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式与社会革命

“库恩范式”，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的理论，是诸多解释科学概念中的一种结构论。简单地说，科学在某一时期内，其理论假设、应用方法是以一些特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体”所接受的方式存在的，就是“范式”（PARADIGM）。比如，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对天体的研究，依据的是“月上区、月下区”的概念。在牛顿力学的时代是依据万有引力进行的，对行星的轨迹，科学家们都会以万有引力作为最基本的定律。 　可以看到，和中世纪相比，现在的天文科学与过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理论。库恩发现，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否证主义，都与科学发展史不符，科学的发展并不保持连续性，而是具有革命性，不论是天文学、物理学、光学、等等，都有革命性的变化。概括地说，库恩范式的科学进步有如下的步骤： 　 　 　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新的危机 　常态科学总会出现问题，但并不一定就会产生革命。当出现的问题危急到常态科学的基本原则，并且为了解决问题，维持常态科学的规则越来越宽松时，革命就产生了。 　 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分为两部分的，即永恒不变的月上区和变化的月下区。为了解释月相的变化，亚里士多德归结于月下区的大气变化引起的。亚里士多德的“范式”暂时获得了稳定。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后，人们开始观察星空，发现了星星的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发现月上区的这些变化后，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就真正遇到了危机，并最终产生革命，人们接受了哥白尼的理论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遵循这个理论观察宇宙。 　 从上面范式的变革过程不难发现，它和社会的变化有些相似性。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在一定程度内，矛盾都可以依据现有的制度解决。当矛盾积累激化到现有的制度无法解决，新的制度就会替代旧的制度，就会出现社会变革。 　 在库恩范式里，当危机发生时，相关的、所有的“科学家共同体”整体地接受另一种范式，而非单一的科学家个人放弃一种范式，一场革命就会来临。也就是说，危机影响的规模要到一定的范围。库恩将“科学家共同体”这种巨大的变化，比做“格式塔转换”或“宗教改宗”。尽管这样，科学范式的转变是“立即整个”地变化，表明这种变化是比较容易的，科学家们在新的范式出现后，往往都很快地接受。拉瓦锡的“燃素”被现代化学屏弃，麦科斯韦尔的以太被爱因斯坦废除，哥白尼不是被科学院烧死的，而是被宗教势力烧死的。爱因斯坦也没有被谋杀而是被科学家推崇。 　 中国的社会发展，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符合范式的过程。历次的朝代改换，都不过是由“A1范式”变为“A2范式”、“A3范式”。这里把字母定义为性质，数字表示一些不重要的特征，比如姓氏、种族或是国土大小等。从清到民国算是一次从A到B的变化，但很快地又从B回到A。为什么？ 　 社会的变革不如科学那么单纯。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或“大多数的人”认为社会需要革命，即便所有的或“大多数的人”认为社会需要革命，也会受到旧范式的强烈反对。掌握权力是人最大的欲望（权力论），而社会变革就是权力的更替，旧有的权力者不会“欣然接受”新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新范式”并不是真的“新的范式”，新权力并没有提出新的结构、价值观，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姓氏或民族而已。中国多次的变革基本上是源于此，所以会出现A1到A2到A3的变革。从B回到A的一次变革，原因是“新”的结构和旧的结构一样，都是权力和经济的集中制，变化是由集中在皇权转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库恩说：“政治解决方案必然会失败”，因为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改变这些制度”。所以，改良会更容易接受，人们也总寄希望于改良。但是，改良不是革命。 　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并没有确信的证据说明一个范式比另一个范式更优越的。因为两种不同的处于竞争的范式遵循的是不同的标准。两种不同的范式内的概念相对于另外一个范式是没有意义的。个人认为，这一点难于理解。对科学而言，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取代另一种理论，就是因为它能更合理地解释客观世界，更接近世界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放弃一种标准转而接受另一种标准是没有意义的，至少这种变革也该具有某种价值。这也是库恩范式被指责相对主义的地方。 　 新的理论在被接受前，总是能被现实验证的，除了将旧有的理论所解释不了的现象合理地解释，而且还能具有预见性。牛顿力学解释了下落物体为什么会落在原地，而不是跟随旋转的地球偏离初始的点，同时，牛顿的力学还预见了天王星的存在，并最终导致天王星的发现。而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显见的。我们不能确定一个“全新”的社会理论会发生什么，而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并实践这个理论后，可能出现的结果会令我们痛苦不已。对社会制度进行“实验”是危险的。 　 人们能否接受一个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验证”的社会制度呢？依范式理论，可能就只是多少“制度共同体”能接受这个制度的问题了。在社会的范畴里，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价值观以及利益损失。如果新的制度可以让人们更富有，人们为什么要拒绝？相反的情况，人们必然会抵制。最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们能不能把社会的发展、变革放入范式的试管里进行研究？有关“社会科学”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我认为“社会学”是否成为“科学”并不重要，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科学”概念可以套在任何知识上。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占星术是科学，但是占星术符合否证主义，也还有人相信占星术。人们不该关心中医是不是科学，应该关心它能不能治病。一切的知识，唯一的目的就是人。之所以把社会变革放在库恩范式里，是因为社会的发展，相对其他的科学理论有更多符合的特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无政府主义科学理论（费耶阿本德）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科学”没有一些特征显得比其他知识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