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桂洁1916年3月出生于辽宁锦州，原籍河北昌黎后封台村，祖辈是医药世家，到她父辈已是第17代。可他父亲不愿做医生，开了家“玉发和粮店”，家境小康。1931年16岁的龙桂洁高小毕业后，经过自己的争取和亲友的帮助，投考了锦州唯一的女子师范——锦县女师中。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接受了女权运动的新思想，成长为学生会干部，文学青年；同时接触了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书刊，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还读了许多苏联小说如《我的大学》、《母亲》、《铁流》、《一周间》等，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她在日记中写道：“见到了革命的光亮，好像打开一扇窗，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出路，也逐渐地洗刷我原来接受的封建腐朽悲观厌世的思想。”

1934年日寇在东北开始加强奴化教育，对学校加强统治，派日本校监住校，发动思想犯检举运动。在与龙桂洁接触的校内外进步师生中，陆稼轩、王逸峰、穆晓村等教师被捕入狱，朱雅珍、裴桂荣等同学到北平求学，还有的被迫远走他乡，进步书籍的传播和阅读转入地下。这时的龙桂洁感到孤独、苦闷，斗争意识逐渐形成，产生了“想找共产党的组织参加抗日斗争”的想法。她在1934年4月18日发表在《锦县女师中季刊》中的《我愿》一诗中写到：“我愿我愿为那冬日的北风，实行我严冷的命令，征服一切安暖的弱者，永在奋斗勇敢的途上长征！我愿我愿为那远远的星辰，不显又不隐，锐而且晶，却还尝遍那最苦最乐的人生！我愿我愿为那幸福人前的黑影，如果他太懦弱只有烦闷，他是勇者定要努力的追求与前进，最后我给他最愉快的为众人而生的责任！”在1934年5月15日发表的《忠告》一诗中写到：“朋友！如果——人类的长征途上需要你这样的健雄，请不必顾虑他们的毁之为辱誉之为荣，快快操起你的武器！跑向前锋！何必等别人的领导与不坚定的盲从？！”表明了她革命的决心。

二

1934年下半年，龙桂洁通过她的大弟弟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张慧忠。张慧忠在锦州开了家凌川照相馆，姐弟俩常到他那儿去洗照片，并互相借阅书刊。张慧忠引导鼓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向他们表露了中共党员和国际反日情报人员的身份。龙桂洁姐弟给予了张慧忠深深理解和积极配合，经常帮助张慧忠转信和搜集锦州地区的资料、地图等情报，并为他提供化装成工人、农民的衣服以及生活上的方便。张慧忠还向龙桂洁介绍了他的上级老李同志（当时是奉天泰东报的记者）。1935年张慧忠赴苏学习前，曾动员龙桂洁姐弟同去，但因龙家里阻力没有成行。尽管如此，龙桂洁实际上已经成为张慧忠的可靠关系人。两年后张慧忠再次来到锦州，使龙桂洁看到了新的希望。龙桂洁当时在锦州北关两极小学教书，由于她思想进步，日本特务随时到课堂听课或在路上跟踪，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逮捕。此时，龙桂洁父亲刚刚病故不久，母亲需要照顾，但龙桂洁革命的决心已定。“这是我一生的关键问题，即使不参加革命，在日寇的监视下随时都可以遭到迫害，我毅然决定走抗日道路。” 龙桂洁写到：“走！我必须得走！走向哪里！？走向没有鬼子侵略的地方，走向民族自主、呼吸自由的地方，走向拿枪弄刀准备进行反抗的地方，走吧！叫我们大家一起走吧。谁也别再受日本鬼子的气，我们要做昂头吐气的中国人，拒绝做低三下四的奴才。”

三

1937年5月末，龙桂洁随张慧忠转到青岛，张慧忠向龙桂洁介绍了他的上级负责同志（组织纪律要求不许问姓名，实际上是庄克仁同志）。负责同志在询问了龙桂洁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并告诉她革命工作艰苦而且有很大的危险性后，向她讲了从事革命工作的组织纪律，又讲了中国、苏联和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青年唯有参加革命工作才有出路等。此时的龙桂洁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庄重地向庄克仁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但由于情报活动的秘密性，组织需要龙桂洁保持群众身分，这样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龙桂洁知道自己参加的是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从事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于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从此化名杨玉珍，投身于革命工作。

6月下旬龙桂洁辗转到了上海，在这里组织决定派她等几位同志一起去苏联接受特种训练。龙桂洁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注射防疫针、种了牛痘。在短暂的等待期间，组织安排龙桂洁他们阅读了很多关于统一战线的书，了解了当时国民党在苏州监狱公审“七君子”的情况，看了西班牙抗击弗朗哥和德国法西斯的电影，如《马德里末次车》、《西线无战事》、《黑海舰队》等，使他们受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七七事变爆发，龙桂洁等赴苏未能成行。

四

龙桂洁的情报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搜集、传递情报，二是建立、转移秘密电台。

1937年龙桂洁来到天津，组织上交给她一项任务，既弄清七七事变时，日军香月司令官的专车在天津东站被抢事件真相。日寇认为是东站派出所带领群众抢的，下令追捕所长杜育民。组织指示龙桂洁接触躲藏在英汉学院学习的杜育民。经过考试，龙桂洁考入英汉学院，并与杜育民接触上。后得知杜是东北人，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指示龙桂洁把张慧忠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介绍给杜育民，同乡加同学，增进与杜育民的友好关系。一次在龙桂洁家吃饭，杜育民喝了一些酒，对自己时运不济大发感慨，并说出他的原籍是吉林省磐石县，原来姓叶，叫叶育民，天津沦陷前在天津东站老龙头派出所当所长，日寇占领天津时他没有撤走，甘心为他的校长蒋委员长卖命，带领二十几个武装警察抢了日寇在华作战总指挥香月大将的专车，还刺了香月一刀，目的是抢钱和武器，不料抢到的是26箱对华作战的重要文件，仓促间扔到海河里三四箱，被日军找了回去，其余都埋在了地下。他说现在想把这些文件交给蒋委员长，但因遭日寇通缉，被困在英汉学院，前途渺茫。说着说着禁不住潸然泪下。张慧忠当即表示愿意尽力帮助他把这些文件交给蒋委员长，杜育民深受感动。又往来了一个阶段之后，龙桂洁把这个关系交给了上级组织。为了及时断绝与杜育民的来往，龙桂洁搬了家。

1938年7月，上级让龙桂洁迅速弄清驻锦州的日本四师团突然调动的去向，限3天时间完成。当时过山海关必须提前3天注射霍乱防疫针，这就意味着将在山海关受阻。情急之下，龙桂洁求一位经营古董的老太太帮忙。老太太与海关人员和军警检疫人员说情，使龙桂洁顺利通过了检查。到锦州后龙桂洁及时找到了联系人——铁路检车工崔炳章，了解到日军的3个师团从锦州驻地秘密开往中朝苏三国交界地——后来得知就是发生张鼓峰事件的地方。完事后龙桂洁如期返回天津，把这个情况写成材料交给了上级。

按照上级指示，龙桂洁与张慧忠先后在天津和牡丹江建立反日地下电台。为此龙桂洁学会了收发报、密码译电、照相技术和缝纫技术，并学习了英语。1937年在天津建立反日电台时，龙桂洁负责取发报机。她扮成贵夫人佯装求医，来到联络地点，用暗语敲门进屋后，双方约好次日黄昏，送机人扮作医生，用印有日文的风湿止痛治疗仪的外包装把发报机包起来，在她家住的法租界入口处交接。第二天龙桂洁在张慧忠的陪伴下，佯装求医如约来到在法租界入口处，但发现情况有变，日军在法租界入口处设置了警戒线，对出入法租界的人进行盘查。龙桂洁急中生智，求助法籍巡捕，说她患了风湿性关节炎，从租界外请来医生，要使用日本治疗仪，烦劳他与日本人通融一下，说着还从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给了法国巡捕。当日军正要打开包装进行仔细检查的时候，法巡捕上前把送机人迎入了法租界。

1940年5月到1941年7月在牡丹江建立秘密电台期间，龙桂洁他们共有两部电台，4个工作点。为了迷惑日本人，他们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每次都要变换发报地点，因此转移电台是经常性的，其中的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情况紧急，发完报后需要立即转移发报机，龙桂洁急中生智，用两条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线毯包了两个完全一样的双胞胎襁褓，一个襁褓包着龙桂洁不满周岁的儿子可伟，另一个包着发报机。当龙桂洁和另一名情报员一前一后抱着襁褓走近日军封锁线后，情报员抱着可伟的襁褓通过了盘查，当日军再检查其他行人的时候，龙桂洁趁敌不备，与情报员调换了襁褓，成功地转移了电台。在情报工作中，龙桂洁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

五

情报工作是党的耳目，龙桂洁选择情报工作，也就等于选择了危险，选择了牺牲。牡丹江电台建立起来以后，这一地区成为东北“苏联谍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日本人采取各种办法破获未遂，十分恐慌和恼怒。1941年以后，随着情报的增多，在龙桂洁和张慧忠家发报的次数也不断增加，有时一连两三次，每次由一个小时增加到几个小时。

为了破获牡丹江地下电台，日本关东军从长春调来了专门从事侦破电台的特别宪兵队，最终锁定了龙桂洁和张慧忠的家。从7月15日午夜到16日清晨4时的连夜工作，使地下电台目标暴露。在敌人冲进屋的一刹那，龙桂洁迅速把密码藏进仅5个月的儿子可达的襁褓里，随后趁机扔进了灶膛。

龙桂洁与丈夫张慧忠带着两个孩子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敌人对龙桂洁进行了多次审问，但龙桂洁在心里默默告戒自己：“不能说和组织有关系的人，”“准备经过一切痛苦，毒打、灌凉水、火烙……我一定不说同志，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生命，那些同志比我对革命工作更有用、更重要。”她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每天带孩子做饭洗衣服，什么事也不管，对电台的事一无所知。敌人见龙桂洁不说实话，便对她严刑拷打。龙桂洁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坚守着党的秘密。敌人又派人跟龙桂洁到她家里去找密码本，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由于龙桂洁的坚强与机智，加上张慧忠的坚贞和对龙桂洁的保护，敌人最终释放了龙桂洁。

龙桂洁被释放后，多次要求探望张慧忠，但均遭拒绝。她后又到新京（今长春）打听张慧忠的下落，也毫无结果。被释放后的龙桂洁多次识破敌人的各种引诱，为免遭敌人暗算，她决定离开牡丹江。带着张慧忠和上级组织约定的非常时期使用的电话号码，龙桂洁赶到锦州与铁路工人崔炳章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把牡丹江地下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尽快转告上级，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后来得知，先后被捕的5名男同志后来全部牺牲，张慧忠被捕牺牲时，龙桂洁年仅26岁。

1942年龙桂洁在沈阳见到了上级同志（即庄克仁，但当时仍不知其姓名）。上级此时已经知道了龙桂洁在牡丹江表现出的革命气节。龙桂洁要求工作，上级告诉她还有危险，指示她不要有任何活动，要做好隐蔽工作。龙桂洁带着两个孩子在锦州和沈阳之间奔波，常常为不能给党做更多的工作而感到着急。1943年7月龙桂洁又见到了上级同志（还是庄克仁），得知沈阳的组织也被破坏。上级要她将来到八路军或苏联红军的最高司令部去找关系，要汇报东满和南满这两个组织的破坏情况和死难的同志，不要到地方基层组织找关系，他们不了解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保密的，不公开。上级还教了龙桂洁几句俄语，临走时又约定了下次联系的信号和约会地点。

六

终于，日本投降了。

1945年9月4日龙桂洁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沈阳，在苏联驻沈阳领事馆，她见到了卫城司令部的彼得洛斯基中校——龙桂洁以前学密码时见过的苏联同志。一见面，彼得洛斯基中校用俄语亲切地称呼龙桂洁“小的”。为了解决龙桂洁眼下的生活，他们发给她一些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物品，但龙桂洁只拿了几幅画和一对银质的高脚杯，画上印有日本宪兵队长的收藏章，高脚杯上刻有“奉天日本宪兵队”及“赏”的字样。由于军事斗争尚未结束，龙桂洁只好又带着孩子在锦州、沈阳等地继续隐蔽。1946年国民党军占据沈阳、锦州等地后，上级（庄克仁）指示龙桂洁和崔炳章开始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全国解放后，龙桂洁去中共哈尔滨市委找到了原来的组织关系，苏联方面也证实龙桂洁、张慧忠夫妇二人提供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情报，高度评价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张慧忠后被我党追认为抗日烈士，龙桂洁则由哈尔滨民政局介绍到锦州市委，后被安排在锦州市图书馆工作。

1989年龙桂洁老人因病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