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残酷与温馨 |
| 释义 | 资料作 者： 石英 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7-1 字 数： 170000 版 次： 1 页 数： 192 印刷时间： 2008/07/01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811390896 包 装： 平装 编辑推荐以少年的眼睛看解放战争的独特记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多变，令人不得不产生灵魂的震撼，中国当代散文大家石英的最新力作。 内容简介信仰不只是来自于理念，还有活生生的灵魂。曾经的模范女教师被敌军官裹胁而成其小老婆，曾经的党员老校长，严刑之下经不住考验而变节……他们为什么在课堂上那么高呼革命，而在几个月后就能趴在敌人脚下哀告饶命？ 因为曾真实存在过，因为不仅有残酷与冷峻，而且更有公正、和谐与温暖，所以它才刻骨铭心、感慰终生！ 目录天亮之前 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 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 八路还没来，丰存环境已悄然改观 室内的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 第一次目睹烈士 危险品在身，有惊无险 全场肃静，突然爆起掌声 一张布告，两种反应 金色时光 县城伪军投诚，父亲的担架没有用上 苹果脸哥哥和他的战友 日本一投降，黑寡妇飞来 集市宣传和土广播 飞机还是美国的，只是换了标志 第一次面对近距离的战场 大敌当前，幕布徐徐拉开 我弄翻了刘政委的黑水瓶，他说没事儿 书市上，咬咬牙习了一本书 《李有才板话》 会考仓促上阵，奖状呢 彩色的未必不是毒品 北平的大事件，也牵动我们的心 第一个跳到台上：参军 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扑朔迷离 画战争形势图和秘密入团 第二次远征 铺草之上，盘腿搭课桌 挑灯夜战中的记分员 恶棍乘人之危，自取其咎 村庄，突然变得静寂 深夜运粮，山形黑沉欲倾 敌占前夜的挖沟行动 敌占期间 穿越公路，去接受指令 卡壳的传单 夜出，也是一种追补行动 第二次进城，还算及格 两眼泪“火”，却无计可施 人啊人，说考验不容易 遭遇“小老隋” 也是草垛，侥幸躲过一劫 小小的一次宣传战 麻家河赶集，带有双重使命 大地春回 忘不了，敌人逃窜的那个早晨 为东江纵队带路，却没通姓名 对方乘船跑了，我的担架也没抬上 岁月无眠，钢笔随河水漂走 闹正月，战争环境也有娱乐 自学“小书斋” 写标语时遇到“丁瘸子” 清秋时节，两番见到“海市” 批判会上，我也喊了口号 他的命运，遗憾还是可恨 收公粮，充实中也有挫伤 附录八篇 啊，胶东 我所感受的许司令 对竞争对手的怀念 总也忘不了延安 深重的沉淀 写作的启蒙者——忆我的小学语文教师 母爱 想起了红高粱 后记 书摘天亮之前 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 抗日战争后期，我的年龄虽小，但已开始记事，尤其是在长辈和大同学的影响下，对于“八路”、“鬼子”、“二鬼子”（伪军）这些不同的概念已分得很清楚。开始一个阶段，我还没见过穿军装的八路军，但可以经常接触穿便衣的武工队和“包袱客”，就是深入村庄开展工作的地方干部，至少在我们山东省黄县那一带，他们习惯携带一个布包，因而得名。至于敌军，多半是在据点和黄县县城里见到的。就我那时的记忆，是在邻居的大人带我到距本村七里地的芦头据点看大戏时（我们那边叫“听戏”），看到一个肩扛一杠三花的伪军官，大人告诉我这人是个中队长。我随父亲进县城赶集时碰到过一个“真鬼子”，敦实个儿，仁丹胡，腰挎指挥刀，两脚蹬着皮靴。他的皮靴跺在东关大街磨盘石铺的旧路面上，特响，赶集的人一见这小子，都会躲得远远的。 天亮之前——数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应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3年、1944年之际，形势已开始好转，我军在许多地方展开了局部反攻。那两年间，我们那一带的庄户人家经常听到枪炮声，白天是小股部队的“接火”，晚上是我军拔除日伪军据点的战斗。往往是半个夜晚，枪声密集，间或也有迫击炮和掷弹的响声。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我军用炸药包炸毁敌军炮楼的轰响。农家的窗户纸因此不住地震颤，人们几乎整宿不能入睡。我一面听着枪炮声，一面听大人们的评论：“听，这是地瓜药鼓炮楼！”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将炸药称作“地瓜药”。 在那两年中，我军拔除的敌伪据点有芦头、黄城集、大陈家、石良集等处。其中大陈家据点是敌人为“确保”招远玲珑金矿所设置的，黄城集据点则可扼守黄县与蓬莱之间的交通要道，而石良集据点是威胁着我艾崮山区根据地的一颗非拔不可的钉子……我军在攻克黄城集据点后，还在我们那边撒了油印传单。有篇文章还特别提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向据点日军喊话，并俘虏了几名“真鬼子”的事。当然，在攻克这些据点的战斗中，也难免会遇到某些不顺利的情况。记得石良集据点首攻未下，敌伪军便撒了很多石印传单，大肆鼓噪。反正那些年给我的印象，无论是抗战期间的敌伪军，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他们的宣传虚构“胜利”成癖，造谣蛊惑成性。 但在这一些战斗中，最特殊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是城东小栾家疃的那一次。 小栾家疃，与黄县县城东门一河之隔。它在近代史上应该说是很有特定意义的地方。最迟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就开始觊觎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一处错落有致的大型西式建筑群诞生了。而在这里从事传教等活动的多是美国人。有一桩事，是前几年听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位负责人讲的。他说美国有一位已过世的、名气与赛珍珠相当的女作家甫爱德，就是出生于中国山东黄县的一个美籍教会之家。地处这片教会区的医院名叫“怀麟医院”。我小时候，皮肤一被蚊虫叮咬，抓挠后往往成疮，母亲曾带我去那家医院就诊过。记得一位类似肯德基创始人模样的白发美国老头，从小窗口递给我们一小瓶药水，回家兑水敷于患处，也不见有多大效验。估计那药水就是碘酒之类的。 日寇进占县城后，开头一段时间对美国产业还算客气，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对老美便动了真格的，不但驱逐了所有的美国人，而且将一应动产不动产都握为己有。原来的怀麟医院基本上就成了专为日伪军治病的军队医院，一般中国人很难有机会去这个医院就医。 就在那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自东面不远处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一直打了半个多钟头。几天以后，听村里消息灵通的人说，这次战斗是八路军通过突袭、强攻，搬走了这个军队医院的大部分药品和器械。 这些频繁的战斗行动，极大地锻炼了身历其中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老百姓，尤其是上小学的孩子们。我们好奇地交流着八路军和日伪军交战的信息，但还没有人与他们近距离接触过。不过，有些年岁大些的同学对军事知识、兵器性能等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知道了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大镜面匣子（驳壳枪）、日式鸡腿匣子、大小号撸子（手枪），还有“手提式”（冲锋枪）等枪械。有一位姓王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参加我军）甚至还能头头是道地说清日军手提机关枪的“成色”，说它“不过关”，打不了几梭子弹，枪筒热了就拉子儿（子弹不能正常射出）。我在一旁听着，觉得蛮有兴趣。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军事常识“入门课”。 到1945年春天，黄县地面上除县城和西面的龙口港以外，其余的据点都已被拔除。与此同时，不时枪声大作的情况也随之减少，有时反倒感到了一点静寂。但在一两年之后，我又听到和看到了更激烈的火闪雷鸣的枪炮声。这已是解放战争的炽烈阶段，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 1944年深秋，我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记得是刚刚收了秋庄稼，早晨已有些凉意。这天，我照例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向东走一段路，再一拐弯就来到村小学。村小学的大门口坐东朝西。就在必经之处——李家街南北两侧的石灰墙上，突然发现写满了大黑字的标语，这显然是头天夜里写下的。每条标语后面署的都是“黄县各救会”字样。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稍后问过懂行的大人，才知道是“黄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的简称。其实就是抗日政府宣传部门和武工队书写的。 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一个“惊喜”的词儿来形容，而且不是一般的惊喜，是真正的“非常惊喜”，却不敢“若狂”，只能是不声不响一条一条地看下去。这完全是出自于一种本能，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激动的热流：长时间以来，自己和家庭所受的欺侮和屈辱，仿佛都在这一时间内得到了部分宣泄，童心中蕴藏着的不平之气也借着这些标语得到了部分的伸张。 这些标语主要写的是—— 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打到德国边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 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鬼子离最后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迎接大反攻的最后胜利！ …… 我念完这一二十条标语不知耽误了多少时间，但揣摸着也有将近一个钟头吧。当我意识到肯定误了上课的时间之后，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恨不能一步跨进课堂。说来也怪，当我惶恐不安地走进课堂，在堂上讲课的平时动辄就打我手板的“邢老头”——邢老师，只在老花镜镜片后面端详了我一眼，便一努嘴，示意我到座位上听讲。不消说，今天预料难免挨板子的体罚竟意外地被赦免了。 不仅如此，就从那天开始，班里那些平时任意欺负我的财主恶霸、校董邢二爷等人的儿子们，气焰明显有所收敛；而经常被他们唆使和逼迫对我“格外垂青”的班主任“邢老头”也变得幽默了些。他们好像嗅到了一种什么气味，感受到了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气氛，无心也无暇再拿我取乐了。 果然，又过了一些日子，从大人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最有钱的，平时作恶最多的大户，已暗暗雇人将他们各自最心爱的少爷、公子送到海港城市青岛。听说自行车的“脚钱”每趟是一个“小宝”（一两金子），四百多里，需两天才能到达。 与此同时，我隐隐地感到生命中的曙光就要到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家和我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我除了上学念书，就是拾草、打水、抱着磨棍推磨等，但内心已燃起一种莫名的希望。 这是我在什么时候也会铭记的一个深秋的一天——一个孤独的小孩在清静的村街上仔细地、无语地看着一条条的大标语，心里却激荡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一种相知的剧烈而温馨的碰撞。 从那个经历中，我也悟到了一条永远也难更移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能脱离客观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独自孤立存在的，它无时不在受到这种变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是有利于他的一生，还是不利于他的一生。在这点上，不管别人是怎样的，从我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我只能说：我服了。 八路还没来，生存环境已悄然改观 作为一个初小三年级学生，对事情发生和变化的具体背景自然不知其详，但生存环境已很快得到改观。我们的村小学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年富力强、精明果敢的张校长前来主持学校工作，一切都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思想陈旧、年老愚钝的“邢老头”被辞退回家养老，而保留了另一位谦和善良、有古文根底的李汉亭老师，又聘了几位各有特点的教师：一位是邻村九里镇的饱学先生，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战老师；北平某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因战争原因，交通中断滞留在乡的李老师；烟台某女中毕业，据说是地下党员的孙老师；还有一位是邻村矫家村我干哥哥的五弟，在天津上学回乡度假的小矫老师。一时盛况空前。据村里的大人们讲，这是自民国初年建立新式学堂以来，师资最齐全、最有生气的一个时期。 张校长虽然出身富户（是全村张、马两家在天津开买卖的最富有的家门之一），但在当时来说，他思想是很进步的。据说他与南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干部有联系，各方面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应该说，他是我青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乡村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自他主持村学校工作以来，教师同仁通力合作，师生们的情绪空前高涨。我本人在学习上、思想倾向上的表现都引起了校长和老师的关注，我的处境较之过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可以说从备受压抑与屈辱一变而为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了。 虽然县城里还驻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伪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但在仅距县城五六里地的我们这个村庄，革命知识的教育已从隐蔽转为半公开化。 也许正因为形势好转，也就有了意想不到的“事故”。大约在阴历十月底的几天里，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张校长的身影。我终于忍不住了，在上体育课时向小矫老师悄悄打探：“张校长哪里去了？”小矫老师起初还不肯直言相告，后来可能是考虑到有一层亲戚关系，便悄声告诉我：“他去南山根据地了，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城里的便衣盘查，从他身上搜出石印的画报宣传品，结果被他们抓到城里去了。” 我一听这情况，心一紧，不禁脱口又问：“那可咋办？”我当时的心情是，没了校长，就如同塌了半个天。 所幸小矫老师安慰我：“大概还不要紧，村里去人打点了，要保张校长出来。”果然，说话间的第二天，张校长就被保了出来。据说村公所方面去人到城里疏通，张校长的家里也“使了钱了”。 我们一见到校长，那高兴的劲儿自不必说，见他比平常显得疲惫了些，络腮胡子也长得长了，不过精神还好，笑声还是那么爽朗。他在四个教室里走了个遍，还说：“没事儿，同学们，我这人命大，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但孙老师在给我们上“修身”课，也就是政治课时，却以张校长此次的遭遇为例，讲道：“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校长这回就是，以为出城的路上武工队埋了许多地雷，鬼子就不敢出来了，结果一麻痹就出问题。”她还在黑板上很工整地写了“麻痹”二字。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学到这个词儿。 直到若干年后，我看书时读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成语，就不禁想到那一时期故乡的敌我形势，尽管敌伪已日暮途穷，基本上龟缩于县城和海港重要据点，但仍贼心不死，伺机外出骚扰、袭击，如麻痹大意，就会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也许是张校长的经历给我留下的一次深刻记忆。 室内的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 “饱学”先生战子汉老师负责教我们年级的语文和音乐。他的嗓音很好，据张校长介绍，战老师当年在上海参加过合唱团，他的男中音相当出色。 记得有一天上午，战老师给我们教歌时，事前在黑板上写好了《渔光曲》的曲谱，上课时又将油印的歌篇发给我们每人一张。他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星王人美。对于这位电影明星，我们也是知道的。别看我们地处海隅农村，也许是因为距离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都不算远的缘故，我们对周璇、李丽华等歌星也都很熟悉。现在，战老师就一句一句地教唱这支《渔光曲》。当我们学唱了一轮，战老师突然说：“同学们休息一下吧，现在我给你们出一道另外的问题，看你们谁能答出来。”他说的是毛泽东主席，我们当然是知道的，异口同声地回答：“人民的领袖。”他又问：“毛主席现在住在哪里？”我抢先回答：“延安。”这是有一次我从张校长拿的油印画报上看到的。但战老师以下的问话，我们大家七嘴八舌，谁也没答对。 “毛主席是哪省人氏？” “陕西？” “江西？” “河南？” 我们大家近乎于瞎猜了，最后战老师不能不说出答案：“是湖南省，湖南省湘潭县人。” 对于我来说，这个知识获取于此时此刻。 经过休息阶段中的提问与回答，战老师接着继续教唱《渔光曲》，他带领我们齐唱、复习。谁知一遍还没唱完，外面传过来雷鸣般的轰响，但透过窗户看天，明明是天气晴好，而且眼下也不是雷雨季节。那么……这轰鸣声越来越大，致使我们难以再唱下去。战老师起初还竭力保持镇静，专心致志地领唱，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后来，他也扛不住了。愈来愈厉害的干扰，他不自觉地皱起了浓黑的双眉。终于，我们听到张校长透过门窗的喊声：“出来吧，别唱啦。看天上的飞机！” 他的声音里透着喜悦，显然不是敌人的飞机。 我忘记了当时战老师是否发布了命令，反正大家呼啦一下子冲出教室。这时校长和几乎所有的师生都在宽敞的大院里仰头看天，天上果然高高地飞着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一个方向——都是自西南飞往东北。它们没有一时的停顿，分明只是途经我们家乡。 “是美国的飞机，从重庆起飞，飞往中国的东北，去执行远程轰炸的任务！”这番话的许多词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新鲜，我不禁佩服地看着张校长兴冲冲的脸。这时，他就是我们大家的权威，是我们的知识库。 也只是小矫老师补充了一句：“是BZ9重型轰炸机！” “嗯，是BZ9，空中堡垒，光是飞机轮子就有一人多高。”张校长双手比划着，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他曾经见过这种飞机。 我注意到，只有孙老师没有说话。她好像一面看一面在沉思着。这时的她，仍然是齐耳短发衬着略显黝黑的圆脸，条纹夹袍的外衣被风撩起襟角，最后她只是自语地问道：“这不知是去轰炸什么地方？” “恐怕是鞍山昭和制钢所，前些天曾经报道过一次。”又是张校长的解答。 此后有报道证实，美机的确是轰炸了东北鞍山日本的钢铁厂。但有一点与张校长所说的略有不同，即一说是“昭和制铁所”。若干年后，我也未做详细考证，不知哪个名称是准确的。 不过，这次“过飞机”，在我们家乡是一个大事件，那往返多次和穿梭的“银鹰”，一直过了一整天。我们小孩子家谁都知道：美国是抗击法西斯国家的盟友。对于这次大轰炸，我们心里都觉得很痛快，认为这是对日本鬼子的一次有力的惩罚。只是不知县城里和龙口港据点的日伪军，他们的心情怎样，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一方面，在这不久以后，有乡亲从“满洲国”（当时的中国东北）回来，传说美机的大轰炸固然削弱了鞍钢的生产能力，却也炸死、炸伤了许多中国工人和平民。 当时在“看飞机”的现场，孙老师那副兀自沉思的神情，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待译而未译的人生密码。我也永远没有机会问她：您当时在想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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