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银券由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本语：ちゅうごくれんごうじゅんびぎんこう）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行，用于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掠夺中国人民的经济财富。发行区域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属的北平、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等日军占领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语：ちゅうかみんこくりんじせいふ），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战略目的，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华北金融，日本侵略军积极筹备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8年2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出面，在北平创办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徐州、山海关、唐山、石门、临汾、运城、新乡、烟台、海州、潞安、龙口、威海卫、秦皇岛、宿县、淮阴、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金库代办处设在河北保定。

各分行均设有由日本银行调来的日本人充当顾问，大权操于顾问之手。总行设有监事会和董事会顾问室操纵“联银”实权，顾问坂谷希一；副顾问一人，曾由吉田、冈本、鹤原先后担任；还设有顾附四人，由日本、正金、朝鲜、兴业四家日本银行各派一人充任。该室有职员四飞五十人，均由日本国内各银行调来。开办初期，顾问室唯一只有一位中国女打字员梁思明，不久也调往外汇局任职员。顾问室听命于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行事。“联银”实际上等于日本大藏省的一个分支机构。

该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银行借入)，强迫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 业银行、河北银行、伪冀东银行八家银行共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白银)一并列入股本之列。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野心勃勃，立意要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实施联银券变为惟一"法定货币"的政策，出台了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1939年4月，日伪政权颁布《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规定凡搬运或使用非联银券者，处10年以下1月以上徒刑，或1万元以下500元以上罚金。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伪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于1941年后禁止在华北流通。

在资源储备有限、消耗日繁的情况下，日本确定在华北利用“联银券”为支撑点，主要手段是：(1)限期在沦陷区将法币以1：1价格兑换伪“联银券”。收回的法币由正金银行运往上海，套购外汇；或由日本军部取领，在尚未通用“联银券”的地区抢购物资，如粮食、棉花、铜铁、制钱、铜元、银元等等；(2)日本的日本、正金、朝鲜、兴业四家银行，可拿一张“本票”(即银行开的本行存款单据)存入“联银”，记入存款账上，即可大量支取“联银券”，转借给日本工商业者作为开办工矿企业的资金，或去投机倒把；(3)日本驻军司令部仅凭调拨单，可在“联银”随意支取“联银券”，充当军饷和抢购物资；(4)集中各银钱号的流动资金提成，存入“联银”；(5)所有伪政权机关的收入，全部存入“联银”。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初期发行票钞时，因急于出笼，刻制券版已来不及，只得用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将行名改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将摄政王像改为黄帝、关羽、岳飞、孔子等的肖像，分别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等票值。

由于日方大量支取“联银券”充当军饷和抢购物资，导致币值下跌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人民苦不堪言。1941年日伪政权实行“统制配给制”，联银券进一步贬值。“联银”于一九四二年又发行百元大钞，其后，五百元大钞和一千元大钞亦先后于1944年和1945年出笼，1945年发行3000元大钞，联银券形同废纸，趋于破产，并筹划印行五千元大钞。直至日本投降，才结束这种残酷压榨的罪恶活动。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至日本投降前，共发行"联银券"约1423亿元，套取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外汇，其中半数以上七百多亿元，为日军掠夺军需物资之用。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即结束。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联准券5元兑换法币1元，停止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