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群理论是谭必友教授为解决我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些困惑而提出的一个新理论。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是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长期关注的对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这些学科的重要主题。但是，近三十年的研究实践中，研究成果虽然很丰富，研究进展却总难让人满意。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现状下，谭必友教授出版了《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一书（民族出版社2005年6月）。提出用话语群理论来调整我们观察乡村社会变迁的传统模式。本书出版之后，有关话语群的理论与方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既有专业报刊杂志发表论文给予推介，也有很多网站刊登评论文章。更甚者，新版民族学教材《现代民族学》一书，把话语群理论作为现代民族学的语言学方法的最新发展阶段写进了教材。短短几年时间，话语群理论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些肯定与认同。

（一）话语群是何物？

话语群针对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围绕某种行为而聚集起一系列的话语群落，这些话语群落分布在民间的部分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交谈语言，分布在政府及相应管理组织中的部分则表现为文件、工作报告、法律法规政策等，分布在学术界的部分则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学科及其研究结论，分布在文化界则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当这些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或说对话）围绕某个行为聚集在一起时，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有着核心话语的话语群落，我们将其简称为话语群。比如“扶贫”话语群，扶贫是一个核心话语，围绕这个核心话语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话语事象：从政策上来说，有各级政府文件；从传播手段来说，有各种传媒报道；从艺术来说，有各种文学、影视、绘画、歌曲等作品，从大众口头交流来说，有各种民间的表述内容；从学术来说，有各种学派的说法；从社会行为来说还有各种象征性符号……。正是这一系列话语事象共同构成了“扶贫”话语群。在话语群中，各种话语事象之间或相互冲突，或根本不相关，或保持呼应，不一而足，但它们是一个话语群落。

（二）话语群理论的具体分析方法

从上面提出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群已不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了，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探索的是社会话语体系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

在话语群理论看来，社会行动是否与它宣称的目的相一致，关键在于，与这个行动相关的话语群是否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只有完善的话语群才有协调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像上文提到的，一个传统村庄里的人们，积极推动选举，但结果事与愿违，他们最终没有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相反，一些热心推动选举的年轻人反而可能因此引火上身，成为政府眼中的“闹事者”，结果选举的愿望成为各方的“心病”。如果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那就要追究真正的所谓“责任”问题，或者动用所谓“道德问题”、进而“法治意识”等等。结论不外乎是：要不是基层政府的责任，要不是村民的责任。按照话语群的分析理论则发现，在这个事件中，村民与基层政府都没有责任，而是整个时代有关“选举”的话语群还没有完善。可能的情况大致有：

第一、“选举”话语群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冲突，导致社会行为的冲突；

第二、“选举”话语群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群”，无论其纵向结构或是横向结构，都还存在许多盲区，使得各个层次或者各个部分之间无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尽管中央已经有了许多的文件，但要不是文件之间有冲突，就是这些文件仅仅停留于文件，而还没有在各级下层政府的行政司法中、以及在社会一般民众的口头话语中形成系统的表达，即没有产生足够多的与选举相关的“话语事象”。简单的根据文件精神产生行动，只能是自身单方面愿望的行动，其后果必然要发生冲突。从人们不断抱怨“文山会海”，我们可以发现，没有成为话语群的“文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显得如此软弱无力！

在这个个案中，也可以使用语境分析方法，但显然，“语境”在这里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无论是使用“国家政策语境”还是使用“行政语境”也好，都存在片面性或模糊性。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在同一研究课题中使用多个“语境”，也就是说不得不同时建构出多种层次的“语境”，这样势必把语境理论引向不可理解。而话语群则非常方便的解决了这些难题。

（三）话语群分析方法评价

从形式上来看，话语群的民间话语表达形式与社会心理相重叠。其实不然。社会心理讨论的是带有规律性的心理活动。话语群却避开对人们心理的本质的研究，而是从一个核心话语（或说对话）以及围绕它的多种话语事象入手，讨论它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话语群的研究大有从形式到形式的倾向。不重视从形式到本质性的提炼。它不是传统上的本质研究，而是通过对各种对话形式（话语事象）的归纳寻找社会行为的话语根源。

话语群这个概念是“文化”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运用“文化”的概念去讨论乡村社会变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它的抽象性和空洞结果，二是不得不人为构建一个“传统——现代”的研究模型，从而在这个模型中寻找解读通道。然正如前文所言，在田野作业中，传统与现代不能找到明显分界线，通道的寻找多数不成功。因此，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只能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段里方有进行的可能。连续性的变迁描述似乎只能由文学等去承担。话语群概念的建立正可以弥补“文化”抽象的不足。严格说来，话语群正是文化中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文章中详细讨论与话语群有关的所有特征，尚为时过早。因为对它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下面只能简略地提出一些供参考的意见。

第一，以话语群作为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与传统学科有些区别。它不再强调具有逻辑性的系统性的讨论。尽管它也要涉及大量的话语事象分析，但它更倾向于描述。因为，在话语群中只有核心行为与核心话语，围绕它的话语事象都要我们去进行田野调查。一个核心话语将以何种逻辑展开，并获得何种结果，是难以预计的（能够导致核心话语展开的因素很多）。因此，传统的逻辑方法在这里常常力不从心。

第二，话语群这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模糊性的认识。各种话语事象围绕某个核心行为（核心话语）开始聚合之后，形成一个话语群落，它的命运本身已没有必然性。它也许很快就成为一个历史话语群（从而仅仅留在文本里，学术史上叫昙花一现），也许会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语群（由此融合在现实生活中，学术史上叫学术思潮）。它内部结合的规律也难以捉摸，尽管将来也许有人会归纳出若干类型。但至少在目前，我们最好只做具体话语群的描述工作。

第三，总是与话语群粘合在一起的当属“社会行为”这个概念。《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一书就总是把“话语群—行为”模式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模式。

我们生活世界是由各种相互包含并可进行多种话语组合的话语群组成的。传统上人们将这个世界分门别类的加以研究，从而有了种种学科。话语群理论则力图将话语群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回答种种社会行为的发生和变迁。在我们所研究的乡村社会，我们看到多种话语群对乡村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从乡村社会行为中看到了大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在语言上的凝聚过程。“微型社区”的研究依然是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