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缚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进入《晨报》前身的《晨钟报》任职，后擢升为《晨报》主笔。1918年底，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再度赴日，深入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状况。五四运动前回国，4月以“渊泉”的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他担任《晨报》总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也开始转译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陈缚贤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报社记者”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使得他不自觉地以报纸为媒介，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此外，陈缚贤对李大钊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大钊和陈缚贤从日本回国后一起进入《晨钟报》做编辑，两人交往密切，相互影响。现在一般认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文章，其实，先于这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第7版《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登的文章。

《晨报》自1919年2月起，重新改编了文化版的副刊，增添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开始宣传国外的思潮。同年4月开始连载了署名“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形式刊登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6月份刊登了渊泉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几篇文章都是以“渊泉”的笔名发表的，很多人起初都认为是李大钊的笔名，但是后来发现李大钊只在《晨钟报》前后待了20多天，就辞职离去。据专家考证，“渊泉”是陈缚贤的笔名。

这样，陈缚贤较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情况大致是：一方面，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受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较大，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日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他又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到日本去采访社会主义思想，写了不少关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报道。这些都为陈缚贤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即使陈缚贤不信仰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会影响他对新思想的介绍。

陈缚贤作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李大钊更有条件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比如，李大钊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不少学者指出，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等材料写成的。而河上肇的这篇文章，此前渊泉即陈缚贤已在《晨报》上发表过了，就李大钊与陈缚贤之密切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所以说，李大钊一些思想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陈缚贤帮助的，尤其是在文字材料方面。1919年下半年和次年1月，李大钊分别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到1920年，他则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并于同年底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

陈缚贤虽然介绍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学说，但他也仅仅是以一种介绍新事物的心态来介绍的，没有能够真正信仰这些理论。他在与李大钊的合作接触的前期过程中，是很积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他不仅为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也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8年李大钊牺牲后，陈缚贤也逐渐倾向于国民党。

当时，一些国民党员也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主要代表人物有国民党员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在这些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国民党人士中，戴季陶处于中心地位。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号天仇，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县。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理论家，深受孙中山器重。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