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浙江海盐人。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步鑫生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领头羊。1983年其事迹成为全国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此后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后曾在上海、北京、辽宁、福建等地办厂；1993年起在秦皇岛创立步鑫生制衣有限公司。

人物简介

人物履历

主要事迹

做铺路石

人物简介

步鑫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先行者而名闻全国的新闻人物，他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企业里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全省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因为新华社的报道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步鑫生和他的事迹走到了镁光灯之下。无疑，步鑫生的一套厂长哲学充满着改革的动力，应和着市场的需要：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步的民营企业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人物履历

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步鑫生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领头羊。

1983年其事迹成为全国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

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后曾在上海、北京、辽宁、福建等地办厂.

1993年起在秦皇岛创立步鑫生制衣有限公司。

主要事迹

海盐衬衫厂是个只有300多职工的小厂。当厂长步鑫生接手时，企业频临破产，年产四五十万件衬衣，却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老工人的退休金也无处可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步鑫生想到了改革，并且一出手就是几大“班斧”： 首先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你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

二是抓质量，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此话由步鑫生说出后曾风靡一时。

三是规定请假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他来决定是否补贴。当时，“泡病假单”在企业中很流行，即使在企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出勤率也只有80%，而真正生病的不到“泡病假”的三分之一。步鑫生解释这是为了治一治这种“流行病”。

四是每年要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由他们全包，每年大约要花8000多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数目。

五是打响衬衫的牌子。步鑫生常说：“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倒台！”他亲自为衬衫定名，“唐人”是男式衬衣，“双燕”是女式衬衣，“三毛”是儿童衬衣。

六是要讲工作效率和速度。于是他出差上海要包出租车，出差新疆、广州、厦门还要坐飞机……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地处偏僻一偶、名不见经传的海盐衬衫厂成了这次改革的明星之一。

做铺路石

改革开放30年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选择了我，这是时代的需要，需要有这么一个典型来推动全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不是我，还会有李鑫生、王鑫生……

1956年实行手工业合作化时，我23岁，在海盐衬衫总厂的前身——海盐县武原缝纫合作二社当主任。1979年，我出任海盐衬衫总厂副厂长，1981年6月任厂长。

企业要改革，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锅饭”。在那之前，不论是原来的缝纫合作社，还是在它基础上成立的海盐衬衫总厂，生产总是上不去。我认为，生产上不去，主要毛病就出在吃“大锅饭”上。多做的不多拿一分，少做的不少拿一分。那时是八级工资制，但二级工干得再多工资也超不过六级工。这样懒汉心安理得，肯干的也会变懒。工厂要有活力，先要让人活起来。

从1979年起，我们作出了一项规定：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就在车间里搞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接下来，我开始改福利。海盐衬衫总厂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把前些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福利照搬了过来。有些人钻空子，完不成定额就请“病假”，在家休息照拿全工资，而生产却跟不上。我们重新规定，职工请病假，每天只发四角钱生活费，对平时完成产量、质量指标好的工人，病假期间可给予补助，不使他们的收入下降。这样，生产有了保障，就上去了。

1984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到我厂考察，我向他汇报了打破“大锅饭”的办法，他连声说好，说是打破了“两铁”，即铁饭碗、铁工资，要在全国推广。他还伸出手指向天上捅了捅，意思是要捅破大锅饭的锅底。

改革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发展。企业经营要搞好招待，那时候没有招待。企业也没有招待费开支这一项，我搞招待的标准是三菜一汤。我说大客户大招待，小客户小招待，不做生意也要招待，这次不谈生意下次再来，也要招待。我觉得这招待费比我们供销员满世界找客户的差旅费要划算得多。后来，浙江省委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政策，可以按产值的千分之三列入招待费，这之后全国就推广开了。

企业发展要创品牌，靠创品牌才能传代，靠拉关系就要垮台。在我的厂里，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品牌对企业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衬衫总厂要创出品牌没有广告怎么行？那时候在大上海人民广场，晚上看过去一片漆黑，只有三个霓虹灯广告亮堂堂，一个是三洋电器，一个是中华牙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海盐衬衫总厂的双燕衬衫。那时候不得了，一个洋品牌，一个是上海的品牌，外地品牌就我们一个。我那时觉得要打开销路上海是个制高点，上海拿下了，在全国推广就容易多了，才能向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等大城市发展。那时候全国都在生产服装，但是没有一家去上海做广告，海盐衬衫总厂是第一家。当时从上海火车站出发，铁路沿线到处是海盐衬衫总厂的广告。

企业改革要讲效率。那时候厂里有辆皇冠牌小轿车，是1979年从上海租来的，一个月要3000元钱。客户来海盐谈生意，就直接派车从上海接到海盐来。当时从海盐到上海坐公共汽车要一天时间，我到上海要一天，他们从上海来也要一天，很麻烦。有了小轿车后，直接接送，很方便。后来县里有人有意见了，说我们县委书记只有一部吉普车，他步鑫生一个小人物，怎么用皇冠小轿车，无法无天了。但我们企业改革就是要提高效率，不管条条框框所以在1983年，我向上海要了一个购买小轿车的指标，24000元一辆， 1985年，日本三井公司又送给了我们两辆车，一辆小轿车，一辆面包车。这样我们效率就更高了。

以前出远门坐飞机、卧铺不得了，要县里盖公章，开介绍信。我1978年第一次到新疆，从海盐出发，到新疆要84个小时，到了新疆以后脚都肿了，这么艰难，还要回来呢，回来以后还要休息两天，这样去一次新疆一个星期都下不来。我说这样不行，要提高效率，这边飞机票买好过去，到了新疆生意谈好，第二天就飞回来了。后来我们厂里的销售员也可以坐软卧、坐飞机，提高了工作效率。

那时候我们厂里有厂歌、厂旗、厂服，当时很多人就说，光听说有国歌和国旗，海盐一个小小的衬衫厂，搞什么厂歌、厂旗，想造反了？很多人还找到上面要求处理我。

新闻媒体首先发现和报道海盐衬衫总厂的是《浙江日报》。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发表了记者江平、周荣新和陈冠柏撰写的长篇报道《企业家的歌》，1984年5月，周荣新和陈冠柏又以步鑫生改革事迹为题材，采写了报告文学《中国的回声》。

1983年11月5日，胡耀邦同志在新华社的一篇内参稿上作了批示：“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胡耀邦同志的肯定不是肯定一个人、一个厂。那时海盐衬衫总厂在全国也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个厂。在那个历史背景，是时代需要通过步鑫生这么一个人来推动全国的改革。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一文。这篇报道出来后马上引起了争论，《工人日报》也写了一份内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说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还有收买记者等，这份内参又送到胡耀邦同志手里，他马上批示浙江省委进行调查。

1984年春节前来了浙江省委联合调查组，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步鑫生虽然有缺点，但是改革没有错。这以后，中央指示向全国推广改革创新精神。

那时候海盐来了很多外地人，记者来采访，企业家来取经，鲁冠球、冯根生他们都来过，还有很多地方请我做改革报告只好去了。

1984年5月，我在北京开会，部队有个军长叫黄在渔，是全国人大代表。吃晚饭时，他到我旁边来了，“步厂长啊，吃完了我还要你到部队里讲改革呢！”我说这个不行，我部队里都没进去过，怎么好谈军队改革。黄军长说，你们企业在搞改革，我们部队也要改革，改革都是相通的，这一次请你的人不是我，是参谋总长杨得志让我找你。结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拉到京西宾馆。我说这是叫我班门弄斧啊。让我讲改革，我就按照企业规律来讲，工厂发展在于技术先进，不在于工人人多，不是认为人越多越好，关键在于技术设备要先进。部队呢，我的观点也一样，不在于人多，要武器先进，要现代化设备。我的工厂要设备先进，部队要武器先进。小米加步枪不行了，部队应砍掉一半，武器则要现代化。全国，要搞军事学校，要搞军事训练。民兵也要改革，因为我厂里有民兵，几十个人拉出去，流水线就停了。

这时外面有人说了，说步鑫生怎么又在搞部队改革，无法无天了。

还有文化部的陈荒煤，要我谈文艺改革。我有好多文艺界的朋友，胡松华等，都来找我谈改革，老朋友怎么推得掉，只好去了。到了中央歌舞团，我问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他们说每天都在学习文件，因为演出任务少，只能拿死工资。我说你们可以到外面去演出，可以卖票！你们到市区镇上去演出，卖票可以分成。人家又说了，你步鑫生又去搞部队改革，又去搞文艺改革，不务正业。后来北京师范大学要我做报告谈教育改革时我拒绝了。

之后，有关部门专门下了规定，师级以上的干部由我专门接待，其他由省里和县里专门设立接待站，大家集体听录音，这样一来又得罪人了。

我对耀邦同志感情很深，他那种无私无畏、义无反顾的改革精神曾经感染了许多改革者。他在任的时候跑了上千个县，坚决不搞假大空的形式主义。

我到耀邦同志家里曾经做客六次，只可惜我和他阴错阳差没能见上一面，这对我来说终身遗憾。1985年5月18日，耀邦同志委托夫人李昭到海盐衬衫总厂来看看。她跟我说，耀邦同志比较忙，所以委托我来看看，看看你的工厂，看看你步鑫生。她看了以后对当时的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说，步鑫生厂长敢说、敢干、思想解放。临走之前她写下了四个字：“改革先锋”。

1985年10月，我们海盐衬衫总厂和北京最大的服装店新星服装店搞联合展销。那时我在衬衫总厂搞了步鑫生时装艺术表演团，到哪里展销都有表演团开道。10月26日早晨，我接到李昭秘书的电话，他说李昭同志知道你来北京民族文化宫搞时装表演，李昭同志想请你到家里来做客。到了耀邦同志家里见到了李昭，她说，本来想请你到中南海来表演一下，但是耀邦同志刚刚开完会，昨天去西部考察去了。她知道我是抽烟的，就给了我包香烟，又给我削了个苹果。这是我第一次到耀邦同志家里。

1989年4月初，我已经离开海盐，在北京筹办一家服装企业。大概4月11日，北京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李昭同志知道你在北京，想请你到家里来做客。我委托那人跟李昭同志说，我要去上海看设备，因为搞服装，设备要更新，我过几天就回来。这位朋友说这是耀邦同志的意思，因为耀邦同志没有跟我见过面！结果我4月15日回北京，晚上看电视，得知耀邦同志逝世了。我惊呆了，一下子哭了出来。简直晴天霹雳，就这么去了！我和那位朋友马上到耀邦同志家里去。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各界人士自发去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的家人都在灵堂，我们四个人一批，给耀邦同志鞠躬。出来在院子里，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来叫我，说，步厂长，我妈妈要跟你见见面。在病床上我见到悲伤过度的李昭同志，她说，步鑫生同志，我们对你很了解，你要相信党。我说，你要节哀。这是我第二次到耀邦同志家里去。

当时我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幅挽幛，上联是：巨星坠落，惊天动地。下联是：丰功伟绩，彪炳千秋。横批：一代天骄。

后来在耀邦同志家里，我在他生前用过的写字台的台板下面看到一张字条，上面是耀邦同志亲笔写的“步鑫生”三个字。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小人物，这大概是改革的缘分吧。

生前我无缘见到耀邦同志，但江西共青城耀邦同志的墓地我一定要去，我想告诉耀邦同志，大家都没忘记您，20年过去了，我们都在想念您。

1984年，上面叫我创办中国最大的西装厂。

当时西装我不愿意搞，衬衫和西装毕竟不一样啊。但县里一位主管局长一再要求我上一条西装生产线，我抹不开面子只能点头答应，但要求是“6万套生产规模”。这份计划书送到省里时，一位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看后表示，要做就做最大的。我当时就反问他，什么是最大的？那位领导顿了顿：“30万套生产规模”，而18万美元的预算也变成了80万美元。

他们要我创办全国最大的西装厂，年产30万套西装，投资五六百万元，但我们这个衬衫总厂总资产不包括流动资金才100多万元。我跟他们说要投资一个五六百万元的新项目，这是不可能的。新项目要贷款，要付利息，而且造厂房，引进设备最少需两年时间，这肯定要把衬衫总厂拖跨，但谁听我的呢？

1984年7月，西装厂批下来了。1984年底西装大楼还没盖好，上级又来告诉我，这个年产30万套的西装厂已经规划好，三年以后年产量80万套。我说不行的，开足马力才能生产30万套，第一年10万套，第二年20万套，第三年30万套。后来一位副厅长到厂里来参加厂庆，我也跟他说这是不行的。他对我说，步厂长，这个你不要讲，到时候我们再追加投资，我们再添设备。我说头脑不能发热，但没人理我。

1985年底，西装厂厂房建好了。1986年3月底，设备也安装好了。但是，这时候西装市场已经不行了。1983——1984年西装市场好，全国都在生产西装，但是到了1985年上半年，西装热过了，市场不好了。同时国家出台了宏观调控、财政紧缩政策，钢材涨价、水泥涨价，什么都涨价。1984年，钢材600元一吨；1985年6月，800元一吨，到了1986年5至6月，涨到1200元一吨。我们厂基建资金不够了，又要去贷款。当时厂里一年税利也只有100多万元，西装项目上马后每年付利息就要40多万元，等于靠我原来的衬衫去补西装的窟窿，小马拉大车怎么拉得动。

那时候全国上马的西装项目差不多都一个命运。1987年我到新疆去，他们引进的设备还都放在仓库里面；1987年12月上旬去厦门，他们也还是放在仓库里面，设备都是进口的，值80多万美元。

1987年12月，省里调查组来海盐衬衫总厂调查。这时厂里人心已经浮动了。

1988年1月15日，嘉兴市和海盐县领导来厂里开会宣布，免去我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县二轻公司副经理职务。

在免职的消息宣布几十天后，我就离开了家乡，开始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先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后又接收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到秦皇岛创办步鑫生制衣公司。2002年我年仅70岁，便离开制衣公司。在选择定居地点时，公司征求我意见，我选择了上海。虽然落叶归根，但我不想定居海盐，因为那里会让我想起很多伤心的往事。

现在回过头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不是一路顺风的。曲曲折折，来来回回。改革开放本来就没有路，是一块块铺路石铺出来的，而我步鑫生，也只是其中的一块铺路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