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独裁者哈比亚利马纳(Habyarimana)在首都基加利被刺杀，一批极端的胡图族军阀掌控了政权。这些以灭绝卢旺达境内每一名图西族人为己任的军阀随即发动了种族屠杀：在接下来的100天内，至少有80万人(卢旺达1/10的人口)被残杀，平均每一分钟即有5人遇害—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大砍刀以最原始的方式杀害的。

参与屠杀的除了军人和民兵外，还包括医生、教师这样的普通市民，甚至有教会牧师在内！《来自卢旺达的故事》的书名即源于7名图西族牧师在屠杀期间写给该地区胡图族教长的一封信：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只是此信对于信奉种族清洗政策的教长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据古里维奇的考察，在胡图族人推翻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人的统治，夺取了政权后，便在国内推行狂热的种族主义理论宣传和洗脑。94年的大屠杀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其可怕之处在于屠杀是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哈比亚利马纳对屠杀的犹豫不决阻碍了计划的进行，军阀便派人刺杀了他。正是基于此，古里维奇认为卢旺达大屠杀是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清洗之后最残酷的由国家发动的屠杀事件。“在军人之后，胡图族人，无论老幼，也开始行动了。邻里之间，同事之间皆展开杀戮。医生杀死病人，老师杀死学生……”他在书中写道。

古里维奇以为，卢旺达屠杀的计划性和预谋性还表现在屠杀发动前几个月联合国曾接到过一封有关屠杀计划的告密电报。但联合国，不管其有意或无意，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甚至对消息进行了封锁)，从而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一点正是古里维奇在书中所极力批判的，他认为这是造成大屠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作为《纽约客》记者，古里维奇在1995到1998年间，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多次前往卢旺达采访包括受害者、屠杀参与者、国际救援人员和“维和”人员在内的当事各方，以第一手的材料写就此书。如上所述，古里维奇通过此书揭穿了长期以来广泛地流传于西方媒体中的神话，即卢旺达大屠杀非种族屠杀，而是古老的非洲部落冲突的又一次爆发(对于这种宿命的暴力轮回西方是缺乏兴趣的)，只是规模比以往要大的多而已。

古里维奇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放弃了将大屠杀爆发原因简单化的观点，而是从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范畴来对之进行读解。在他看来，国际社会漠视和联合国驻卢旺达机构的缺位自然是大屠杀发生的主因，但是作为事后之反省，则更应注重审查屠杀发生的背景以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制的危机处理能力。

按古里维奇的描述，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这样：美国1993年的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后，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全面从非洲撤离。为避免再度陷入泥潭，对于卢旺达事件，当时的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莱特置实质不顾而一味地围绕着“大屠杀”(genocide)一词展开辞令游戏；法国出于自身利益始终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卢旺达胡图族军阀政权—古里维奇甚至暗示法国对屠杀能得以持续百日之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则对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持消极态度：屠杀之前忽视密报；屠杀过程当中执意地否认屠杀的存在，认为只是交战双方违反了1993年停火协议(并于10名比利时维和士兵遇害后撤离)；而屠杀之后事实再也不能否认，终于决定再度派驻维和和救援人员，却又为已被图西族武装击败的屠杀者提供帮助，致使这个屠杀政权在难民营中得以继续存在。

古里维奇认为，克林顿时期美国基于实用主义的不干涉政策以及受其影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与现行国际体制相辅相成的。比如按照联合国在驻地国实行的托管制度 (mandate rules)，一个政权只要尚未垮台就必须待之以外交之礼，维和人员得知任何信息必须先行向其提出警告—这意味着提示而非惩罚犯罪者：你应该再谨慎一点，你的计划还有漏洞！具体到在伊拉克进行的核查工作，所谓警告其实就是给予萨达姆最好的转移和隐藏武器的机会。再比如具有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合法干涉行动的安理会的运转机制。在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军人政权本身即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最主要的资助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深受法国影响的吉布提当时也在安理会。每个成员国都拥有一票，相互之间彬彬有礼，绝口不提屠杀一词。这种机制或许保证了安理会的运转，但是在处理紧急事态时却出奇地低效和无能。

古里维奇对国际社会光许诺而不付诸行动的做法尤其不满。他在卢旺达的采访显示，许多当地居民在局势恶化的时候之所以没有选择逃离正是因为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可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弃！古里维奇认为，假如国际社会真的不想介入，就不应轻言提供保护。正因为此，他并不看好1997年安南、克林顿、奥尔布莱特主动对卢旺达人民表达的道歉和保证不让悲剧重演的誓言，虽然他相信此道歉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但问题是，在现行国际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假如局势仍不明朗的卢旺达再一次相信了国际社会的信誓旦旦，可结果却又被抛弃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呢？

古里维奇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前线”(Frontline)节目的采访时表示，经历过奥斯维集中营的作家列维(Primo Levi)在80年代末期曾写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种族屠杀会在任何地方重演。卢旺达的情况印证了他的预言。因为仅仅制定一部《防止种族屠杀公约》 (Genocide Convention)却缺乏执行的机制和决心是难以防止悲剧发生的。这需要国际社会重视人类整体之利益有甚于一国一民族之利益；需要联合国和美国屏弃过去所奉行的不干涉政策。

回到2003年的世界：虽然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似乎尚可让人稍觉欣慰，但在诸如刚果和利比里亚这些国家的情况仍旧值得忧虑。那么，以伊战及由其引起的关于联合国的讨论为契机，国际社会是否能在预防种族屠杀问题上改革其软弱的现状而有所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