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17日，中共浙江省永安区委领导毕浦农民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毕浦，位于分水江北岸，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是原分水县东部的最大集镇。

1930年5月，中共建德中心县委派县委委员陈一文到毕浦联络当时任国民党分水第二区区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祝光焘，筹备枪支弹药，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陈一文和祝光焘接上头后，即着手在当地进行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不久就在毕浦成立了隶属于中共建德中心县委的永安特支，祝光焘任支书。7月，永安特支升格为区委，书记祝光焘。

中共永安区委建立后，先后建立了方吴支部、儒桥支部、长前支部和大五管支部，党员98人。

10月上旬，赵坤和朱增球受上级党的派遣，先后来毕浦领导起义。中共永安区委接连几个晚上在戴家边村召开会议，研究起义计划、措施及组建浙西红军等事项。会议结束后，即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和发动群众。

10月15日，永安区委又在戴家边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从原定的10月19日提前到10月17日，同时确定以毕浦为突破口。方案确定后，区委派江起虹和吴光明立即分赴儒桥和江山岭庙向各地负责人进行传达。赵坤、朱增球、祝光焘、王光林等则在大溪口独山庙召开了有大五管、王家、方吴、糁源等村30多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祝光焘传达区委的决定后，赵坤作了简短动员。

10月17日上午，150多名起义农军集中在糁源，王光林宣布了暴动总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由赵坤任总指挥，朱增球任大队长。同时按部队建制将农军编为2个中队5个排，公布了中队长和排长的名单，向全体人员分发了红军臂章，举行了树旗仪式。

当起义已到剑拔弩张的时刻，毕浦大商号源隆店的经理俞秉衡探知了这一消息，即派人赶往分水向反动政府告急求援，余行至龙潭时被红军捉住。

豪绅盛沁香心急如焚，慌忙去找祝光焘区长（中共永安区委书记）商量，要祝加强防范。同时，他又通知毕浦的各大商店老板20多人，到警察所共商对策。此时，祝光焘为了麻痹敌人，镇定自若。他一面假意批评盛沁香不该风声鹤唳，弄得人心惶惶；一面又以开会的名义将警察牵制住。

10月17日下午7时许，暴动队员在赵坤、朱增球、江起虹、王光林等率领下冲向毕浦，到村口兵分两路，分别攻打豪绅盛家大房、汾盛盐栈和警察所。王光林率领的一路包围警察所后，发现屋里空无一人。正当红军在警察所内外进行搜索时，突然遭到逃伏在船上的豪绅、地方保卫团团总盛沁香的冷枪袭击，方吴党支部书记张启荣腹部中弹，肠子外流。战友们目睹此状，悲愤填膺，点燃警察所后，便汇合主力去攻打豪绅盛家。盛家长子盛人龙等凭借高楼负隅顽抗，向红军开枪射击。旗手夏德泉被击中当场牺牲，总指挥赵坤亦背部受伤。晚上10时许，部队撤离毕浦时，将平日高利盘剥农民的大商号“源隆”付之一炬。

红军撤至王家，稍事休整。赵坤、朱增球、江起虹、王光林等决定部队马上西进，会合各地的红军进攻分水。兵分两路：一路从海岛山渡天日溪经龙潭，攻打分水城南门；另一路主力部队则走大路从东门发起正面进攻。当部队经过逻浦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分水县警察的堵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只得撤回王家。

本应按规定时间统一行动的儒桥浙西红军，由于县委特派员江起虹未在17日这天亲自赶到儒桥作部署，而是将儒桥负责人叫到龙潭叶祥茂家进行传达，往返耽搁了时间，当晚来不及召集队伍，于第2天集合了100多人，收缴了当地豪绅地主的武器，并焚烧了恶霸地主王天喜的房屋。19日又将队伍分别拉到六管（今东辉乡）和七管（今罗山乡）一带活动。在城内负责接应红军人城的地下党员李莹、冯芝珊等，于18日晚上探知红军尚未攻城，又加当晚雷雨，故而未采取行动。大五管浙西红军除17日派出部分人员参加毕浦突破点的军事行动外，其余的儿十人整装待发，准备按计划翻越设峰岭，配合主力攻打分水城，后见分水城里始终没有动静，便各自回家待命。

10月17日，毕浦地方保卫团团总盛沁香乘船赶到桐庐，通过桐庐县警察局电请省政府派兵前来镇压。18日，国民党省防军两个连乘船赶到桐庐，第2天中午步行至毕浦，旋即进驻分水各地。

盛沁香在省防军进驻毕浦后，便杀气腾腾地带保卫团到处搜捕起义队员。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陈有生被捕后，当即被枪杀在毕浦石桥下的沙滩上。

当时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永安区委书记祝光焘也因盛沁香之侄盛人龙的检举而被捕。祝与大五管党支书王兰祥和桐山村的地下党员、红军战士王光烈同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先后都被折磨致死。

毕浦起义虽遭失败，但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在分水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此起义也叫毕浦农民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