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察哈尔、察哈喇、多罗特，读音作chá hā ěr(ㄔㄚˊ ㄏㄚ ㄦˇ)，满语为Cahar Hala、Duolot Mokun、Cahala Mokun。

姓氏渊源(单一渊源 二.郡望)

八.历史名人(孛儿只斤·巴图孟克 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 察哈尔·图们 察哈尔·林丹)

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蒙古察哈尔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察哈尔氏，亦称察哈喇氏、多罗特氏，以部为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布尔噶苏台(今河北承德)、阿尔达额尔苏(今黑龙江勃力)、科尔沁(今内蒙古东部通辽地区、以及吉林西部一带)、萨喇穆鲁(今河北围场)等地。后有满族通过联姻方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ahar Hala、Duolot Mokun、Cahala Mokun。

“察哈尔”，是古突厥语“汗之宫殿侍卫”之意。有近代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公元1878～1945年)认为，“察哈尔”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意为“家长”或者“臣仆”，隋、唐时期突厥汗国军队中的精兵被称作“柘羯”，而“柘羯”就是“察哈尔”一词最早的汉译形式，传入蒙古后音变为“Jaqar”。国内曾有几位学者利用古汉语音韵学试读柘羯古音，肯定了伯希和的观点。

古代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阿尔泰山地区，强盛于明朝时期，遂成为蒙古各部的中心。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察哈尔部人，在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由寡母满都海福晋扶立即汗位，成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袭蒙古汗位，成为察哈尔氏的鼻祖。

明朝时期，察哈尔本部分八个分部(爱马克)，其中称岭南四察哈尔的有敖汉部、奈曼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称岭北四察哈尔的有鄂托克部、主固特部、布里雅特部、阿刺齐特部。统称为察哈尔八部。

清朝时期，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又将蒙古察哈尔部以分散驻防等形式，迁居于全蒙古各地，因此蒙古九部以及兴安岭至天山的三十八旗中，都有察哈尔部蒙古族人的分布。

蒙古族、满族察哈尔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察氏、插氏、查氏、多氏、罗氏等。

二.郡望

察哈尔：中国旧省级行政区，简称“察”，以察哈尔蒙古族命名，宋、元两朝时期称察哈尔路，归属察哈尔万户所辖，其时地域包括河北、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察哈尔建省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治所在张家口(时称张家口厅，原名张垣)。张自忠将军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在清朝时期，察哈尔不是一个省，而是叫“张垣特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察哈尔改为察哈尔特别区，有六个旗和十一个县，即张北、多伦、沽源、商都、宝昌、康保、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察哈尔成为一个省，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划入绥远省，并自河北省口北道宣化府划入以下十县：宣化、赤城、万全、怀来、蔚县、阳原、龙关、延庆、怀安、涿鹿，全部的旗隶属于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省自民国二十六～三十四年(公元1937～1945年)被日寇占领并成为德穆楚克栋鲁普领导的日控制区蒙疆的一部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将军和吉鸿昌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重新进行了调整。1952年，察哈尔省废设，现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也有部分地区划入北京市和河北省。

八.历史名人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

(公元1474～ 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即汗位，称大元可汗。一说他在位七十四年，终年八十岁。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父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和其叔孛儿只斤·满都鲁结成联盟，本来要拥立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大汗，但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主张拥立孛儿只斤·满都鲁为大汗。不久，孛儿只斤·满都鲁即大汗位，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济农(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

孛儿只斤·满都鲁可汗逝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执掌汗廷大权，统辖着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间，拒绝非黄金家族贵族的求婚，精心抚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两部联合，加强实力。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时，满都海福晋扶立他即汗位，尊称察哈尔蒙古达延汗，并同他结婚。她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

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满都海福晋，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顺夫人)。满都海福晋曾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了蒙古察哈尔部的统治地位。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废除太师制度，恢复济农，强化汗权，重分领地。据史籍《李朝成宗大王实录》记载，当时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为人“贤智卓越”，控弦十万骑。

在稳固了同志权以后，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孛儿只斤·巴图孟克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这些举措，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新划定蒙古各部的行政版图等，均影响极为深远。此后，察哈尔成为蒙古重要的部落姓氏。

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

：(公元？～1519年)，蒙古族，达延可汗的三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塞音阿拉克可汗。

察哈尔·图鲁博罗特继达延可汗之后，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博迪：(公元？～1547年)，蒙古族，又称卜赤，图鲁博罗特可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博迪阿拉克汗。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

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十七岁的察哈尔·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察哈尔·博迪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八年。

察哈尔·阿剌克：(公元1519～1547年)，蒙古族，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阿剌克可汗。

察哈尔·达赉逊：(公元？～1557年)，蒙古族，又称达莱逊，阿剌克可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库登汗。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十九岁的察哈尔·达赉逊即汗位，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达赉逊继可汗位后，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今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他的迁徙之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冯瑗在《开原图说》中记述：“辽左始有虏患”。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一文中认为：“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蒙古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明军大将李成梁守辽，重点就是针对着蒙古的察哈尔部。而当时满洲后金的佟·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公元1557年，察哈尔·达赉逊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在位十年。

察哈尔·图们

：(公元1539～1592年)，蒙古族，库登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札萨克图汗。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察哈尔·图们在二十九岁时即汗位。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图们五十四岁时去世，在位三十五年。

察哈尔·布延：(公元？～1603年)，蒙古族，札萨克图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薛禅汗。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布延即大汗位。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去世。

察哈尔·林丹

：(公元1592～1634年)，蒙古族，又称陵丹、灵丹，打来孙可汗的四世孙；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呼图克图汗，简称林丹可汗。

在史籍《明史·靼鞑传》中，记载察哈尔·林丹则取谐音为“虎墩兔憨”，是满族对他带有轻蔑的意思。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

察哈尔·林丹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年十三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十二年后，比察哈尔·林丹年长三十三岁的佟·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政权的可汗位。后来继承汗位的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与察哈尔·林丹同岁，他成了蒙古察哈尔·林丹的致命克星。

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林丹汗有“帐房千余”，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

察哈尔·林丹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因而，察哈尔·林丹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察哈尔·林丹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察哈尔·林丹极力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继而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察哈尔·林丹的积极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不过，在察哈尔·林丹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朝政府则每年给林丹汗的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四万两，尔后增至十四万两。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大臣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在《明史·鞑靼传》中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抚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政权。

察哈尔·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抚赏，显然妨碍了后金攻明的大政方针，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首先征抚察哈尔·林丹。因此，后金天聪汗与林丹汗之间的争战根本就不可避免。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三次出兵进攻蒙古，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最终死在青海。

察哈尔·林丹对明朝索要抚赏，忽即忽离。而对待后金政权则由轻慢而迅速转为畏惧。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0月，察哈尔·林丹遣使至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后金的诸贝勒大臣见了察哈尔·林丹来书，皆勃然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当时佟·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随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林丹。察哈尔·林丹把后金使臣也关了起来，并对佟·努尔哈赤的国书做出了傲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