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童、少年时代季米里亚捷夫

大学时代青年季米里亚捷夫

教授生活

主要成就及晚年

简介

克里孟特·阿加迪维奇·季米里亚捷夫（1843—1920）,1843年6月3日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堡。他的父亲出身于贵族家庭,却离经叛道信奉彻底实现共和政体的观点,在担任税务主任的官职时,终因思想上不可靠的罪名,被解除了职务。他的母亲原籍是英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英、法、德等国文字。所以季米里亚捷夫从小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文化艺术的熏陶,并学会了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 1858年,由于父亲被免职后,家庭人口众多、度日艰难,季米里亚捷夫开始独立谋生。他担任了《声报》的英文翻译,译出了多篇英国名家的长篇小说,还编著了一些通俗的小册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从15岁起,我的左手就不再耗费一文不是用右手挣来的小钱”。 1861年,季米里亚捷夫考人了彼得堡大学,开始学习法律,不久又改学数些羚和自然科学。可是,第二年他就因拒绝在决不参加大学生抗议集会的保证书上签名,而宣布退学。在这一时期,他已经在阅读秘密的革命文学书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 1 866年,季米里亚捷夫终于以旁听生的资格,结束了他在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部的学业。并一直从事研究。

童、少年时代季米里亚捷夫

1843年（旧历5月22日）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父母属于那一小群先进的有教养的人物。季米里亚捷夫的自觉生活开始于那个“黑暗时代”，即俄国还在盛行农奴制度的时代。他出生前30年，十二月党（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正在图谋推翻专制主义和废除农奴制度。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举行了一次反对专制主义政权的起义，但因这些革命者人数太少，虽得到人民同情，却距离人民很远，最终遭到镇压。十二月党起义和失败的风声传遍了全国。人们纷纷议论“自由问题”。再加上当时克里米战争（1853—1856年）中俄国的失败更暴露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衰弱。在当时俄国先进的革命者心中已经酝酿着革命思想了。以上便是季米里亚捷夫出生时俄国的一般社会政治状况。也是他的父母所抱持的根本思想以及对于周围现实世界的见解。这位未来的科学家，就是在他父母的影响之下，从早年起渐渐形成其社会政治见解的。季米里亚捷夫的父母并非真正的革命家，但他们仇恨俄国帝制，他们的儿女也继承了这个仇恨。季米里亚捷夫后来回忆他的父亲阿加狄·塞米诺维奇时，称他的父亲为“尼古拉第一时代的真诚的共和党人”。塞米诺维奇当时确实被人视为“不稳分子”，并以“自由思想”著称的。他常常以兴奋的感情说起法国大革命（1789年），说起其中一个重要领袖，“穷苦人民之友”的罗伯斯庇尔。父亲的革命精神不仅遗传给儿子，并且引起其他的重大后果。以“不稳分子”著称的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当然有不少的仇敌和反对者在帝制官僚群中。皇帝尼古拉第一本人就是反对他的。在此情形下，持共和思想的阿加狄·塞米诺维奇自然不会一帆风顺。例如，在他当税局主任时，那些皇帝忠仆都以“监察使官”自命，千方百计访求他在职务上的错误。到了他们明白一切阴谋在这里都施展不开、明白谨慎而廉洁的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决不会有什么职务上的“疏忽”诒人口实时，他们便决定干脆使用公开而粗暴的手段对付他了。他们解除了他的官职，给他微少的退职金，不让他做工作。季米里亚捷夫一家的物质条件突然恶化了，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儿女众多，家计难以维持，不愿就此屈服。他要求官职，声明他有“工作权”。但是“上级”不理会这个要求。家庭经济窘迫，对于克?阿?季米里亚捷夫自然也有好的影响。季米里亚捷夫家并非贵族，孩子们是在劳动环境中长大的，很早就有劳动习惯。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少时就已自觉有独立劳动之需要了。那时他已视劳动为自求生存的手段。同时，他也明白：为了谋生的劳动，还不是最快乐的劳动。虽然他15岁时候就不得不依靠自己劳动来谋生，但这绝不会摧残他很早就涌现出来的对科学的兴趣，反而更迅速增进这个兴趣。后来自述他的生活时，关于这个第一阶段他说道：从十五岁起，我的左手就未曾耗费了不是用右手挣来的一个小钱。在这些条件下，谋生总是占第一位置，研究科学则是出于兴趣，在做完了谋生工作而休假的时候。但由此，我能安慰自己说：我这般做是凭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凭靠他人劳动，如地主少爷和商人小官那样。只在以后，我所辛苦钻研的科学本身才渐渐成了一种涌泉，不仅能满足他精神上的要求，而且能满足他物质上的要求，——起初他个人的要求，以后他一家的要求。但那时，他已经在道义上认识到：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其社会的价值，至少同以前他为谋生的工作有相等的价值。季米里亚捷夫最初的教育是从家庭得来的。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如何结实，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得出来，即：他未曾进入大学以前，已写了一些通俗的科学论文和小册子，并得到读者欢迎了。外国文学学习在他的家庭教育之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应归功于他的母亲阿德来伊达·克里孟特也夫娜。她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他年纪轻轻便能学会这几国文字，首先应当感谢他的母亲。一个少年刚刚踏入社会生活，便能认真地从事于文学翻译工作，而且翻译得很好。这工作不仅给了他以谋生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及时地大力地帮助他精练自己的文字，那优美的文笔，——这文笔是他的一切著作的不可磨灭的诸多优点之一。说到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受家庭教育的良好条件的时候，也须指出他的哥哥德米特里·阿加狄也维奇给他的重大影响。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有名的统计学家，他的一部著作曾得到列宁的赞美。他给弟弟以关于植物学和化学的初步知识，初步教弟弟以实验方法，因为他本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修养。在他的影响之下，他才发展和巩固了少时涌现的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自己承认，他的社会性的科学工作，其最好的方面首先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得来的。所以，他的著作“科学和民生”是奉献给他的父母的，他在献词中写道：自从我初有自觉以来，……你们就从言行两方面灌输我以对于公理的无限的爱，以对于各种不平，尤其是社会不平的深刻的恨。现在我奉献这本书给你们，书中各页含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都趋向于科学的真理，于道德的、社会道德的、社会主义的真理。

大学时代青年季米里亚捷夫

他对于“社会责任”抱着什么见解，可以从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最初几年的生活中看得出来。他是1861年进大学的，选的是数理学院的自然科学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完全适合这个少年的基本倾向，他是怀着最快乐的心境踏进大学之门的，他后来写道：“我们那时爱大学，也许比现在的人更加爱些，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我个人说来，科学就是一切，没有丝毫升官发财观念夹杂在这个感情里面。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处境特别顺利——不是的，我的教育费用是靠自己工作挣来的，——我的脑子里从没有想到我的事业和我的前途——因为关于现在的问题已经占满了我的头脑。”他的大学生活好像会一帆风顺地过去。但不久，他就遭遇一场严重的精神考验了。那时，国内革命运动又以新的力量成大起来，时常发生农民起义，政府以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这些起义者。革命在知识分子中间酝酿，甚至波及于青年学生，以罢课形式爆发。教育部官吏和反动教授，竭力劝说学生，要他们相信：科学和政治没有关系。但并非一切学生都能相信这话，所以政府采取更粗暴的手段。教育大?臣普提亚丁命令各大学实行所谓“保证书”制度，即每个学生都须签署保证书，保证自己决不参加社会非法活动。这是把粗暴的警察方法输入高等教育机关之内。圣彼得堡大学大多数学生拒绝签署保证书。同在1861年进入大学的、他的弟弟华西里?阿加狄也维奇也同样这般。这个弟弟后来成了文学家，做《祖国之子》杂志的一个撰稿人。由于拒绝签署原故，这俩兄弟被传到警察分局去。分局长用尽种种可能方法，要使这俩个固执分子“觉悟”，要他们签署保证书。但无论劝说、利诱、威吓，都不能动摇这俩兄弟。到1862年两人都被大学开除了。不难想象，季米里亚捷夫是怎样经历这场考验的。“好多人，非常多的人，写文章议论罢课的学生，但有人解释过罢课学生的心理吗？我就经历了这种心理。……”以上是他在《新大学门前》论文中写的一段话。经过四十多年，又得到经验教训之后，他活生生地记起了久违的事实。他用鲜明的颜色描绘出当年的画面，即当年摆在他面前的两条道路，二者必走其一。当时情形是：不服从这个警察新制，便须离开大学，也许永远抛弃科学。……自然，事情并不是简单到为了拒签保证书，而是为了确信：投降于这个反动政府面前是可耻的事情。但那精神时的负担并不是很轻松的。我还记得，每逢门德列也夫授课（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的日子来到时，我总会忽然害怕起来，仿佛魔鬼默飞士托费列斯此时会拿着保证书偷偷摸摸走进来，叫我签字，——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签字。……那时，我特别想起那位从不断课的同学，波罗的海区域的一个贵族子弟，此时正坐在课堂里，听门德列也夫授课。为什么呢？只因为他，除了化学以外，并不了解我所了解的，并不感觉我所感觉的。季米里亚捷夫明白：再不能不关心本国政治生活了。他做了罢课学生，就是以此表示他对于“社会不平”的第一次激烈的抗议。在全部制度中，这种不平是到处可以感觉到的，从残暴镇压农民起义者起，至普提亚丁的“丑恶的保证书”为止。季米里亚捷夫将这次精神斗争坚持到底。虽然，对于他，科学是一切”，但他仍旧毫不迟疑地选取了应走的道路，而走出了大学之门。他在上引的论文中又说：现在，我已过了六十岁，对于少年时代的情况，可以用不动感情的‘旁观者’来回忆了。我当时那样做是对的，我应当感谢命运，或宁可说感谢周围环境，它使我那样做。科学并未离开我，——科学决不会离开那些不讲利害而诚心待它的人。至于我的精神品格，倘若我通不过第一次考验，倘若第一次精神斗争以妥协结束了，那还有什么？说呢？我可以这般安慰自己：我继续上化学课也是“为人民服务”么！不，我不能这样做。…是的，科学并未离开，也不会离开季米里亚捷夫。他没有再做大学生，但因此他有什么损失么？毫无损失！一年之后，他以旁听生身份回到大学，权利虽受限制，对于科学的热情仍旧没有降低。他仍然刻苦耐劳，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大学旁听生季米里亚捷夫仍能于1866年完全成功地修毕学业，而且因为有了他的论文“论菰皮”，获得学士学位和金质奖章。季米里亚捷夫的大学时代在官方便是这般结束了。但无论奖章或学位，都还不能告诉我们他在那几年大学生活中学得了什么。这两样东西固然是与学得大学课程规定内的知识有关联的，但他还是学得其他的不在官方课程规定之内的好多知识。大学毕业并不怎样希罕。好多青年人修毕了大学学业，其中也有不少的人获得奖章和学位，但以后能在科学中留下显著痕迹的人则很少！好多姓名没有人认识，好多姓名当时虽有人认识，但后世便忘记了。季米里亚捷夫为什么会成为俄国最多人认识的最受人敬爱的姓名之一呢？这有许多的原因。是什么环境促成了季米里亚捷夫，这位科学家、思想家、战士，发展其刚强的和明朗的才干，——此点留待以后再说。但现在既然说到了他的大学生活，就必须指出那帮助他精神成长的几个重要条件。这里不可忘记：无论什么人，他的功业和成绩，都不是专靠这些或那些有利条件的，而是兼靠自己努力的。好多事情依赖于本人的意志，他的魄力，他的专心，他对于这件事的爱好，他为这件事耗费的精力。一切伟大人物的成功都可以列为佐证。季米里亚捷夫既然准备从事于科学研究，便不能以学得大学讲坛上的知识为限。大学课程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幸而有可能求得其他更多的知识，他广泛地利用了这些可能。那时有许多研究科学的学生小团体，他非常热烈地在其中做工作，特别引起他的兴趣的小团体中，有一个是他的先生，植物学教授柏克托夫所组织的。在学生小团体中做工作，对于季米里亚捷夫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的社会性的科学工作。他在这些小团体中做报告，演讲，他的惊人的科学历程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所以，后来他提到柏克托夫总带有很大的热情和敬意。整代“圣彼得堡大学生”都很敬爱柏克托夫，正因为“他身边集合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轮流宣读论文，进行科学辩论，等等”。但季米里亚捷夫并不以在这些小团体做报告为满足，他在大学读书那几年还找到了另一种“听众”，人数更多些，成分更复杂些。这就是《祖国杂志》的读者。这位天才的青年人通过《祖国杂志》第一次现身于广大群众面前。

教授生活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几十年中间，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季米 里亚捷夫的姓名是莫斯科大学生最敬爱的几个姓名之一。在我们看来，这个 姓名乃是几十年间俄国高等学校所产生和发展的一切最好的事物之象征。

季米里亚捷夫在彼特罗夫农学院（1923 年改名为“季米里亚捷夫农学 院”）和莫斯科大学两个地方当了四十多年的教授。在这期间内，他将他丰 富的知识的一部分传授给几千几万的大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事实，但绝不能 据此概括季米里亚捷夫的成就。在俄国教育史上，他的大学教授工作有更多 更重要的意义。季米里亚捷夫初到彼特罗夫农学院时，是植物学讲师。那时是 1870 年秋季，他刚从外国回来以后。次年，他被选为本学院“非常任教授”。即比正 式教授稍低一级的。1875 年，他的博士论文《论植物吸取光》发表出来，使 他更加驰名于科学界了。1877 年，他被选为本学院正式教授，以及莫斯科大 学教授。彼特罗夫学院特为他设立一个“植物生理解剖学讲座”，这是俄国 第一次设立的讲座。这位青年教授一开始工作，便迅速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同情。这点从彼特罗夫学院一个高才生的有趣的回忆看得出来。这个高才生就是柯罗伦科，后 来成了有名的作家。柯罗伦科在他的《当代名人传》书中，如此形容他的先生季米里亚捷夫的仪表及与学生的关系： 他瘦而长，头发是金黄色，有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年纪还轻，举动活泼而刚强，各方面都有一种特殊的优雅情态。他说话时，起初是不很流畅的，有时结结巴巴说不出来，可是到了兴奋起来时候，尤其当他讲解植物生 理学时，说话技巧上的一切缺点便完全消失，他完全能吸引听众。季米里亚捷夫身上有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学生同他亲近，虽然他课余同学生谈 话时，常常为了“非常专门”的问题而与学生发生争论。我们觉得，我们关 心的问题，他也关心。此外，从他的刚强的言辞中也可听出来他对于科学和 文化的热烈的忠诚。他保卫科学与文化以抵御当时在我们中间流行的所谓“返 朴归真”浪潮。这个忠诚含有崇高的真意，引起青年人敬重。同时，我们也 确信，督学的警察行经引起他气愤，不减于我们。

1867 年，为了抗议在学院中实施的严厉规则，学生们写了一封信给院 长，其中除了反对这些规则以外，还表示出这样的“反叛”思想，即说：“学 院当局”成了莫斯科宪兵司令部一个支部，其代表人成了司令部密探。这封 长信，约有一百名学生签字，信稿是柯罗伦科起草的，发起人除他以外，还 有两个学生。签名的学生公推这三个人呈上长信。

院长读了信，气得几乎昏厥了。农业部次官李文公爵亲自出马解决这件 事情。三位领袖被捕，由学院教授会议决议开除学籍。

在此次李文公爵亲自出席的会议上，季米里亚捷夫独持异议，反对这个 决议。

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柯罗伦科写了如下的信给季米里亚捷夫： 敬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 当我回忆在彼特罗夫学院的生活时，回忆命运促成我们师生相聚那几年

时，我总要想起您，把您当作我少年时代最可贵的最明朗的模范之一。 要对亲爱的人说的话，并非随时都能说出来的。我的一生有好几次都想对您 说：当我们，您的学生们，同您争论的时候，当您教我们把理性视为神圣的 时候，我们是怎样地爱您，怎样尊敬您，——尤其是最后一次，当您走来看 我们三个被捕的学生的时候，以及以后您的响亮的独立的高贵的声音从那有 李文在场的会议厅传到我们耳朵的时候。我们当时听不出您说些什么，但知 道您一定是以另一种更成熟的形式说出了您的灵魂中当时模糊地吸引着我们 的最好的思想。在学生中间，季米里亚捷夫的朋友和崇拜者人数，一天天增加了。但他和 学 院 当 局 的 关 系 则 一 天 天 更 加 恶 劣 。 在 学 院 21 以外，他也有仇敌和反对者。季米里亚捷夫一方面尽力履行他的教授职务，认为教育是科学家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并不放松他在植物方面的研究，同时继续写作，介绍 达尔文学说。当时迅速传播的达尔文学说，是自然学上的一种革命。可是外国以及俄国，在某几部分科学家中间，尤其是一知半解的人中间，有好多反对达尔文 主义的人。在八十年代的俄国，特别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是反动政论家 丹尼列夫斯基和玄谈批评家史特拉霍夫，他们获得科学院院长华明青的支 持，竟梦想驳倒达尔文主义。有一篇攻击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写道： 彼特罗夫学院教授季米里亚捷夫用国家公费，要驱逐上帝于自然界之外。季米里亚捷夫在他的书《达尔文及其学说》第七版序言中写道： 有权威的政论家写出这样的书评，得到了公开敌视我的科学院方面（以华明青为代表）和文学界方面（以知识分子尊崇的史特拉霍夫为代表）的支 持，其目的乃在于教唆那位宠爱丹尼列夫斯基的教育大臣，让他放手采取一 些措施，使得我这有害人物不会继续传染彼特罗夫学院。同一序言中又指出：那篇文章的攻击是“完全说谎的”，因为在帝制时

代的俄国，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没有一个字是支用国家公费印刷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期，彼特罗夫学院成了反对政府的中心之一，明白表示对现状的不满。学院学生被人视为传播“叛乱”的分子。1893 年，“最高当局命 令”封闭彼特罗夫学院，遣散教授和讲师。次年，这学院固然改名为莫斯科 农业专门学校而恢复大学，但“桀骜不驯的”学生的朋友、真正科学的最好 的代表人物之一——季米里亚捷夫教授，则“另候任用”。他从此被人永远 驱出了这所高校。

此后不久，季米里亚捷夫转入莫斯科大学，那年是 1877 年，直到 1911 年有 34 年长久的时间在莫斯科大学授课。

季米里亚捷夫的大学课程特别受人欢迎。上他课的不仅有选修的学生， 数理学院自然学系学生以外，还有其他学院学生也来上课，课堂有时挤得满 满的。据一个学生说：往往“需要坐在添设的板登上或站在过道中间”。

季米里亚捷夫教课时，从听课学生的回忆看来，其特点首先在于他的功 课始终有明确的方向，始终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为此原故，这些功课才有罕 见的统一性、和谐性、完整性，同时又表现材料的新鲜，他虽然担任了许多 的课程，但仍能随时知悉他选定的科学部门中的种种进步，仍然在专门问题 上将最新的知识告诉给他的听众。季米里亚捷夫的功课有一种重要特性和重大优点，即他善于征引例证，

善于用直接的方法（如进行实验、开映幻灯等）教学生认识所研究的现象。 季米里亚捷夫上课时决不限于单调地干燥地叙述这些或那些科学事实。 他有一种艺术，能汇通这些事实，能使这种不同部门的知识互相接近起来。 他的讲义，内容是深刻的，方式是光耀的，各种细节又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所以好像文学美术作品，影响于听众的理智和感情，唤起青年人对于知识力的热烈的信心。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知道大学生为什么爱听季米里亚捷夫的讲课了。但 不仅如此，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同彼特罗夫学院学生一样，不仅视他为杰出 的教授，而且视他为可尊敬的公民，有常人所缺少的独立不倚的主张，不能 容忍各种强暴行为。每逢提出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时，每逢教授有从精神上 帮助学生之必要时，他总是凭自己的良心去行动。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反 对人们企图防止自由思想的发展。当青年人需要解决如何做一个好公民的问 题时，需要保卫学习权力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榜样。九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学生决定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纪念那一天有所表示。他们预先告之季米里亚捷夫，说那一天他们不来大学上课，到了那 一天，他也不到大学来。第二天，大学当局知道了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默契， 便准备一个书状来申斥他，说他不该参加示威。这个申斥书，按照当局决议， 须由数理学院院长布加也夫立即拿到课堂去，当着学生面前宣读。

布加也夫走进季米里亚捷夫上课的课堂以后，看到听讲的学生那么多、 那么热情，便徬徨无措，不敢宣读这申斥书。他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请季米 里亚捷夫自己帮助他，低声告诉季米里亚捷夫他是为什么事情而来的。季米 里亚捷夫果真帮助他解决困难，即从他手中接过那张“可怕的”纸头，而且 自己高声宣读。学生听了，大闹起来。布加也夫不得不溜出课堂去。季米里 亚捷夫勉强压下自己的气愤，不愿扩大这个事件，于是告诉愤怒的学生说：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待做！”中断了的功课又继续下去。 这个申斥书开始了季米里亚捷夫与大学当局的冲突。从此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表明他在这所大学是不会得意的。 大学当局对季米里亚捷夫的仇视，发展得很快。到了另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受人严重攻击以后，这仇视就完全公开出来了。这位科学家是有名的物理 学教授史托列托夫，他在大学内部工作上是季米里亚捷夫的同志和战友，季 米里亚捷夫不能不出来保卫他。

史托列托夫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大学校长博戈列波夫的冲突。这 种冲突发生于 1892 年，那时史托列托夫看到大学下层人员穷苦不堪，主张设 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这委员会成立了，他被推举为主 席，博戈列波夫不喜欢这位主席如此努力做委员会工作，千方百计陷害他， 甚至诬蔑他偷盗文书。他看到这位大学校长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来，于是 不再隐瞒他对于校长的鄙视。校长方面就说史托列托夫是“叛乱者”，不服 从长官，而且煽动教授和学生反对长官。

另外，1893 年，助教戈里青公爵写了硕士论文《算学的物理学之研究》， 本学院当局拿给史托列托夫审查。史托列托夫在这论文中发现了几处错误。 但为了不让人家说他对此论文有偏见，便请求本学院当局再拿此论文交给索 可洛夫教授审查。索可洛夫完全同意史托列托夫的批评。两人于是请戈里青 修正这篇论文，并且预先告诉他，若不修正，他们二人就要做出否定的结论 来。戈里青公爵“自命不凡”不理会这二位教授的要求。本学院当局站在这位贵族助教方面，派尼克拉索夫教授替他做辩护人。尼克拉索夫过分热心于奉派的工作了，竟至于本学院召开的讨论戈里青论文 的会议上提议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人的结论“荒谬”。那天，违反 惯例，当会议主席的，并不是本院院长，而是教育监督官加卜尼期特公爵。 这是为了帮助尼克拉索夫的。监督官参加本学院会议，是预定的计划，为了 好好教训这些自由思想的教授，为了尽可能沉重地打击史托列托夫。可是史托列托夫和季米里亚捷夫毫不妥协。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了这件事

有小集团互相援引的内幕，十分气愤。他站出来用他的一切力量公开替史托 列托夫辩护。在这次辩论会中，他说：“自从我有幸参加本学院会议以来，本学院尚未曾这般受人侮辱过。”

这封信的内容正包含着那些无理的荒诞的侮辱，为本学院所必须拒绝 的。一个人，一面请学院审查他的论文，一面竟敢审判他的审判官，判决他 们的罪状，并指示本学院以后应当怎样做。

审查报告，本学院尚未知道，写这封信的人获悉报告内容，就宣布这报

告是浅薄的，就大胆而无礼地断定本院委托审查他的论文的两位专家教授不 够资格。??写这封信的人末了又要求本院抛弃本部门专家写的对他不利的 审查报告，并将他的论文交付其他部门专家再审查。??一个依法无权的人， 这般骇人地干涉本学院措施，这般放肆批评本学院行为，一旦容忍下来，就 非明显损毁本学院威望不可。

硕士候补人戈里青公爵的这种行为是大学生活中未曾有过的。如果就此 放任，就将被人引为恶例。其最切近的后果就是每一自爱的教授从此都不愿 意审查科学论文了。因为预先知道他做了这困难而负责的工作以后，他在本 学院会议上并不可避免那种可能的侮辱，他所以为不满意的论文，其著作人 都能侮辱他。

在另一段中，季米里亚捷夫也是这样严厉打击尼克拉索夫的，他说： 我认为我有责任出来抗议尼克拉索夫教授说明书的结论，他在这结论中建议本学院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为“荒谬的”。 学院只能接受或拒绝向他提出的审查报告的结论。宣布审查报告为荒谬的，那就等于宣布这报告内容为无知的或恶意的。但对于受学院完全尊敬的 两位教授做的这件事情，学院在道义上没有权利宣布这样的败坏名誉的判 辞。

我主张接受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我认为他们要求 发表这报告，是很好的。因为如此，本学院其他的教授，凡不够资格，不能 直接判断这件事情的，就可以免除责任，学院自然可以当教授不在的时候， 委派一个人当众辩护这篇论文，但我并不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是合乎科学利益 的。??他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期待这二位专家，于仔细审查过论文并做出 否定的报告后，还认为能够以反对者资格出场参加辩论，因为辩论的结果是 已经预定了的。人们预定将此次的辩论，从当众辩护硕士论文的意义转变为 当局责罚反对者的意义。

季米里亚捷夫这般坚决出来反对大学中小集团互相援引的行为，自然不 会没有后果的。人们报复他，用种种方法妨碍他的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使 他的工作陷入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例如，他的学生用显微镜做实验的房间， 被人家夺去了，人家换给他用木栅从课堂分隔出来的一个小角，没有窗子， 光线是从课堂透过木栅照射过来的。据著作者克·阿·季米里亚捷夫传记的 诺维可夫教授说，要在这个角度做工作，“必须待下了课以后，因此只能点 着灯做工作。因为没有房间的原故，季米里亚捷夫只好拒绝要跟他做生理学 工作的学生。他成了流动的教授，没有自己的课堂，只能借别人的课堂上课”。1893 年末，季米里亚捷夫连“流动”借课堂的权利也失去了，他只能在一个很特别的课堂上课，其中设备很坏，甚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要求和 卫生要求：为了令人难信的拥挤之故，一切听课学生都喘不过气来，一半学 生什么也看不见。斯科大学这样“容忍”着季米里亚捷夫，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内被“容忍”着。 但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季米里亚捷夫仍继续他的科研工作。他始终是活泼而愉快，从未失去达观的信心。1893 年末和 1894 年初，全俄第九次自

然学家和医生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他当选为主席。在兴奋致辞欢迎济济一堂 的科学思想代表者的时候，他说这次大会是俄国科学的佳节。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他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大学以内的学生是他的

忠实朋友，大学以外则有他的读者群众。但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和帮助者， 他们的忠诚是他特别看重的。教育部高级官吏和大学高级人员，虽然不明白 像季米里亚捷夫和史托列托夫那样的科学家是当时的大学及一般俄国科学的 光荣和珍宝，但普通人民之中却有一些人，以其对于杰出的教授之帮助和忠 诚，表明他们是了解和重视前进的科学家的工作的。诺维可夫介绍这样的一个人给我们： 在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受人迫害的时期中，差不多连最后一件仪器也被人拿去了，连最后一个房间也被人占用了。此时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忠 诚的人帮助他，这个帮助对于他特别重要。这个人就是管实验室的工友亚历 山得洛夫。他和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共同工作差不多四十年，共同遭遇 好几次的患难。他未曾受过教育，但有特别的理解能力，能了解克里孟特·阿 加狄也维奇所指示的一切，即使指示的话未曾说得明白，也能了解。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构造的一切，他都当作宝贝保存下来，所以实验时所需 要的一切，他都做得出来，即使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手段，亦然。这个人的工 作如何重要，只有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心里明白。这位“流动”教授， 人家“指定”他在哪个课堂上课，他就需携带他和一套容易破碎的仪器到哪 个课堂去。亚历山德洛夫替他办理一切。??学校当局方面几次迫害都不能 完全使季米里亚捷夫丧失实验设备，丧失他有名的仪器，这点应当感谢亚历 山得洛夫。

1899 年，沙俄当局颁布“临时规则”。此后，各大学“闹学潮”此伏彼 起。1901 年 2 月 24 日，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公开要求教育部 废除“临时规则”。

大学教授们不敢附和季米里亚捷夫这个提议。他们宁愿在大学当局起草 的告学生书上签字，劝告学生停止“捣乱”。签字的有 70 多个教授，但季米 里亚捷夫用示威的方式拒绝签字。

他的勇敢的抗议，给校长洪米罗夫和教育部不少麻烦，他们开始详细调 查这个“事件”。互相查询，互相通信。可是，当季米里亚捷夫拒绝在告学 生书签字的情况和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的时候，这个“事件”好像平息了。 此外，根据若干材料也可以设想一切都是很好的。

此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正在准备庆祝创立 450 周年纪念，莫斯科大学

当局派季米里亚捷夫作代表到英国参加庆祝，英国人欢迎他，授予他格拉斯 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可是他还未回到莫斯科来，那个“事件”已死灰复燃 了。

季米里亚捷夫在家中得到教育监督官的通知，说了一套客气话以后，请

“阁下于会客日驾临面谈”。 当时的监督官，不是别人，正是尼克拉索夫，正是这个人，以前有一次，

为了讨论戈里青公爵硕士论文时，季米里亚捷夫曾经迫得他后退，即收回他

原来提出的主张。现在季米里亚捷夫又需要同他办理更冗长的交涉了。 关于这个死灰复燃的“事件”，季米里亚捷夫会见监察官以后，在日记中写道：9 月 5 日，教育大臣，根据 1899 年 5 月 25 日最高命令和政府公告，以及 1899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 17287 号通告，委派监督官申斥我，说我“不该 逃避责任，不为平息学潮去影响学生”。他是奉命口头转述申斥书的，并未 曾抄一份给我，而且叫我勿把这事情传扬出去。这日记自然是季米里亚捷夫和尼克拉索夫见面谈话之后写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的儿子，阿加狄·克里孟托维奇，从父亲口中知道了这次 谈话的详细情形，曾写出来：

尼克拉索夫不能单刀直入提出问题。他尽说些不相干的事情，好长时间 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最后，他下了决心，把申斥书说了出来。季米里亚捷夫 要他把申斥书原文拿出来时，他起初坚决拒绝，后来同意朗诵一遍。当季米 里亚捷夫宣布要辞职以回答这个申斥书时，尼克拉索夫便慌张失措，反过来 劝告季米里亚捷夫，说：“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不值得注意，更加不要谈起 辞职。”

9 月 11 日，季米里亚捷夫交给本学院院长一封辞职书，以此惹得大学当 局，尼克拉索夫，甚至教育大臣万诺夫斯基，都大大着急起来，教育大臣绝 未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9 月 13 日晚上，马尔可夫尼可夫教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邀他同路去 参加大学会议。季米里亚捷夫自然拒绝这个邀请。这位同事非常惊讶，追问 他，一定要说出为什么不去开会，他只好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学会议，并未报告季米里亚捷夫辞职事件，马尔可夫尼可夫忍耐不住， 便高喊道：“我们的最好的同事，被人逼得辞职了。你们难道不晓得季 米里亚捷夫教授提出辞职书了吗？”

接着，校务会的人就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请求他收回辞职书。 第二天，尼克拉索夫，为了同一目的，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又说了

许多话，说话时非常兴奋。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季米里亚捷夫坚持他的决定，以后接到了尼克拉索

夫写来的一封长信，也不改变他的决定，——虽然在这封长信内，尼克拉索 夫用尽一切力量奉承他，拿各种各式论据说服他。

教育监督官的长信中声明，他奉大臣委派同季米里亚捷夫谈话时，不过 是把准备要做的事情预先关照季米里亚捷夫而已，他很惋惜，这次谈话的内 容被传扬出去，而且在如此不谨慎，如此尖锐的形式之下张扬出去；他看到 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事“过于兴奋”，觉得很惊讶；“这兴奋，没有拿更坚强 的镇定功夫来防止”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里有自尊心的作用。接着，监督 官便来拍马屁，恭维地说：“??教育大臣无疑知悉您的优良品格，您的功 绩，他不能不重视您的正直的真诚的忠实的教授工作，您的言行一致”。监 督官又用下面的话来劝诱他：“只要您愿意，这件事情可以完全作罢， 因为大臣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如此重视”。

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也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一）将申斥书通知我时采取的形式，即经过第三者口头通知，而不将 申斥书送达被申斥人的那种形式，我不能不认为是侮辱的形式。

（二）我可以不理会形式，但申斥书内容本身也是深刻侮辱的。一个人，

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教育工作，至少表面上受人尊敬，现在竟有人申斥他， 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负什么基本的正义责任。

（三）本大学生活业已多事，我已将一生最好的时间为它服务，我不愿

以我个人的事情增加它的麻烦，——为了这个原故，我也可以勉强容忍这次 不应有的侮辱。但从这次申斥，我看出一种比简单侮辱还更进一层的意义。 我看出，其中明白表示：我的上级长官有权利支配我的良心。

现行的 1884 年章程，虽然剥夺了教授以前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未曾侵犯

最神圣的人权，那种似乎无论何时何处都不会被侵犯的人权，即缄默权。现 在，人家申斥我，要我抛弃这个权利，说我必须去发挥影响，即必须高声说 话，而且显然必须说着人们可以指示我的话。

但要能发挥影响，只有这种人，他们是全凭自己良心说话的。依照 他人指示来发挥影响，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品格。青年人只要稍微怀疑说 话的人不是自由说话，而是依照他人指示说话，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影响就是 永远没有效力了。

我认为在他人能够指示我的影响形式和方向之下，我根本上是不能对学 生发挥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不能接受这次申斥，因之也不能遵照这个申斥协 调我的往后的行动。虽然非常可惜，我仍坚持我 9 月 11 日致本学院的信所提出的解决方 法，认为这是我不能不走的出路，也是在已成局势下唯一可能的出路。临了，我大胆说几句话，关于您信内所称此事“传扬出去之尖锐形式” 问题。自然，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会认为 9 月 13 日没有我出席的会议上发生的那 件事情，是我暗中挑拨起来的。但您在您的信中承认我有自尊心，而一个有 自尊心的人决不会躲在他的同事背后，不肯叫喊：“我受人欺侮了，你们来 怜悯我吧！”您无疑知道我在大学的生活的某几件事情，当时我不仅不害怕 站在微弱的少数人方面，反对压倒的多数人，而且不害怕以自己一个人反对 其余的人。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季米里亚捷夫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到大学。返校的 那天，《俄罗斯言语报》记载着：

10 月 18 日莫斯科大学欢迎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教授时的盛况是很少 看见的。??大课堂内挤拥着如此之多的学生，不仅一个位置坐着好几个人， 不仅走路的地方都被人占据了，而且拍手时非双手高举头上不可。第三班和 第五班的医科学生，第一班和第三班的自然科学生，都有代表宣读欢迎辞， 欢迎受人敬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重来上课，向他真诚表示他们的敬 爱，他们的喜悦，因为由此可以证明过去流传很广的，关于这位亲爱的教授 即将退休的消息，是子虚乌有的。欢迎辞宣读了以后，被人抛掷鲜花的克里 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含着眼泪走去拥抱那些宣读欢迎词的学生，而且用非 常激动的声音说出了如下的话：“先生们，我是来此教植物生理学的，但我 觉得现在非越出范围说几句较宽泛的话不可。我早已知道你们同情我，但我 万想不到今天这般的情形会发生出来。我认为，我应当向你们表白我的 信念。我表白三个信念，即：“信仰”、“希望”、“爱”。“我爱科学， 因为科学能达到真理；我信进步，我寄托希望于你们”。这几句话被掌声打 断了。接着，他又说：“我的感情非常激动，今天不能上课了。”无数 青年用响亮的掌声送了他们的敬爱的教授出来。就这样，季米里亚捷夫以科学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直到1911 年离开莫斯科大学。

主要成就及晚年

季米里亚捷夫以他的关于光合作用的典型的研究，确定了他在唯物论中 的地位。光合作用乃是含叶绿素的绿色植物，依靠太阳光线送来的能量以吸收碳酸气的过程。对于这个“最重要的生理现象”，对于植物机体这个“秘密的 秘密”之实验的研究，季米里亚捷夫做了五十年以上；他的专门论文有四分 之三是关于这个研究的。这一切论文后来丛集为一本有名的书——《太阳、 生命和叶绿素》。

光合作用的研究是季米里亚捷夫的“毕生事业”。他履行这个任务如此 切实，贡献的新见解如此繁多，是他以前和以后未曾看见的。

他指出，生理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生命现象。但要解释这些复杂现象， 必须加以分析，使之化为较简单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所以，生理学家， 在一定限度下，必须兼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正是这样，即他首先使用物 理学方法，制造必需的仪器而进行研究，并建立当代光合理论的基础。

在《二十世纪初年植物学最重要的成绩》一文中，他指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植物生理学提出了一个任务，即要证明“照射在活的植物上的日光、 其效用确实是与照射在死尸上的日光不同的”，或确切地说，即要从事一些 实验，“以证明消失了的日光的活力相当于同时储积起来的化学力”。季米 里亚捷夫的研究以实验精密著称，其目的就在于完全而多方面地解决这个任 务。根据多年实验结果，他证明：

（一）被植物的叶或其中叶绿素颗粒所吸 收的日光，其效用确实与进入任何发热物体中的日光不同的，——前一种日 光消失于吸收碳酸气的过程中而在植物内造成了有机物质；

（二）光合作用 在光谱中红色部分照射之下最强烈，即光的化学作用是与光线的热能成比例 的，而不是与光线的亮度成比例，如当时物理学家所设想的；

（三）碳酸气 吸收最大限量，是在光度相近于中午日光一半光度的时候，超过此光度并不 能加多这吸收量。

季米里亚捷夫指出，后一事实的确定，对于许多方面说来都是很重要的。 例如，这个事实表明“在我们国内的气候状况下，中午日光差不多一半光度 就足够满足植物的这个最重要的要求了；继续增加日光，在这方面说来是没 有用的，在其他方面说来（例如过热加强蒸发）甚至是有害的，——这点很 重要，可以解释好多关于植物地理分布的事实”。

季米里亚捷夫说明了叶绿素及光合现象其他物质因素之作用，又确定了 日光并非什么特别的不可解释的“神奇的”事物以后，便摧毁生物学中唯心 论倾向所紧紧抓住的那根支柱了。他指出光合作用是能量不灭定律明显表现 之一。季米里亚捷夫使用物理学方法和化学方法去研究叶生理学，由此确定了

叶绿素的作用，并第一次发现了其中的化学成份。这样就提出了关于叶绿素 的机械作用问题，而开始从化学上研究这个最有趣的物质了。说起季米里亚捷夫对于光合作用的研究，即使说得很简单，很扼要，也

是不能不说到他这研究的一个重要特性的。这就是他采取了物理学方法，在 这方面走得比物理学家更远些，而且自己制造需用的仪器，这前面已经说过 了。这里，试举他使用的若干仪器为例。

为了计算叶绿素吸收的光能，季米里亚捷夫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仪器—— “光能表”，可以确定植物在吸收碳酸过程中所消耗的日光能数量。他又稍 微改变本生式气量表以制造另一种仪器，拿季米里亚捷夫自己的话说，这个 仪器可以“用薄片切断气体”，即可以截取空气和碳酸混合物气体的所需体 积，并分布之“于盛叶子的平管之内。”

他这个小型的气量表可以用针头这么大的体积来分析气体。在这个仪器 中，他可以测量气体精密至一立方厘米体积之十万分之一量级，或用重量说， 可以至少一克之万分之一量级。

他不断改良他研究光合作用的方法，当时这种改良得到了世界上注意他 的科学活动的杰出的科学家的赞美。例如，柏特罗曾告诉他：“您每来一次， 您带来的气体分析法，都比上次更精密了一千倍”。

他研究自然学上这个最重要的和最复杂的问题，其光辉的总结，发表在 上面已经说起过的“植物的宇宙性作用”那个克伦宣读的论文之中。但除了 这个典型的论文以及附录的许多专门论文以外，在《太阳、生命和叶绿素》 论文集中还有其他的演讲，是对着更广大的更没有准备的听众说的。他长久 做的大量的工作，所得到的这些最重要的结论，不仅能够报告于专门家，而且能够报告于每一个对科学成绩有兴趣的人。 在他那部名著中，有好多篇幅是用通俗形式，简单而明瞭、活泼而引人入胜地说起一切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说起植物的生命机能，说起叶绿素的 作用，说起太阳的生命机能，说起叶绿素的反应，由此做出广泛的科学汇总。 例如，他的讲演录《植物是力的源泉》中最后一段就可作为这种汇总之模范。 这个讲演讨论的是关于食物对人体的作用，关于植物的性质及其发生条件问 题。他回答这问题并从各方面加以详细地解释后，写道：

日光射在地球上，无论何时何处，都不是全部照在不毛之地，而是会照 在绿色小粒上，或确切点说，在叶绿素小粒上。照在这些小粒后，日光就熄 灭了，就不成其为光了，但并非消失，不过消耗于内的工作，分散开来，并 拆断那结合于碳酸中的碳微粒和气微粒之间的联系。游离出来的碳，同水化 合，而造成淀粉。这个淀粉转变为可溶性的糖，在植物中长久运行，最后储 积为淀粉形式的或甚至粘糊形式的果实。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我们的粮食的成 分。粮食变为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现在碳原子在我们的身体中又与血 液输送到各部分来的氧原子相结合了。此时，现为化学能形式的日光又成了 明显的力。这个日光使我们生热，推我们运动，也许此时正在我们的头脑中 发生作用。季米里亚捷夫的关于植物生物学的通俗著作是前无古人的，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这些著作不仅说明著者爱他的研究对象，不仅说明他的知 识深广，而且说明他有特别的才干，能够表达他的知识。正因为没有别的人 有他那种才干去了解有机生命的复杂而多样的现象，所以他的《植物生活》 一书才能获得如此盛大的欢迎。这个古典的著作非常有名。当时俄国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尤其英国科学家，都很重视这本书。

1912 年，《植物生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科学家纷纷给以好评。其中 一个人写道：“季米里亚捷夫的书比这一类的书高出了一个头，甚至连肩膀 也高出了。此书涉及的范围如此阔大，从分析麦粉开始到发挥达尔文主义理 论为止。它的内容是完全客观的，它很灵活地运用日常生活事实；它的表现 法是纯粹苏格拉底式的，处处都有证明，但并非叙述性的，以保持着读书者 的愉快感觉，好像是最艰深的学问也能够表达为简单而吸引人的形式。此书 的表现法是简单而明了，而且附有许许多多的成功的实验，以说明各种各式 的现象。论证方面和事实方面的正确无讹，乃是本书的特殊之点”。第三个人则指出此书的特点在于“征引化学和物理学的事实恰到好处，而仪器图及其他书图又如此简单明了，以致读者立即能领悟著者的意思”。 柏克托夫论《植物生活》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通俗的科学著作， 连主要的文明国的文字著作在内，能够同我们的著者这种著作相比较的”。 他认为此书的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就在于给读者“以严格的科学的观念，关 于植物怎样解决其生活任务的”，同时激发读者对此问题的兴趣，并指示更

进一层去研究的道路。

《植物生活》是十次通俗讲演的记录，季米里亚捷夫这些讲演确实激发 了听众对于他这门科学的兴趣。他努力使得他的听者以及读者能够不再把植 物看做“死的对象，只待贴上了拉丁文标签的”。他希望：植物能“完全透 明”地呈现于他们面前；他们能通过显微镜看进“其中无数细胞深处”，而 看到了“原生质，这个一切生命的发端，在其中同海波一般不间断地流动着”；他们能靠无形的眼睛看见“埋在土中的根吮吸着和咬啮着泥土微粒子”；绿 叶能使他们联想到“微细的叶绿素粒子，其中进行着伟大的远未完全明了的 日光转变为化学力，为地球上各种生命源泉的化学力的过程”；花朵“及其 周围的昆虫”，除了以其巧妙的形式和美丽的颜色引人注意之外，还能同时 提醒每个人记起那结合动植物二界的“奇异的联系”；“‘密林中和田界上 野草丛生，各自努力夺取尽可能大的地盘，尽可能多地吸收空气和阳光”。 这种情形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发生一连串的新思想一一二关于那些支配生 物界的法则，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生物界走向完美和谐的”。

总而言之，他希望他的听者和读者，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一看见植 物”，头脑中就能生出“无穷尽的需要解答的问题”。至少有几个人又能生 出“从自然界本身获得这些问题的解答之愿望”。

努力从自然界得到解答，为的使自然界替人类服务，——这是季米里亚 捷夫一切植物生理学著作的基本倾向。正为这个原故，这些著作直至现在还 不会失去现实意义，他的书还会重印，他的读者还会一天比一比增加起来。

季米里亚捷夫说： 当我选择我的专门科目而决定研究植物生理学时，在某种限制下是为了这门科学对于农业的关系。我可以很简单地说明这关系：“这门科学的任务 是要使农业劳动者增加生产力”。由此可见，季米里亚捷夫对于植物生理学发生兴趣，并不是为了这门科学本身，而是因为它直接有关于农业。当他教授植物生理学时，他将科学成 绩同农业实践任务、同如何增加收获率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他写着：“认 识植物的要求，是理论方面的事情；满足植物的要求，使之有利于我们，则 是实践方面主要的任务”。同时，他又写道：“生理学家，不能以观察者、 实验者的消极作用自限，他应当是能支配自然界的行动家”。他非常坚韧地 为发展俄国的科学实验而斗争，为设立农业实验站而斗争。

1867 年，当他已 24 岁时，他主持沁比尔斯克的实验场。当时，按照门德列也夫计划那里举行了俄国第一次的农业化学实验。到了 70 年代刚开始 时，由于他的提议和要求，彼特罗夫学院设立了一个温室，以为人工培养之 用。这个温室在长时期内曾成为俄国唯一的温室。但现在俄罗斯好多高等学 校和科学机关所设的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温室，都是以彼特罗夫学院内的温 室为第一个模范的。现在，好多温室都应用人工照光方法，使得每年都有几 次收获，而这对于加速选择工作方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广泛宣传研究植物营养所做的实验，季米里亚捷夫于 1885 年拟出了“专门植物站”的计划，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以后，1896 年，全俄展览 会在尼齐尼诺夫哥罗德地方举行时，他主持设在其中的农业部实验站，向几 千参观者证明水沙种植法，证明甚至在不毛之地也能生长植物。

由此可见，季米里亚捷夫在苏俄农业生物科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很重大 的。他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的最好理论家。

由于季米里亚捷夫到处为苏俄农业发展及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而奔波，身 体受到很大的损害，他生病以后，也不能不中止对《太阳、生命和叶绿素》 一书序言的写作。要知道，这本书是这位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半个世纪努力 的总结，——他曾努力“应用物理学上严密的思想和光辉的实验去研究最重 要的生物现象”。他奉献这本书给他的儿子阿加狄·克里孟特维奇，因为他 的儿子能“实现父亲的梦想”，成为“物理学家”。

在他逝世前一日，当他的亲人、学生集合在他的床边的时候，当从窗子 射进来的春天太阳呼唤生命和创造，而老科学家明白觉得生命和创造在他身 上渐渐停息，他请医生到他身边来，好像总结他的一生活动（这些活动是多 方面的，但形成一个整体的），向医生说：

我始终努力为人民服务，我很快活能在这对于我很严肃的瞬间看见你。 你是那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人。我确信，贵党终究会带领人民赢得幸福。 我永远是你们的人，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我钦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的 天才在理论上和事实上解决了世界问题，请您将我的钦佩转达给他。我很荣 幸能与他同处于一个时代，能亲见他的光荣活动。我在他面前低头，我要所 有的人都知道我在他面前低头。我诚心向所有的同志致敬，我祝你们为人类 幸福的工作继续得到成功，请你们将我的敬礼和祷祝传达给他们。

就这样，一代生物学家逝世了，终年 7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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