚。保安大队和宝山区长耿开菲密谋策划，突然抓住卸任区长禄大勋将其扣押，要他交出其弟禄大奎（此时正值佃农第三次反佃后，禄大奎在外未归家）。禄大奎在经周密安排后，毅然往见。耿等协迫禄大奎要他带武装去镇压暴动农民，禄内心不悦，但为应付，假意应允，带武装30余人出发，行至中途，探知耿开菲已回家，即突然折向宣威小耿屯，包围了耿开菲家，并向全村喊话：“穷家小户不要出来，我们要的只是一二人。”遂将耿开菲打死，焚其房屋后，从东山顶、黄鹰洞绕道回得勒。

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承袭祖制，苛剥佃佃农，佃农曾数次反佃，均被镇压，1937年冬，佃农再次举行大规模反佃，曾一度攻占其家，抓走其妻安文芝（后被人贿其看守者放跑）。禄到贵州威宁赫章可乐，搬来其亲戚土司武装数百人，镇压反佃武装，禄也被顽强抵抗的农民用石头击伤头部。后暴动农民百余人，撤上光山梁子继续坚持斗争，禄亦离开故里，率武装居住在威宁老鸦营属地，活动在宣威与威宁交界一带地区。1940年，禄娶老鸦营地方实力派之女樊金凤为妾，尔后即长住老鸦营。

这期间，禄大奎一方面与佃农对立；故土难归；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政府、地方实力派产生矛盾，在庇威宁、宣威均遭到国民党部队追剿，处境十分困难。为求生存，他加紧发展武装，此时已拥有武装300余人枪，加之部下骁勇善战，熟悉地形，又雄踞尼珠河边之天险——猛虎洞，曾多次击败国民党进剿部队。为应付错综复杂的环境，他力求缓和与佃农的矛盾，对来往佃农热情接待，并派人告诉其妻安氏：对歉收的佃农不要再逼他们交租。

抗日战争中后期，宣威党组织遵照省工委的指示，准备在宣威与威宁、盘县交界一带地区建立抗日于游击基地，派党员柴爱国等到宣威格宜、宝山一带宣传发动群众，作好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根据禄大奎的处境和为人，1944年党组织派人做了禄的工作。处境进退两难的禄大奎欣然表示：“如果日本人打来，决不甘当亡国奴，更不会当汉奸，为国家民族的存亡，我禄大奎一定会率武装与敌拼到底。”1945年4月，他邀请格宜、宝山一带党组织负责人柴爱国到其驻地会面，消除了一切疑虑，推心置腹地谈了他多年的苦恼和抗日的决心，和柴等交了朋友。

抗战胜利后，他仍明确表示：与国民党势不两立，愿和共产党合反蒋，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和调遣。并主动寻机打击与人民为敌的地头蛇。1946年1月21日，备木乡乡长方金怀率武装39人，到土木参加国民党宣威县长陈文友召开的“剿匪会议”。会后，方领命剿得勒一带的农民武装。1月22日，方率先头16人行至西那乐坝子时，禄率部迎头痛击，当场击毙14人，缴枪14支，乡长方金怀、副乡长龙显光、保长徐石友等同时毙命。当方家来人领尸时，禄大奎还风趣的说：“方金怀天天收入家的宰口税分文不让，今天，我要收他的宰口税。”遂收银元100元后，才让领尸而去。1946年底，禄大奎与柴爱国等组织武装40余人，围攻曾多次镇压农民武装的国民党剿匪大队长徐强鹏的老巢。在村民协助下，消灭了徐的武装，徐侥幸逃脱。

加入共产党

禄大奎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理解。从多年“恩怨相报”的切身现实中看到了实质所在，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本质，明白了共产党顺应民心，改造社会，进行新的变革这一斗争的实在意义，对自己找到新的出路感到欣慰。他一再表示，要与本阶级决裂，自己革自己的命，全力支持和投身改天换地的斗争，并几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经格宜、宝山一带党的特别小组成员谢敏介绍，禄大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禄大奎入党后，心情十分激动，决心把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党，多次提出将武装全部交给党安排。党组织根据当时的环境，为有利于开展斗争，让他仍维持原状，禄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1 947年6月6日，经省工委批准，云南第一支反蒋武装“六六分队”在宣威格宜法马坡成立，禄大奎派18人枪参加了“六六分队”，并以其特殊身份掩护外来干部，协助组织接送干部，安排干部食宿。省工委派到这一地区工作的主要领导李德仁、蒋永尊、谢敏等都曾在禄大奎住扎的猛虎洞里隐蔽过，从而保证了领导同志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8年初，宝山春节起义前，组织上派人与他联系，他一再叮嘱来人转告组织，请作认真准备，做到万无一失。并派部下队长姬忠然率48人枪（每枪配70发子弹）参加了起义。1949年元月，格宜花红梁子起义时，他又及时派近百人枪参加。1949年4月，他亲率剩下的全部武装百余人枪，参加了永火昆支队宣威边防游击大队，被组织任命为副大队长。

他入党后，严守党的纪律，对党交给的工作始终不遗余力，圆满完成。这一地区的多次起义，均得到他的全力支持。由于他在这一地区的特殊身份，同志们常到他家里找他，大部份领导同志到过他的家。他不仅热情接待，所需粮油用品无偿提供，而且总是精心布置，周密安排，以保证安全。其侄子禄国章（禄大勋之子），时任国民党“宣威东北四乡联合剿匪办事处”中队长，对禄大奎的行动产生怀疑，但又抓不到任何把柄，亦不敢多问。1947年秋的一天，“六六分队”的两位同志到禄大奎家，晚上，禄大奎安排来人休息后，禄国章以为来人已走，即到禄大奎家对他说；“五爷（叔），这些人不知是干什么的，你不要和他们勾勾连连的。”禄大奎以长辈的威严当即骂道：“你想来，你过来坐坐，不想来，你滚你的，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你要胆敢动他们，我对你不客气。”由于本质决定，禄国章仍贼心不死，曾私下拉拢禄大奎部下一个叫高小榜的人，企图暗杀“六六分队”人员。禄大奎知道后，责打了高，并晓以利害，进行教育。高认错悔过，后随禄大奎参加了游击队。

禄大奎在宣威边防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时，已睁过五十，主要分管行政和后勤。他不顾劳累，千方百计为部队筹办给养，以保证部队行军作战的需要，有时部队出发，他就从家中拿出粮食制作干粮．1949年五、六月间，边防游击大队在得勒小学整训，每人每天三个铜板的菜金全由他提供。大队的武器，除他带来的较好外，其余均破旧牌杂，且子弹较少（全大队平均每支枪只有子弹20余发）。在这种情况下，禄大奎首先提出“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号召，要求全体指战员苦练瞄准射击，并亲自传授首发命中的经验与要领。由于他与其他领导一起言传身教，从严训练，大队中涌现了不少“神枪手”，为后来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勇于改造自己。多次提出，原佃户租种的土地归佃农民自己所有，自己还有土地，要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彻底放下“土司”架子，和同志们平起平坐，亲密无间。同志们也很亲近他，都愿和他在一起，他在边防游击大队虽然只有两个月，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每到驻地，他都与别人争着给群众担水扫地，有时还跳下田去，帮群众犁田插秧。他严以律己，决心戒掉吸食鸦片的旧习，无奈引起腹泻拉血，加之年长体弱，最后连骑马都很困难。但他从不叫苦，默默地忍受着。党组织考虑，他的身体已很难坚持艰苦的行军作战，遂动员他暂时回家休养。为安全起见，组织决定让他带回2人3枪。但他认为部队正需要武器，说什么也不愿带枪离去。经领导反复做工作，1949年6月，他带2人3枪依依不舍地离队回到老家得勒。回家后，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没有忘记党的工作。1949年冬，匪首李兴才带股匪在当地骚扰群众，活动猖獗。他马上写信给边防游击大队长兼教导员柴爱国汇报，柴吝派20余人归他指挥，消灭了李匪后归建。随后，禄大奎到老鸦营家中养病。

1950年4月，征粮开始后，残余反革命势力兴风作浪，“青年党”组织叛乱，社会上的地痞流氓遥相呼应，部分曾投向革命的地霸武装头目也乘机背叛革命，参与叛乱，重新与人民为敌，袭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气焰十分嚣张。而在家养病的禄大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誓言。坚信共产党既能推翻统治中国多年的国民党政府，也定能尽快消灭局部的土匪叛乱。其侄子禄国章曾专程到他家里，威逼他参与叛乱，并煽动说；“你革什么命，革来革去，最后要革你的命，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跟共产党能跟出什么好结果。”禄大奎义正词严的训斥说：“我活着是共产党能的人，死了也是共产党的鬼，我劝你放明白些，不要胡来。”禄国章碰了一鼻子灰。为防他狗急跳墙，禄大奎随即离家隐居于猛虎洞中。部队剿匪期间，他曾率随从2人到俄科，向参加剿匪的曲靖分区独立二营副营长张国标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把从部队带回的3支枪交给张。张叫他回原住地工作，并让他带回步枪、手枪各一支。他回去后，积极协助村委会动员当地群众支持剿匪部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喊冤去世

1950年11月，他被错当为土匪，强令到宣威土木乡政府举办的“自新队”学习。12月初，即押送宣威县公安屁局二所关押，让他交待“参与青年党叛乱”的问题。禄大奎认为，参加革命前，自己确实做了些对不起农民的事，内心自责，准备进行认真反省。但参加革命后，一直跟党走，间心无愧。他多次申诉自己与叛乱无关，但未得到认可。1951年5月5日，禄大奎在狱中含冤去世。时年56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宣威县公安局重新复查认定，禄大奎参加“青年党叛乱”的问题，“查无实据，不能成立”，于1983年11月29日作出决定，推倒前案，恢复其政治名誉。1985年11月29日，中共宣威县委组织部决定：恢复其党籍。对其遗属，按有关规定发给抚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