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简介

喜福会是四个异国女性定期聚会、打牌的活动，慢慢就成了彼此倾诉心声的场所，她们都已经定居大洋彼岸多年，伴着时光的流逝，皱纹和白发已经慢慢涌现。她们在渐渐老去，老到无力再抗争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心里却依然记挂着曾经纠结的往事，她们希望自己的故事在后一代的身上传承下去，那些故事源自那个古老的国度，那是她们的故土，也是她们心灵栖息的地方。

我喜欢这部电影，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细腻，更在乎的是其中绵延而出的史诗感，它不是那种荡气回肠的快意，而是弥漫于心底久久不散的一种共鸣。这是一个东方人的故事，手法却是西化，即使拍到中国望族的府第，也没有那种曲径通幽的纵深，而几近是一种平面化的书写，片中的几位女性，或出身高贵，或出身低微，心中的角落里总藏着一段故事。编导用不断的倒叙、插叙的手法回眸时光，并逐一揭开谜底，抖落出时间的灰烬，这是一段女性挣扎叛逆的历史，也是一首写给女人的抒情长诗。

谭恩美的这个故事有明显的经线和纬线，经线是地域、国别、语言、文化，纬线是时间、年轮、代沟、记忆。这些经纬线纵横交错，编织出的一个东方色彩、西方气质的画卷，围绕不同文化的理解总是有些“割裂”的，《喜福会》也更像是一个给西方人观看的“东方电影”，如同李安的《推手》或者《喜宴》，让人觉察到文化碰撞的那点点星火。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文化上的割裂更有力，所以片中的四个新生代女人比她们的母亲更加独立、更加叛逆，她们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处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到头来暮然回首却发现自己仍然是弱者。

女人是这个社会的第二性，不管是旧社会的妇女，还是新时代的女性，都逃不掉一种附属品的地位。民国时代的她们受尽了屈辱，或卖身为奴，或嫁做小妾，或摊上一个风流成性的老公，过的都是凄惨的生活，导演用大量的俯、仰镜头来表示这种地位上的差别，摄影机下的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俯视的角度，那是她们的脆弱、无奈和疯狂；处于仰视镜头下的，依稀是那些男人，那些代表正统的家族长辈，那些象征权威的祖宗灵牌。到了现代的时空，女性解放自我，社会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法则，女人和男人收入差距太大，AA制就显得太过牵强和难熬，还有女人有幸嫁入豪门，等待她的仍然是被抛弃的命运。

摄影机把这些纠结的女性推到了台前，男人则悄无声息的躲到了背后，四个母亲、四个女儿的背后，是父亲角色的集体缺席。母亲在这里象征了母体文化，她孕育后代，又渴望一种眼神；母亲也是最能体现文化传承的一类人，她们经历过青年时代的叛逆，生儿育女之后又复归于传统。她们渴望女儿们不再承受自己曾走过不幸，寄予她们无限的希望，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给她们规划前程；女儿们生在自由的国度，追求自由不想被控制，也常常觉得母亲的想法荒谬又可笑，于是这种各执己见的偏执形成了无形的代沟，它是文化上的沟壑，又是情感上的隔膜。片中母亲强制自己女儿所做的事情，不管弹钢琴、下国际象棋、与男人经济独立，都已经是一种西方化的事物和行为方式了，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反差，也是一种迫切需要改变的情感导致的偏差。

在慢慢的回溯中我们会发现，女性在一种自我抗争中解放了肉体上的捆绑，却同时戴上了精神的枷锁，或者是烙印。女人自有其偏执的一面，喜欢夸耀，也很好强，却没想过怎么去为自己而生活，她们以聪明才智对待别人，以伤口和疼痛对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困囿于自我世界里的可怜人，于是她们开始一致的寻求改变，寻找相互的共融。《喜福会》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她们的经历放大，母女之间的冲突也被摆在了主要地位，它富于戏剧化，伴随多场情感冲突，浮显出非同一般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移民电影大多以一种和谐收场，《喜宴》是这样，《喜福会》也一样，影片以四对母女的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是一种东西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也是一种隔代情感上的理解与尊重。

导演王颖（他的妻子是缪贤人）是香港移民，很适合执导这类横贯东西的移民题材，影片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却被处理的丝毫不乱、不温不火。摄影机大多保持在静位，其构图工整，伴随大量的慢摇凸显出传统的东方神韵，也流露出部分的西洋版画风格。遗憾的是影片剧情上总有些虚假，部分情节不可信，表演上也透射出浓重的舞台化痕迹，成为影片之中的一处瑕疵。本片由奥利弗·斯通监制，收罗了温明娜、周采芹、卢燕、邬君梅、俞飞鸿等众多明星，连第四代导演吴天明也有幸客串了一把，足见影片整体的强大。《喜福会》入围了1993年奥斯卡奖的评选，在市场上也掀起了一阵“催泪”狂潮，成为当年的卖座佳片，也帮助王颖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说起来《喜福会》这样的女性故事本来就是无比动人，更何况还有那蕾切尔·波特曼气势恢宏的配乐感染着心绪，影片的结尾里，三个未曾相见的姐妹抱在一起哭泣，我明知道那很假，泪水仍然悄无声息的润湿了眼眶，文/灰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