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古巴首都哈瓦那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迎来了从四面八方邀请来的宾客。哈瓦那市区到处悬挂着欢迎标语。

在这众多的宾客中，有许多是肤色有别、着装奇特的外国人。仔细分辨一下即可发现，他们既不是来自苏联或欧洲，也并非其他发达国家的代表，都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际上，这是继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又一次第三世界革命力量的大聚会。这次“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的宗旨就是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携手互助，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在卡斯特罗激昂的演说中，一个由亚、非、拉第三世界革命力量组成的联盟宣布在“三大洲会议”的旗帜下形成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次会议中，真正的主角却没有出场，他就是那位设想、构思和盼望这一联盟的摩洛哥反对党领导人迈赫迪·本·巴尔卡。原来，这位真正的主角在3个月以前惨遭不幸，在法国巴黎繁华闹市遭人绑架。自1965年10月29日以来，人们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本·巴尔卡是摩洛哥反对党领导人，第三世界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原是哈桑二世国王的家庭教师，因与哈桑政见不同而于50年代后期被驱逐出国。长期以来，本·巴尔卡在巴黎过着流亡生活，从事国际政治运动。这位倡导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结为联盟的政治理论家，不仅在摩洛哥有许多宿敌，他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注视的对象，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非常惧怕解放运动联盟在第三世界建立。在此情况下，本·巴尔卡成为许多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急于要除掉他。

1963年和1965年，本·巴尔卡两次被摩洛哥缺席判处死刑。1965年，摩洛哥情报机构领导人奥弗科尔将军找到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请求他给予帮助，为其除掉本·巴尔卡。鉴于摩洛哥与以色列的相互合作关系，这位摩萨德局长同意帮忙。

由于这项行动需要在巴黎进行，特别需要法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为此，阿米特与奥弗科尔秘密来到了法国。于是，由摩洛哥、以色列与法国三方情报机构共同组成的行动小组被确定下来，阿米特还确定了摩萨德特工在此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帮助摩洛哥情报机构诱捕本·巴尔卡。

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因此，他得以长期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对象。法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和第三世界革命派之间的联系。正当本·巴尔卡为筹备在哈瓦那即将召开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而频繁穿梭于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瑞士等国时，勒鲁瓦带领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便奉命摸清会议的筹备情况。这段时间，每当本·巴尔卡在巴黎停留或过境时，法国特工们就设法窃取他掌握的机密。

为了打开本·巴尔卡的手提箱，法国特工人员选择的行动地点是在奥利机场。奥利机场中途站站长安托万·洛佩斯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万事通，他交际广泛，与来来往往的外国重要人物都很熟悉，所以勒鲁瓦请求他予以协助。

于是，当本·巴尔卡一走下飞机时，洛佩斯脸上便堆满了笑意迎上前去，凭着他能说会道的本领把本·巴尔卡拉到机场“蓝天”酒家。正当他们边喝边聊时，法国特工人员迅速地把他的手提箱拿到了他们临时布置的工作间。打开手提箱后，他们用缩微法拍摄了一大堆文件。当这位摩洛哥反对党领袖和洛佩斯从楼上下来时，手提箱已在行李房等候它的主人。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进行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1965年10月29日，巴黎街头一幕最惨烈的悲剧开始上演了……

这天按照行动计划，先是由一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人员引诱本·巴尔卡从日内瓦匆匆赶往巴黎。因为按照事先的约定，本·巴尔卡今天要与一位电影工作者见面，这位电影工作者早就希望这位亚非拉革命运动领袖协助他拍摄一部反映世界革命运动的影片。本·巴尔卡这天精神特别好，因为拍这样一部电影也是他多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愿望。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却在不知不觉中上了摩萨德特工人员的圈套。

在巴黎最繁华的圣日耳曼广场，本·巴尔卡如约来到坐落在此的利普餐厅。当他还未跨进餐厅的大门时，早已等候在此的3名与摩洛哥人合作的法国安全官员“逮捕”了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当摩萨德特工人员发现有不少法国人和摩洛哥特工人员参加这一行动后，便主动退到了一边。

然而摩萨德却并不能袖手旁观。由于摩萨德驻巴黎分站站长事先已得到阿米特指示，不得怠慢了摩洛哥情报机构的头目，于是他便不敢拒绝奥弗科尔的邀请，从始至终一直陪同着。实际上这位摩萨德头目自己也不清楚此次行动的全部目的。

接下来，本·巴尔卡被带到了巴黎郊外一个乡间别墅，摩洛哥特工人员对其下了毒手。遭枪杀后的本·巴尔卡随后被秘密埋葬在这所别墅的花园里。阿米特和奥弗科尔此时都坚信这一秘密已和尸体一起，被埋葬在地下而永不为人所知了。但事情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这次行动搞得漏洞百出，本·巴尔卡遭绑架被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世界舆论哗然。

消息也传到了法国朝野。戴高乐总统很快就得知了这一秘密，并下令调查本·巴尔卡是如何在巴黎的闹市区失踪的。这一调查不仅发现了以色列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发现了驻法国的摩萨德特工与此事件的牵连。戴高乐命令将摩萨德在欧洲的指挥部搬出巴黎，同时下令停止两国间的一切情报合作。

在调查中更让戴高乐恼火的是，他还发现了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与此事件的牵连。因此，法国情报机构也由此遭到了世界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本来就怀疑其情报机构密谋推翻他的戴高乐为此大开杀戒，他立即下令整顿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第七处，严惩肇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被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勒鲁瓦所受的指控不是他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因为他当时正在准备法兰克福计划，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在案发前，他掌握了关于这起绑架案的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他解释说他曾用书面报告向他的上司反映过两次，但有关当局竟未引起丝毫反应。司法机关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 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

无论如何，在巴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道上发生的这起绑架案，在法国情报史上都是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至今，此次事件仍给法国情报界巨头及政界高层人士留下痛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