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团校17期学员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秘书长。

1979年，中央团校刚刚从“文革”的天翻地覆中恢复元气，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多名调干生，成为学校复校后的第二期学员，其中有一个叫靳志伟。

其实团校在1969年就已复校，但主持大局的是“文革”造反派和前团中央干部，他们为“左”倾思想服务，搞了“揭批查”、“反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而在当时靳志伟工作的天津团市委，按江青把小金庄作为典型的“指示”，派干部到当地“红花带绿叶”。由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思想，当地干部把农民种的好吃的大高粱通通砍掉，栽上产量高的杂粮，等到发现弊病已过了季节，一年的田地荒废了。

靳志伟的同事们的做法，在他入读中央团校后， 成为“反面教材”。

“当时团校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面，可谓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前沿，很多地方上听不到的声音，在这里都能听到，团的思想比党更加活跃，成为团干部成长的摇篮。”靳志伟回忆，当时同学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两个凡是”。团校的影响力，使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也经常到北京团市委各基层进行交流。

思想需要源流，于是学校请来“名角”，把课程浓缩成讲座，主讲人中有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学习青少年工作的需要），还有许多社科院、中央部委的专家。团校则恢复了建校初的系统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五彩缤纷，但团校能在大讨论后统一并引领价值导向。”

尽管班级“交际舞领袖”靳志伟只敢抱着椅子练习，尽管他们只被允许穿灰、蓝或解放绿的衣服，但学员们毕竟下过乡或进过工厂吃过苦，十分知足。“我们周六总会凑在一起，到北外旁边街子的小平房里买啤酒、面包和鸡蛋，然后到紫竹院聚餐。”他们的伙食是粗细粮混搭，每月每人还可以凭粮票，到凉菜小卖部换一次酒水。同班同学中，有后来的江西省委秘书长、浙江省副省长，而他的太太，则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说到自己与妻子的“罗曼史”，靳志伟十分得意。他毕业后成为18期理论班学员的下班老师，在班级摸底考试中，发现一位拔得头筹女班支部委员。“过去都是拉郎配，‘文革’前更是‘左’得很，男女连拉手都不行！”他于是借游玩十三陵的机会，给她递去一封七八页纸“连表白都算不上”的信。还是师弟师妹机灵，他们有一次把靳志伟拉到教室里：“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对象。”靳志伟怀着对“拉郎配”的担忧进了教室，他看到自己爱慕的那张脸。

靳志伟不同意拿团校与北大、清华相提并论，“人家培养出来的人搞会计、搞材料科学，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要来管理他们的。”靳志伟听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提出重建“青年学”后，建议目前我校各专业结合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和青少年方向，“经过多年形成体系后，就是一门新学科了。”他还认为不必拘泥于大学四年学制：“四年后到大企业、大机关挂职一年半年，做点政策调研，了解实际问题，比纯粹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更成功。”

“我们那个年代，纯真、积极，没有功利色彩。”靳志伟最后回忆道。他扭头望着窗外，詹天佑等人购置的欧美同学会会址已近百岁，而他鬓发间也些许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