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培兰，山西左权人，生于1920年7月。1938年参加革命，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省公安厅副处长。调至冶金战线后，历任武钢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武钢经理助理、武汉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兼重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工委书记等职。1966年3月任渡口冶金指挥部(即后来的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指挥长、党委副书记。1968年6月任渡口冶金指挥部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3年任渡口冶金指挥部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66年初，一冶决定进川的施工队伍在工程完工后转战渡口，由白培兰负责全面工作。旋即赴渡口指挥矿山工程施工战役。

1966年5月，冶金部决定一冶一分为二，组建十九冶。在会商分家方案时，白培兰主动提出武汉的房产物资都可以考虑留给一冶，十九冶由于建设任务艰巨，希望能多挑一些能征善战的骨干。他这个姿态得到部工作组的支持。由于十九冶从武汉分得一大批领导骨干，分家及动员队伍进川均很顺利，进渡后很快形成一支三万余人的建筑安装队伍。

1966年秋，冶金指挥部党委书记胡山去成都养病，白培兰在家主持工作，他觉得指挥部战线长，人马多，团结很重要，乃对武汉过来的领导骨干交代说：“我们现在生产、施工和设计(甲、乙、丙)一把抓，头绪多，困难大，十九冶是其中的主力，工作搞好了多讲别人的好话，搞不好先打自己的板子。”自培兰对于虽有缺点然而有胆识的干部敢于放手让他们施展才能。有关部门在汇报中不免提及某些领导干部的某些作风问题。他说；“我也承认这些人的缺点，可他们有本事，打得开局面，要用人之长。”由于他唯才是用，在公司成立的当年，便将矿山战役和冶金厂“三通一住”战役打响，工程进展很快。

1968年，白培兰在组织“猛攻两矿(蓝家火山矿和尖包包矿)两厂(选矿厂和密地机修厂)”的同时将指挥重点移至弄弄坪，大抓场地平整和地下管网战役，为前三厂(炼铁、焦化和烧结厂)全面施工赢得时间，为1970年“七一”出铁争得了主动。

1969年初东钢(攀钢前身)成立，白培兰鉴于历来生产与基建分家总要扯皮，弄得不愉快，因而主张自己要有个高风格，不要叫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经研究决定：(一)凡四零公司合过来的技术力量和装备一律给东钢；(二)这几年冶金指挥部为生产积蓄的技术力量和物资装备一律随队划给东钢；(三)困难和问题留给冶金指挥部。1973年在与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分家时，除了将在矿山施工的人员和装备“一刀切”划归攀矿，并在为该公司配备机电安装和机械运输力量时亦做到忍痛割爱，使攀矿很快形成综合施工能力。

1970年年初，在贯彻中共中央(1969年)“12.25”批示时，大力解放干部。他说：“他们(指造反派)把干部分成胡(山)派白(培兰)派，这是胡扯。四零公司来的这批干部大多是从基建(武建)去生产单位(武钢)的，怎么到西昌不久就都成了胡山黑线上的人了?”于是，将“群专对象”和“五·七”干校的干部统统解放出来，分配工作。这对夺铁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攀钢一期工程施工高峰期间，内外协作配合极其复杂，加之极“左”思潮干扰，施工遇到困难很多，白培兰不是去抓具体施工，而是“牵牛鼻子”。凡大件运输，材料设备供不上影响综合进度时，他便披挂上阵。一次，他到电装公司检查高炉系统工程“卡壳”的问题，一位搞供应的干部向他诉苦，说材料弄不进来。他承认这是事实，我们很难左右运输和生产厂家。但他还是对这个干部精神状态提出批评，说：“你除了会叫困难还会什么?没有困难毛主席会叫你到这个山沟来！”在批评的同时，又给这位干部甩一支“红塔山”香烟。这位干部向他保证：“白主任，我这就去到处磕头，保证电装公司误不了综合进度。”

白培兰常用这类事例引导教育搞施工的干部。他认为在关键时刻扯皮拉筋，你指挥员不下刀子，光在那里“揉面”，会贻误战机。部里管基建的领导评价白培兰领导施工的作风是大刀阔斧，不留情面。

当时，代管单位有困难找到白培兰。白说，你们远离基地，困难比我们多，住房和生活供应有困难可以提出来，我给解决。你们职工子女下乡就业，和我们十九冶的一视同仁，我们决不搞“两本帐”，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对我们负责，也不要搞“两本帐”。他认为大兵团联合作战，在综合工期上一环套一环，决不能含糊。掌握全战线的指挥员不敢动用权威，光说好话，光给他“拜年”，不是好指挥员。

1973年在组织轨梁厂施工战役的同时，白培兰却将注意力放在收尾配套上。他在哈尔滨一○一工地和马鞍山车轮轮箍厂都曾抓过收尾交工，极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不得。他纠正当时“流不完金江水，收不完攀钢尾”的说法，认为你不百分之百交工，势必影响生产，这不叫一包到底，工完尾清。于是要求挨家挨户查漏项，定人定时，将收尾工程作为战役来打，使得“骨头”项目、“胡子”工程，干净利落地完工交付生产。

白培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冲击。运动初期，前面有书记胡山顶着，中期有军代表当一把手，日子还不是很难过。后来，书记和军代表都调走了，在极“左”思潮猛烈冲击下，远远应付不了风云变幻，在文革末期“转弯子”之后，犯了严重错误。1977年10月1日逝世，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