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世瑛 回族 天津市人 天津近代民族教育家、书画家曹鸿年之次子，生于1911年4月10日（旧历辛亥年三月十二日）。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受家传影响，幼时曾涉猎古文诗词并启蒙于书画。七岁始先后在天津育德庵小学、火神庙小学、文昌宫小学就读。1925年在河北省立第一中学上学（今天津铃铛阁中学，当时是四年制完中）。1928年毕业的暑期经过考试录入天津《大公报》馆，于当年9月1日上班任练习生。当时年仅17岁，从此步入新闻界，前后历时31年。

这年报馆正是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续办之后的两周年，时值中兴、扩充实力、更新设备、励精图治，报馆招收人才，并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在编辑部每天工作至后半夜，因住家往返不便，住宿于报馆。首先接触的工作是编译电码和采访社会新闻，回到报馆写报道，认真学习有关环节的业务，逐步提高编辑能力。

由于勤奋好学和报馆经理的有意培养，他于1930年带职考入南开高中半工半读。次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出于爱国热情，他投入了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曾经给学生会接办的《南开双周》校刊画了一张封面：一个工人站在被铁链捆着的地球上，高举着大斧要砍断铁链。表达了爱国青年“还我河山”、砸烂旧制度的进步思想。这张封面在1932年初还曾被美共刊物《新群众》（New Masses）转载。1933年他因参加学校抗日爱国运动的领导工作，被校方通知退学。回到报馆，此情非但未受到报馆经理责备，胡政之经理反指责校方此举不是办教育的态度。此期间，他任《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的主编和《本市副刊》以及体育新闻、本市新闻的记者和编辑。是年，经报馆同人吴砚农（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委付书记、国家经委付主任等职）介绍，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将“左联”成员张香山等进步同志的作品在《小公园》上发表，把这些反映当时青年的爱国抗日要求和进步思想公开向社会宣传。

1933年日本疯狂侵略，又爆发了“天津事变”。报馆不能在原日租界（今和平路四面钟对面，后为天津二轻局皮革公司，现又为永真眼镜店占，后门曾为浴池）继续出版，便迁到原法租界电灯房后的一个工厂旧址上班（既今哈尔滨道西头后为市京剧二团处）。此前，他曾一度驻北平国闻社工作（接发稿），复于1934年初被召回天津，充实报馆力量，从事新版《本市副刊》的编辑。这时期该版包含：商业、工业、影剧、音乐和书刊、木刻的介绍等，涉及面广、灵活性强，因之借以发挥了副刊的积极作用，抵制落后意识形态。他和当时文化同盟负责人吴砚农设计出“征稿启事”，要求内容广泛，主要目的是：要求投寄有进步意义的作品。一时诸如：金肇野的木刻、苏联文艺界情况……等等稿件先后收录刊出。这个时期他从事编辑时间最长的当属《大公报》体育版，逢有大规模运动会时会更加繁忙，如第5、6、7届全运会，第11届奥运会都有他发表的激动和鼓舞人心的新闻和侧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天津，天津《大公报》维持了不久于8月5日停刊。25日他奉命报馆调遣远赴上海，筹办上海《大公报》。以后几年中，随着时局动荡和报馆几度变迁，先后任上海、香港、桂林、重庆各地版的记者、编辑。

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限于时局又停刊。于1938年初又到重庆，在《国民公报》工作八个月后，随即因《大公报》香港版出刊，由于报馆经理胡政之的重视，电召他飞港工作，从事《大公报》港版的日刊国际版和晚刊本港新闻版的编辑，这样持续了两年港地工作。

1940年《大公报》筹备桂林版，因报馆需要有了解军事的记者。拟送一名学员去受军事训练，讲明照发工资，毕业仍回报馆。他于1941年5月离开香港被报馆派遣到桂林，成为中央军校六分校的学员。穿了两年的草鞋、长了一身虱子。参加两年的军训，借以识别各类战机、战舰以及武器型号，了解军事知识。1943年毕业后报馆调他去抗日后方的陪都—重庆《大公报》，名称冠之为战地记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民联”轮为战后沿长江东下的第一船，由于新闻界有优先权，当局分给报馆15个舱位。重庆《大公报》先派出包括他在内的15名职员迅速北上，以争取尽早从事采访和筹办复刊工作。23日乘江轮抵达南京后，市上很乱，尚有日军把守，而北上的火车又不通，众人停滞不前。此间，他在街上遇到迂回来宁采访完国家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记者张鸿增，可巧张的手中有两张北飞的机票，于是，在27日他获得即返北平的难得机会。抵平次日，他即急速回到阔别八年的天津。此时，除中央社一名记者外，《大公报》馆只有他一人抵津。由于新闻工作的时限性，他到达天津后立即投入采访活动。10月6日和9日他先后参加了天津、北平两地的日军投降仪式采访与报导。

1945年12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复刊后，他任外勤课主任兼编辑本市新闻。在此期间，他曾为报馆找回遗失报纸立下汗马之劳。抗战期间，有一套《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建馆至1937年8月4日的整套天津版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他接受了报馆交给他寻找这套报纸的任务，经多方调查，这套报纸被国民党四个机关查封在原日租界后花园的“日本居留民团图书馆”内。他凭着记者的机敏，利用图书馆意外开封的机会，他以采访为由进入图书馆，终于在一个地窖里找到这套落满灰尘的报纸。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有一套完整的《大公报》档案版，其中就有他找回的跨度达三十五年的报纸。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大公报》一度更名为《进步日报》，至1953年又恢复原名。此期间他先后任摄影部主任、社长室秘书等职。

1956年随报社迁北京后，又任国际组、财经组专业编辑。

他从业报界以来，涉及全面新闻事业，并转战各地工作，使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被誉为天津新闻界十二大报人之一（近代天津名人丛书十二大报人专辑刊载）。天津日报也于1983年10月9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他早年参加“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经历。

1959年底国家缺少外语人才，因他有英、俄文的编辑基础，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校（后改为外国语学院）从事英语泛读教育。报馆工作31年之后调职任教，又历时23年的教育生涯。学院初期在北京海淀区，后又迁往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南省洛阳市。因之，他带动全家随工作的频繁调动，从天津到北京，又从北京迁张家口。除中途下放到024部队五七干校（湖北）等处外，最后落户洛阳市。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界是重灾区。在学员众多的学院里，曾以派性、揪斗充满校园。对知识分子则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等不实之词，他首当其冲。尤其是“造反”学员抓住档案材料肆意歪曲，割断历史，断章取义，扣以莫须有罪名。遭到批斗、打骂、抄家，强迫体力劳动，关进“牛棚”，倍受折磨。1969年秋他随学院先后到湖北襄樊县、钟祥县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粉碎“四人帮”后，学院复课。1972年他由五七干校调回学院（此时学院已迁洛阳），从事外语教研工作。1978年12月28日学院在大会上公开消除他在文革中被诬陷的种种子虚乌有罪名的影响，学院组织也多次登门道歉、慰问、征求意见。复于1979年6月28日，学院又以公函转至亲属的各单位，以消除一切影响。（注：他曾说过“无反可平“，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罪过，只能叫”落实政策“）。党组织迟于1988年10月始接纳他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姜锡盛、李松涛）

1981年经总参三部批准，他办理了离休，时年已71岁，定居在洛阳总参干休所。离休后，虽年逾古稀，但精力旺盛，身体健康。除参加组织政治学习和所里老干部运动会外，仍孜孜学习不倦。生活中，暇时开辟干休所空闲荒地，广泛种植多样蔬菜，培植一些花果。提水灌溉、勤耕不辍、秋后分成，将劳动所获果蔬分赠邻里、同事为快。由于思维敏捷，并有超强的记忆力，持续笔耕不断。时年92岁尚能背诵幼时所学古诗词几十首；对一些经历过的工作细节与人物记忆犹新。先后应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和平区政协文史委，天津日报社新闻研究资料室等众多部门特约写稿。与此同时,尚应对来自各方的征稿和解答历史上经历的有关问题(咨询)，一丝不苟地写作各类文章。曾于1982年罹患目疾，经多种治疗很难痊愈，且日趋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视力。尽管如此，仍难辞各界所请，其写作包括：回忆录、新闻史料和翻译稿件有数十篇问市。此后，又借助放大镜，以“估计手写”方式，撰写数千字篇幅的众多稿件，在中国老年月刊，天津史志刊、各类报刊上发表，受到人们的赞誉。

2003年春，因相濡以沫71载的夫人故去，痛失良伴。由是孤寂而益发沉默，虽说六个女儿轮流照看，终因身体和眼力等条件限制，不再写作。

2005年以来，前后患多发性脑梗、泌尿系感染及心律不齐等症，至2007年初病重，此后卧床不起。数年来由于精心护理，维持到2010年5月因患左肺积水，21日被送往洛阳解放军150医院高干科就治。经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终因并发心肾衰竭，于2010年7月12日（阴历六月初一日）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九周岁，按回民礼仪，葬于河南省洛阳市马坡岷山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