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佳常佳，读音作cháng jiā，满语为Canggiya Hala，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喀尔喀部常佳氏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汉化为氏。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anggiya Hala，属于满族老姓之一。蒙古族、满族常佳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常氏。

姓氏渊源

郡望堂号(1.郡望： 2.堂号：)

历史名人(常澍田 常连安 常宝堃 常贵田)

满族(满族姓氏转变为汉姓的过程 满族的信仰 萨满宗教活动的职能 祈祷)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喀尔喀部常佳氏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常佳氏，世居巴林(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anggiya Hala，属于满族老姓之一。

蒙古族、满族常佳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常氏。

郡望堂号

1.郡望：

伯力：清朝前期中国东北边疆重镇之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东岸，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亦称作勃利、剖阿里、颇里、婆离、博和哩、波力、伯利等，系女真语同一词的不同汉语音译，原意为“豌豆”。唐朝时期，伯力为黑水都督府驻地，唐开元十年(公元772年)设置勃利州。辽国时期为五国部之一的剖阿里所在地。金国时期为胡里改路(今依兰)辖地。元朝时期属水达达路管辖。明朝时期属奴儿干都司管辖，在其附近的希禅屯置有喜申卫。清朝时期先后由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管辖。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沙皇俄国在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到达，以此地作为俄国西伯利亚第十三边防营的屯营地，建立军事哨所，并以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头目哈巴罗夫的名字将伯力命名为哈巴罗夫卡。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沙俄再次强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整个伯力地区被沙俄割占。清光绪九年(公元1893年)，沙俄又将哈巴罗夫卡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从2008年开始，伯力的黑瞎子岛归还中国政府。

2.堂号：

暂无

历史名人

常澍田

常澍田：(公元1890～1945年)，满族，常佳氏，本名常海，字雨培，号梦僧，乳名小猪儿，艺名和康，又名赵兰波；北京人。著名近现代单弦八角鼓艺人。

出身于八角鼓世家，父亲常明五和三伯父常明三、四伯父常明四都是唱八角鼓的，常明四(明永顺)还是明亮堂的班主。

常澍田自幼从三伯父学唱大鼓兼习三弦，又从四伯父学唱单弦牌子曲。十二岁起就随其父到票房走局演出。大约在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以后由票友身份正式下海成为职业艺人，与刘宝全、金万昌、韩永禄等结为盟友并长期合作演出。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三十六岁时，经同仁堂药铺老板乐松生引荐， 常澍田拜单弦牌子曲大家德寿山为师，成为德寿山唯一的亲传弟子。他基本承袭德氏全部曲目并将其唱腔发展细腻潇洒。

常澍田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在家学和名师传授的基础上，又借鉴当时单弦牌子曲名宿何质臣、桂兰友、阿铁山的唱法，艺业大进。开始他也学德寿山坐着自弹自唱，后来听了始创站唱的全月如的话，征得德寿山同意，放下弦子，拿起八角鼓，改为站立演唱。在站唱中，向全月如学了许多身段动作。常澍田在民国初年就享誉北京、天津等地，还将单弦带到江南等地演出，深受南京、上海等地观众的青睐。

德寿山对常澍田关怀备至，除了向他传授单弦牌子曲传统作品外，还主动将自己平生杰作《马介甫》、《杜小雷》、《续黄粱》、《水莽草》、《五圣朝天》等十几段作品倾囊相授。常澍田在单弦牌子曲创作上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如对传统作品《挑帘裁衣》，他将怀来辙唱词改成江洋辙，使其结构紧凑，语句通顺，曲牌选用更加得体。所编《胭脂》、《绿衣女》、《看财奴》、《邱丽玉》等唱段，都经其弟子传唱。

常澍田所唱曲牌大多是向德寿山学来，而又有所变化。他特别注重四声的运用，讲究发音收韵字正腔圆，并创造了低弦高唱的方法，扩大了单弦牌子曲的演唱范围。他的嗓音宽洪，气口、板槽灵巧自如，吐字功底尤深。一曲歌来如大刀阔斧、利刃斩麻。唱法雄健浑厚、写意传神听来使人荡气回肠、淋漓痛快。

常澍田善用“翻”、“闪”两种唱法，善于使用闪板、抢板、套板、卸板等各种板法。有些曲牌是向其他名家学的，如“剪靛花”、“倒推船”、“罗江怨”等基本上是学阿铁山，“快书”是学全月如。他的“石韵”除得自师传外，还主动向掌握“石韵”最好的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学。一次在济南与刘宝全同台演出中，他请刘教他“石韵”，刘便向他传授了“石韵”的“白玉堂赞”。他演唱的《水莽草》和《葛巾》中的“石韵”曲调，也是经刘修改的。

常澍田的击鼓技艺高超，是八角鼓界击鼓最著名的人物。在打鼓的手法方面他曾总结“挝鼓十法”是：切、坐、拉、掭、碰、撮、簸、推、跪、丁。

常澍田以豪放的风格，脆亮的低弦高唱、清晰的吐字、传神的表情、潇洒飘逸的动作，被人称为单弦牌子曲中的“常派”。

常澍田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有《胭脂》、《续黄粱》、《驱怪》、《翠屏山》、《马介甫》、《五圣朝天》、《挑帘裁衣》、《杜小雷》、《卓二娘》、《黛玉葬花》、《看财奴》、《金山寺》、《麻将论》等。他曾在百代、蓓开、胜利等公司灌制唱片二十面，是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灌制唱片最多的一位八角鼓名家。其亲传弟子有王剑云、张剑平、何剑峰、王凤久等人。

1945年4月，常澍田逝世于北京。

常连安

常连安：(公元1899～1966年)，满族，常佳氏，本名常安；北京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常连安七岁丧父，八岁时曾赴东北，在那里学京剧，唱黑头，兼演老生，艺名小鑫奎。十四岁进北京富连成班学京剧老生三年，与马连良、于连泉等同科，萧长华在其本名常安中加一连安，取艺名常连安。后因嗓子“倒仓”(青春发育期嗓音变低哑)无法唱戏回家。

常连安在十九岁时学变戏法，曾到张家口卖艺，在张家口，长子常宝坤出生，因当地出蘑菇，取名小蘑菇。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张家口闹水灾，卖艺收入微薄，便携妻儿到天津，在三不管搭变戏法的万傻子(万子信之父)班，于明地演出相声。小蘑菇拜相声名家张寿臣为师，取名常宝堃。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常连安被张寿臣代收为师弟，正式改行说相声。小蘑菇出师后，与常连安合说相声，子逗父捧。民国二十四年起小蘑菇改由赵佩茹捧哏后，常连安便改为给二儿子二蘑菇常宝霖捧哏。父子们的相声在天津、北京演出和由电台播放，名声很大。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常连安在北京西单商场创办了启明茶社(其班社名为长春社)，开始时白天是相声大会，晚上是杂耍，后日夜以相声大会形式演出。演员阵容强大，参加过启明茶社演出的曲艺名家有张寿臣、侯一尘、赵霭如、刘德智、于俊波、华子元、吉坪三、郭荣启、刘宝瑞、张杰尧、常宝堃、常宝霖、赵佩如、孙玉奎、荷花女、白金福、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等。每到茶社纪念日，还特演大型化装相声《福寿全》。该社还排演过《法门寺》、《连环套》等滑稽剧目。

常连安说相声活路较宽，捧逗皆能，尤其擅长说单口相声和唱太平歌词。他与二蘑菇合说的相声及他唱的太平歌词，曾长时间在北京的电台播放，家喻户晓。他和长子常宝堃、次子常宝霖、三子常宝霆、四子常宝华、五子常宝庆、六子常宝丰及其孙常贵田(常宝堃之子)等都说相声，代有传人，人称“常氏相声世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连安于1951年任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团长，继续致力于相声的创作和表演。

常宝堃

常宝堃：(公元1921～1951年)，满族，常佳氏，一名常宝坤，小名小蘑菇，艺名小鑫奎；原籍北京，出生于河北张家口。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常宝堃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之长子，艺名“小鑫奎”。

常宝堃原在富连成科班学戏，后来与吴铁庵一起研究戏法，以变戏法谋生。常宝堃四岁开始随父“撂地”卖艺，表演戏法的“说口”。他童声清亮，口齿伶俐，抓哏取笑，机敏聪慧，颇受观众的喜爱。张家口盛产蘑菇，人们亲昵他给予他起个绰号，叫做“小蘑菇”。

常宝堃在九岁时正式改行说相声，在天津拜张寿臣为师。名师指点，加上自己刻苦钻研，经过四年磨砺，十三岁时崭露头角。十五岁时，与赵佩茹搭档，互相切磋，轮流捧逗，艺业猛进，享誉京津。

1949年，常宝坤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使他深受鼓舞，更加自觉、勤奋地致力于改革和创新。他改编《新灯谜》，热情地歌颂新生活。

常宝堃学艺刻苦，博采众长，自成流派，因此蜚声相声界。他的表演叙述自然、真切、生动；摹拟活灵活现、特征鲜明。一生演出过一百余段相声，主要曲目还有《卖估衣》、《四省话》、《闹公堂》、《打桥票》、《批三国》、《卖挂票》、《改良数来宝》等。其中二十多段被录成了唱片，甚为广大听众所欢迎。

1951年，常宝堃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在4月23日归国途中适逢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他与著名弦师程树堂一起不幸牺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追认为革命烈士。

常贵田

常贵田：(公元1942～今)，满族，常佳氏；北京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常贵田生于相声世家，系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堃之长子。1954年拜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佩茹先生为师，1958年参加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多年来，走遍祖国各地，成为国内广大观众喜爱的笑星。

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常贵田继承发扬了常派相声的艺术特点，成为常氏相声艺术承上启下之人。同时常贵田虚心学习，大胆借鉴姊妹艺术的长处，不断丰富自己，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洒脱流畅，语言生动活泼，气质文雅，风格清新，善于和观众交流，给人以亲切，聪颖之感。

常贵田不但有深厚的传统相声基础，而且能自编自演 创作新的相声作品，如《喇叭声声》、《动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功》等，均被评为优秀作品。他的作品除演出外还拍摄成电影、灌制了唱片、录音、录像，在国内或香港的报刊杂志上发表。部分收录在《常氏相声选》中。

满族

满族姓氏转变为汉姓的过程

满族的姓氏在满语里面是HALA(哈拉)，意思就是姓氏，而且表示是有血缘的集团；另外一个是MOKUN(莫昆)，意思是家族，表示的是姓氏的分支。民族姓氏的来源与沿革，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现在几乎没有满族人使用满族姓氏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姓氏了，这对民族学的研究会起到阻碍作用，对满族人自己来说也是极大的遗憾。

同一个哈拉的人都是父辈直系下来的有血缘关系的人，同一个莫昆的人是有亲缘关系但不是父辈直系下来的人。今天，或许我们不再需要用哈拉和莫昆来进行区别了；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改变过区分亲缘关系的判断依据。最为可惜的是，我们不再使用能够代表我们自己民族、自己身份以及自己家庭关系的姓氏名称来称呼自己了。我们需要判断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总要翻阅厚厚的家谱。 满族姓氏为什么变成汉姓了呢？清雍正年间，国家励精图治，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已经能够更加和睦的相处了。

这时候，汉族名字风行的程度超呼想象，朝廷内员的满族大臣也有风靡汉姓的潮流。因为汉姓的简短和单一性更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于是满族人从八旗贵胄开始最先流行改汉姓。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意欲阻挠满洲大臣以及贵族改满姓为汉姓，但是屡禁不止，后来就暂停了对满洲人改汉姓的限制，成了默许的行为。 当时改汉姓只是一个苗头，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雍正年间虽然还是奉行国语(满语)骑射，但是问鼎中原之后，清朝统治阶级以及八旗贵胄对汉文化的大量吸收，以及用儒家文化来弱化思想的统治转变，证明了清朝初期加速封建化的作为对满族遗失民族特点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满族在清朝时期养尊处优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从龙思想都更加推波助澜地锐化了这一矛盾。

那么满族姓氏是如何按照习惯变成汉姓的呢？这个学问很深，有的是按照字面的读音而直接变换，也就是俗称的音译，有的是按照哈拉和莫昆的政治地位来决定的，有的是依据满族以地为氏(姓氏)的习惯来变更，有的则完全就是根据八旗满洲的氏族通谱或者家族被赐姓来择定的。 满族姓氏变成汉姓的确是满族的一大遗憾，不过遗憾也可以弥补。在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又会出现保留着民族特色，使用满族姓氏的后裔。这一批人如果能够使用民族姓氏，那么民族意识会比我们更高更强。满族的民族姓氏又会被重新挖掘和研究。

满族的信仰

古代满族信仰萨满教，神职人员分为管祭祀的家萨满和跳神的萨满。以后，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崇拜对象变得多元化。一般满族家中供有观世音、关公、楚霸王神位，还喜欢供一个“锁头妈妈”，用麻线栓一支箭在门头，一年祭三、四次，祭时一般在晚上把箭头拿下来，摸黑磕头，祈求“锁头妈妈”保祜一家平安。 早期满族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论。萨满教信奉世界为三层，上层为“天堂”，诸神所居：中层为人类所居；下层为“地狱”，鬼神所居。人类的祸福是诸神赐给的。 猎人离家外出捕猎，要祷告诸神。祷告猎神，求得能多捕获一些猎物；祷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祷告福神，求得在山里少受痛苦。 早期满族人敬的神多达一百多种，大多是女神，只有几个是男神。经常出现的男神是猎神。各种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制的，也有用布缝的。猎神身材魁梧，佩带弓箭，嘴边还有两缕小胡，形象逼真。 猎人祭神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竖起一个杆子，再用土堆起一个高两米的土台子，猎人排到台前，推选一位有威望的长者，在土台上钉牲祭祀，祷告诸神，然后奔向山区。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我国北方各民族原来都信仰过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承受着社会与经济的变迁，这种教在许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惟有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直到解放时还信仰它。萨满教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内容和祭祀活动仪式。 满族先人对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和采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人们把狩猎所获取的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因而加以崇拜。 满族的先人当时还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于是视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对它加以崇拜，这叫作图腾崇拜。 满族的先人，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动。于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

人们既然创造了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与福祸寄托在这些神的身上。于是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这便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之间的使者——萨满。 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其中属于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还有来源于众多动物名目的神。所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张熊皮为其偶体。有的削木为偶，有的以石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绘制在纸上或布上。 这些偶像还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为象征而存在，要通过这些偶像与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萨满。可见萨满是古代社会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的交往者。

萨满非世袭，上一代萨满死后相隔数年后，产生出下一代萨满。新萨满被认为是上一代萨满的“神灵”选择的。因而婴儿出生时未脱胞者、神经错乱者、久病不愈者，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学习当萨满者，要学会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宗教活动的内容。最后考试时，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认定这是萨满“神灵”已附体，这才取得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 萨满必须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

“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帽架，帽顶前侧有一只铜制的鹰，后侧是两根铜制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萨满的品级。“神衣”是紧身对襟长袍，一般用鹿皮制作，周身上下缀有铜镜、小镜、腰铃等。下身后侧是飘带。“神鼓”以板条做鼓边，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还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萨满跳起”神来，有节奏地敲“神鼓”，大小铜镜和腰铃相击作响，飘带四飞，俨然如沙场上的勇士，用以显示“神灵”的威严。

萨满宗教活动的职能

萨满的宗教活动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称“消除灾祸，保佑人的安全”，为祭家消除灾祸。第二，声称“为病人祭神驱鬼”，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根据患者的症状，如果认为是“外来的鬼”致病时，在大门外或村边上生起篝火，萨满在篝火边“跳神”，并做象征性的射击，表示“驱鬼”。如果认为是触犯某一种神致病时，便杀猪、杀牛或杀羊进行祭礼，由萨满主持献祭，“请求神的宽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认为其“灵魂”已经离开肉体，到了“阴间世界”，便在夜间祭祀，萨满的“神”到“阴间”把病人的“魂”带回来附还于肉体。据说不管你患了何种病，病情多么严重，萨满都可以用不同的办法给你治好。第三，声称能“祈求生产丰收”。不同地区的生产活动方式不同，祈求生产丰收的宗教活动的形式也不同。狩猎的人长期捕获不着野兽时便供祭萨满的“神”。祭祀时先用柳条做成鹿、猪等模型，萨满披挂上阵，做拉弓射箭的模样，于是鹿、猪模型纷纷射倒，这时猎人便可以上山，据说马上便能获得大批猎物。如果遇到旱灾、虫灾或水灾。萨满当然也有办法，他们又披挂起来，去祭祀“河神”、“虫神”，于是便风调雨顺，害虫绝迹，牲畜兴旺，五谷丰登。

祈祷

萨满向每一种“神”祈祷，都有不同的祷词。祷词中有各种“神”出身历史、丰功伟绩以及这位神仙的性情爱好等，从而使每一种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须在夜间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内供祭，有的“神”必须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欢猪、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则喜欢飞禽或鱼类。供品一定要适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错了不但不灵，还会引起“神”的愤怒，带来灾难。萨满的宗教活动不仅使萨满教的内容更加复杂化。而且使各种“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清代弘昼、鄂尔泰、福敏、徐元梦等奉清高宗弘历之赦编纂，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竣于乾隆九年（1744），书中辑录了除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洲姓氏，记其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何地、官阶及勋绩情况，全书共录姓氏1114个，每姓氏中勋业最著者立传；事迹不显者亦简记之，称为“附载”。立传着2240人，附载者4938人，共7178人。无论是立传者还是附载者，其子孙有业绩者亦附记于后，加上这些子孙，全书记录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过二万人。因此，该书不仅是一部了解满洲姓氏及八旗的书，也是一部了解清初任务的书，是研究明末清初东北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满族族源，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任务的重要资料。是各图书馆及教学科研人员所必备的工具书。此书自修成以来，只乾隆时宫内武英殿刻印过一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格，现在由辽海出版社（原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定价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