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常乃惪 |
| 释义 | 常乃惪，1898—1947，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毕业于北京高师，曾经在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并为中国青年党常委兼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著作涉及古今中外、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 主要著作《社会学要旨》 上海 中华书局 1925年《中国民族小史》 上海 爱文书局 《中国史鸟瞰》 北京文化书社代售本 1925 《中国文化小史》 中华书局 1928 《中国思想小史》 上海 中华书局 1928 《中国财政制度史》 世界书局 1930 《法兰西大革命史》 中华书局 1930 《生物史观与社会》 上海 大路书局 1933 《西洋文化简史》 中华书局 1934 《文艺复兴小史》 中华书局 1934 《德国发达简史》 中华书局 1934 《历史哲学论丛》 重庆商务 1943；商务 1947 《蛮人之出现》 上海 中华书局 1937 学术思想1923年前后，燕京大学准备聘请王桐龄来教中国史，但王桐龄却推荐了常乃惪。当时，洪业有点看不起年轻的常乃惪，对他的邋遢和不拘小节很是不满，“教了一年，他大概也觉得没受到赏识，就辞职了。我也没费力气留他，心想走了也就算了。结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这个人后来成为青年党的台柱，是宪法运动中很重要的人物，又建立了新的历史学派，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而我却错过了他。” 常乃惪成名很早，1916年到1917年，不满20岁的常乃惪便与陈独秀发生过一场争论。在1916年署名“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后学常乃惪”的信中，常乃惪不同意陈独秀对孔子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儒家“一坏于李斯，再坏于叔孙通，三坏于刘歆，四坏于韩愈”，所以孔子不等于儒家。次年他再驳陈氏，认为孔子不是宗教，不是专制，对于孔子思想言论中不合于现实的内容，“不能以后世眼光论之”，并且，“一人为暴，不过专制；重任为暴，乃成乱制”，即思想应放置于历史变化中，社会整合需要秩序。在第三封信中，他倡导陈独秀应多建设，不倡破坏，他不同意“不经破坏，不能建设”的说法，并坚持认为孔子本来就是积极的建设派。常乃惪对孔子的立场一直没有变，到1943年他写《孔子与原始的儒家》仍然指出“封建社会是过去了，封建阶级的分野是不存在了，封建社会的礼制早已不适合于后代了，但是孔子所主张的做人的道理，却历久常新。……所主张的‘孝’和‘仁’，却成为中国二千余年来家庭组织和个人修养的中心，同时间接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凝固、绵延，这是孔子所不及料的，而孔子之所以伟大，也就在这些地方。” 虽然对孔子抱有同情，常乃惪在思想上却绝非保守派，他对于中国传统中的缺陷和当时文化界的反动，特别的不能接受外来文化的保守，始终激烈批判。1922年5月22日，胡适在日记里评署名“燕生”的《反动中的思想界》“真是有卓识的文章，远胜于我的前作”，从不认识“燕生”到把常乃惪称为“我的一个朋友”，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还是把他引为同道的。然而，常乃惪始终很清楚地在激进和保守之间选择了一个他自己称之为“理性”的立场，因此立场，他常常被看作两大阵营的中间派。 政治主张常乃惪对于学术颇有创建，也很有才气，但他似乎更热心实际政治，作为青年党创党的重要人物，他主办过《醒狮周报》和《国论》，参加过国民参政会访问过延安，抗战以后又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府委员。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政治，他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是否能成为世界各国中可以站在前列的“国家”。他认为思想与文化的更新需要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作为基础，以所谓“生物史观”来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仍然滞留在民族社会阶段，丝毫不曾进步，而来征服我们的，却都是些已经完成近代国家机构的国族社会的先进者”，所谓“国族社会”，即“在心理方面成立了国族意识，在生理方面也成立了近代国家的机构”。 外敌压境，风雨飘摇的时局使人们普遍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使人们相信，需要有一个可以得到安全感的基础和依托，这在常乃惪看来，就是强大的国家。1935年7月，他在《国论》的《发刊辞》中说：“我们应该明白事实是不可以口舌争的，口号标语的运动是经不住事实的一试的。没有内容的空话，说了等于不说，甚至比不说还坏。自己本身还没有自主能力的国民，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领土不能保全的国家，不配讲世界和平，要有抵抗的实力摆在面前，才配说抵抗，要有外交的后盾搁在后面，才配说外交，否则，便一切都是空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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