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清（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中文名）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还是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我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作了详尽的回顾：（以下引自《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我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滨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6月）

1950年我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主要是读书，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看到一个人，像汉族人，但又有些异样，我低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老师回答：“东干人。”原来他们是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国甘肃、陕西回族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19世纪70年代迁居到这里的，甘肃来的说甘肃话，陕西来的说陕西话。我马上产生一个念头：我可以利用暑假去学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有的老师劝我不要去，说甘肃话可能影响我将来学北京话，但我还是去了。

我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我很快意识到一定要与农民一起劳动才能学会他们的话。农庄主席派我到建筑队，给泥水匠当帮手。人们对我非常好。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各种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卖面、孟姜女哭长城、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由此，我对中国民间文学发生了兴趣。我把他们告诉我的传说、故事和民歌记录下来，因为写汉字有困难，所以我用俄文字母记录语音。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我开始在图书馆找材料，但所获不多。1953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作记录既用拼音，又用汉字。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我用上了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的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56年在《苏联东方学》发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既参考中国出版的书籍，也用了我自己搜集的材料。1958年我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我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在此之前，除了广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传说》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我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当然，现在已有许多关于韩信的传说的记录，如《韩信活埋母》、《三折寿》、《杀霸王》等等。1977年，我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每一篇故事传说写了详细的附言，拿其中的故事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作比较研究。如我用我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及薛仁贵戏作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派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从1955年起，在民间文学研究组担任初级研究员，开始写一本书，题为《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即孟姜女故事研究)。在这本书中，我主要提出两个问题：1．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2．一个故事情节在各种体裁中的不同表述。第一个问题用俄罗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无法解决，因为没有像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我把敦煌孟姜女变文的情节与现代流行的民间孟姜女故事加以比较，发现该故事至少存活了一千多年。

第二个问题也很值得研究，因为中国汉族民间文学有一个特点：同一个情节在各种体裁中反复出现，如孟姜女故事，有民歌，有鼓词，有弹词，有宝卷，还有地方戏等等，可以研究这个题材在各种体裁中情节如何变化，如在传说中孟姜女到长城的行程叙说得很简略，而在戏曲里则很详细，因为在戏曲里，可以用各种唱腔表达人物的感情。后来我了解到，庙里常演孟姜女戏，因为她走路与死人去阴间相似。这本书1961年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苏联三家杂志和意大利、捷克、以色列刊物都发表了书评。1984年，马昌仪在《孟姜女故事论文集》里发表了本书的概述。1988年，由她编选的我的论文集《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又发表了她撰写的本书的译述。1961年，我以这本书作我的副博士论文，在东方研究所通过了答辩。

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马上开始写第二本专著《历史演义与中国民间传统——口头与书面的〈三国〉》。我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少人研究过，但一般只研究一个方面：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我发现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可以看到小说家怎么用民间文学材料写书本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又下到民间。我以《三国演义》为例。我的书标题用了“民间传统”这个概念，比民间文学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它既包括中国各种曲艺，如说书、鼓词、弹词等民间艺人的口头作品，也包括俗文学作品，如唐代变文、宋元平话、明清时期的各种民间刊本，甚至还包括民间艺术，如地方戏、年画等等。我本想研究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民间作品，但这类作品数量太多，一个人一生也研究不完，所以我研究书面的俗文学作品，如《三国志平话》及现代流行的传统说书，包括北京的评书、扬州评话、苏州评弹及一些民间传说。1970年，这部专著在莫斯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前，人们搜集发表的三国人物传说只有几篇(就我所知不过五六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大发展，编印了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各地搜集的三国人物传说超过了500篇，所以1997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我也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写了不少新文章。

该书研究《三国志平话》特别仔细。我以为对叙事文学作品作系统研究可分三个主要层次：一是作家的思想(这与形式主义完全无关)；二是人物描写，分外貌描写、情感描写、动作描写、思想活动描写及人物对白等；三是作品的叙事问题(如艺术时间、评话的影响)和情节结构、行为形式以及叙事中其他文献的引用穿插等等。

因为我研究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所以提出另一个新的问题：三国题材作品(《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三国戏曲、三国传说)中叙事诗的母题问题。20世纪70年代口传的记录还不多，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我重写了一篇长文，题为《三国故事与民间叙事诗》，这次列入了这本论文集。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国也有人继续我的小说母题研究，辽宁大学王立先生2001年出版了《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一书。该书出版以后，苏联《亚非人民》杂志发表了书评。1973年，在美国Chinoperl(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上，一位加拿大教授用两个小时详细介绍了这本书，1974年《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论集》又发表了书评。20世纪90年代，这部书译为中文，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我对全书进行了补充、改写，并作了注释，书名也改成《〈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参与这一工作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长友在这一书出版之前就在《学海》杂志1996年第5期发表了长文《世界第一部三国题材文学史》，对本书的研究特点作了深入分析。1997年，美国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Reviews发表了丹麦易德波教授的书评。天津《曲艺讲坛》第5期发表了倪钟之教授写的长文，详细探讨了该书的三国平话研究，特别讲到评话艺人的书词与《三国演义》原书的不同及我所用的“枢纽”和“间隙”两个全新的概念。

这部专著也是我的博士论文。1970年12月在列宁格勒大学答辩时，一位教授认为我研究《三国志平话》人物外貌的一段特别有趣。于是，在该书出版以后，我就想对中国文学的人物外貌描写展开专题研究，所里批准了我的计划。我又花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题为《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年在莫斯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从神话人物(伏羲、女娲、神农、大禹等)开始，再研究七种宋元平话，直到《三国演义》和明代的神话小说结束。本书的主要论题是探讨人物外貌描写的演变从动物形态、半人半兽形态到完全的人身外貌，研究小说人物怎么保存了古代人物的一些外貌特征。该书出版以后，国内4种刊物发表了书评，德国和斯洛伐克也发表了那里的汉学家写的评论，中国上海陆海明也撰文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予以介绍。后来，美国J．Kelly把这本书译成了英文，可惜至今未能出版。1988年，中国社科院马昌仪研究员编选拙著《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时，把这本书的第一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肖像描写》列入该书。陆海明则将该书的《〈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原则》一段译为中文在《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发表。

此后我还是继续研究与《三国演义》有关的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历史演义中的文体问题》，专门谈章回小说与民间文学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固定的词组与套语。《三国演义》中的四字套语有的是从平话借用的，有的有雅文学来源，总的说来，《三国演义》中的书面文学的原则或成分往往压倒了口头民间说话的文体风格，并从而破坏或违犯了传统的史诗之类文体风格的规范。可以说，《三国演义》居于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位置。

第二篇文章是《中世纪中国历史演义形象结构中的类比原则》。这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根据我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其光辉的典范作品)来说，类比思维有着极其重要的艺术意义，造成许多形象结构的特征，同时对读者接受作品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的中译文都列入了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汉文古小说论衡》。最近，我翻译了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并且写了分析毛宗岗小说理论的文章(待发表)。

因为我一直提倡研究《三国演义》与民间传统(民间文化)的关系，所以我写了两篇有关诸葛亮传说的文章，研究汉族及少数民族诸葛亮传说的特征。

民间文化也包括民间信仰，所以我特别注意关公形象与关帝信仰。这个研究也列入了这本文集。

当然，除了《三国演义》以外，我还研究其它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别人较少研究的问题，如以《有夏传》、《开辟演义》、《二十四史演义》为例，研究明清小说家怎么利用古代神话的问题，研究《西游记》与各族民间传说的关系。

1971年，一位蒙古来的学者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记录到一些蒙古民间艺人讲唱的中国故事，因为那里没有中国文学专家，问我可否帮助蒙古学者弄明白这是些什么故事，这些故事在蒙文中被称为bengseng uliger(本子乌力格尔)。1972年，我与朋友、蒙古民间文学专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员一起去乌兰巴托。因为我不懂蒙语，有人把他们录音的《唐代第十二个故事》逐句口译给我听。后来我查了许多书，也问了中国曲艺专家，但是至今查不到这个唐穆宗时的罗蒙故事来源。1974年、1976年、1978年，我又去蒙古访问几个讲本子乌力格尔的民间艺人，其中一个是“文革”中从内蒙来的很有天才的民间艺人Nomynhurd老人，我问他如果天天讲不重复，能讲多长时间，他想了一会儿，说：“一年两个月。”我怀疑他的故事真的有那么长，请他讲一个最短的试试。他开始讲《九义十八侠》(《西谛书目》著录，见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小说类第78页)，我们录音，讲到第六天，我问是否快完了，他回答说：“还没有到三分之一。”后来我搜集了不少材料，也写了许多文章，专门研究这些故事，特别注意那些汉族民间文学可能已经失传的故事，如汉族有众所周知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蒙古艺人还讲薛丁山的儿子薛海征西的故事。我问了几个中国民间文学专家，他们都未听说过有这个故事，但我在喀山大学地理系民族博物馆发现一幅清代杨柳青年画，上栏《大战莫(棋?)盘山》上就有薛海的名字，下栏《雁门关大战》也有薛海、程赛花、曹龙、秦豹等几个人物，这证明薛海故事从前汉族中也有过。此外还有其他故事，如《韩天明(音译)征西》等。当然，我也研究了蒙古民间艺人怎么讲唱中国有名的传统小说，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等等，写了几篇文章，如《东蒙古民间艺人描写女英雄——以穆桂英为例》(德文)。因为蒙古民间艺人说书大部分根据蒙文译的中国小说(有的从满文译，有的从汉文译)，我就与蒙古朋友一起对这些译本作了调查，一共发现七十来种，都是蒙文旧手抄本。后来我也写了文章介绍这个问题(参见《文献》1982年第4辑及《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北京1989年版)

1992年，我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我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到台湾之前，我对那里的原住民了解很少，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后来我从调查布农族开始，发现布农族民间文学非常原始，比台湾其他原住民还原始。布农族没有什么神，直到日据时期部落也无头目，他们不但跟其他台湾原住民一样没有笑话、谜语，甚至连谚语也没有，民间故事也很少，有时可以看到由神话演变出来的民间故事［2］。他们的神话故事情节简单。我一共搜集了150个神话故事，预备与台湾大学郑恒雄教授合作出版。后来我又调查了原住民部落，写了一些文章。1998年，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一本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这本书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注意。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简体字版)，书名《神话与鬼话》。在这本书中，我把台湾原住民神话和民间故事与中国大陆各族及菲律宾、大洋洲民族神话作比较。有些神话从黑龙江两岸少数民族到台湾许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阳神话，虽然后羿射日神话记载很早，但作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后羿神话不是原始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较发达阶段形成的。

1963年初，我到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学、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孟列夫说他发现了新的变文，还有其他友人说发现了别的文献。我很羡慕他们。夜间睡下，我就想，我是否也试著作一点调查，也许能发现什么孤本。我拿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比较，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和日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古典小说版本。第二天到东方研究所，马上发现了1832年一位留学生库尔良采夫从中国带回的《石头记》八十回抄本。1986年，这部书由中华书局影印，称为“列藏本”，许多学者对这一版本作了研究。从60年代起，我每到一处，一定要调查那里收藏的汉籍，已经调查过俄、英、德、荷兰、丹麦、捷克、奥地利、瑞典、挪威、越南、波兰11个国家所藏的中国小说、俗文学、戏曲版本。在去美国、日本时，也调查了那里一些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及京都所藏梆子戏本子。日本所藏的中国通俗小说在大冢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都有记载，所以我未调查。

四十年来我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只整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丹麦和奥地利发现的明代戏曲(安徽滚调)。这本书是我与复旦大学李平教授合作编成的，题为《海外孤本晚明戏曲选集三种》。此外我还在台湾刊物发表了4篇目录，记载俄、德、英三国及台湾所藏的广东木鱼书(参见笔者著作目录)。最近我又在整理梆子戏罕见版本目录，着重记录俄、日、英三国及台湾的藏本，其中许多版本和戏词在中国没有保存下来，或者只有1949年之后的口述录本，记录的大部分是清末木刻本。现在，我正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长友研究员合作，把我多年来搜集的材料全面加以整理，编一部《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包括小说、弹词、鼓词、宝卷、大鼓、戏曲等等)，希望一些新发现的孤本小说、戏曲能引起有关出版单位的重视，得以影印行世。

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从1906年起就开始搜集、研究中国年画，我接过他的事业，也搜集、研究中国年画。1965年我参加编我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中国民间版画论集》，我自己也开始搜集关于中国年画的材料。80年代，我建议与著名年画专家王树村教授合作把苏联所藏年画孤本编为一本画册出版，马上得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意。我国出版委员会与列宁格勒阿芙乐尔(晨星)出版社联系好了，又邀请了王树村教授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刘玉山到苏联访问。我们三人看了列宁格勒与莫斯科所藏的五千多幅旧年画，挑选出其中两百多幅罕见的精美作品，编为《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于199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俄文两种版本。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序言，介绍了俄国人对中国年画的兴趣，俄国画家怎么利用一些中国年画的题材。此后，我继续搜集有关年画的材料，调查了日本、德国、英国、捷克、瑞典、波兰的年画收藏。同时，我也在我国的旧书店及古董商店购买年画。现在，我已搜集了百余幅清末民初年画(除几幅之外，都是杨柳青印制的)。1999年，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文物》9卷第11、12期发表了我的《三国故事年画图录》，共著录了424幅三国故事年画(后来我又发现了许多幅，估计总数约有500幅，比其他小说题材的年画多得多)。因为年画与章回小说有密切关系，所以我正在写一个专题《中国小说与民间艺术(以年画为例)》。

我一辈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但“文革”时期，我没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直到1981年，我才得以再次去中国。我成为“文革”以后中国同意接待的第一个苏联人，接待我的是对外友协。到了北京，我马上去王府井大街书店买了一批新小说。在回国的火车上，我选编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回国后又选编了《冯骥才中篇小说选》，我为这两本书写了介绍性的序言。1986年，我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文中，我提出了其他人没有谈到的传统文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问题。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不曾有余力涉足当代文学研究。

那一次中国之行，我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介绍了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就此题目约我写一篇文章，但因材料太多，我写成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结果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书名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由田大畏译)。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了这本书。2000年，我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这可以说是我对尊敬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一个有意义的纪念。这些著作也构成了我研究的一翼——俄苏汉学研究。

1992年，我应邀去台湾参加欧洲汉学史研讨会。为了撰写会议论文，我再次调查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叶俄国发表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发现了不少从前没有人注意的翻译作品，特别有趣的是1835年彼得堡出版的一本由《西厢记》改成的小说(请参看本书选的文章《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国》)。我认为调查中国小说版本也要注意早期的各种译本，如我调查蒙文译本时就发现了一种题为《钟国母》的抄本。钟国母就是钟无艳，齐宣王之妻。乌兰巴托藏的一种手抄本有一短跋，说这部小说清初从中文译成满文，后来又从满文译成蒙文。实际上，内蒙古、蒙古国和俄国还藏有这部书的几个抄本，蒙古民间艺人还能演唱它，但中文和满文的本子都失传了，只有广东木鱼书有《钟国母》(见日本稻叶明子、金文京、渡边浩司合编的《木鱼书目录》，东京，好文出版社1995年版，页344—349)。是清初满人翻译了广东的木鱼书，还是先有小说，后来又改编为木鱼书?一般说来，都是由小说改编为木鱼书，而广东木鱼书《钟国母》只有清末刻本，不知什么时候编的，很可能较晚，蒙文译本的底本很可能是清初以前的一部现已失传的小说。俄国出版的小说体《西厢记》译本也不知中文原著为何物。专家们都未见过此类书。如果把这样一些早期的小说译本与现存的版本作一番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情况。

我一直在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60年代起，我所开始编写《世界文学史》(共出版了8本)，现在中国正在翻译，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写世界文学史与西方的写法不同，我们把世界分成几个文化区、如西欧文化区、东欧文化区、远东文化区、印度及东南亚文化区等等。除了写各个文化区内各民族的文学外，每个文化区还有导言，综论该文化区的文学全貌，探讨其发展规律。如我执笔写了第四册关于17世纪远东文学的一章的导言，专门谈了这个时期远东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及该文化区内的文学关系。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70岁了，研究中国文化一晃也已五十年。我的研究范围较宽，但与浩瀚的中国文化相比，还只是个边角。我只研究了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小说以及其他俗文学与年画，从来没有研究过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古典诗词和散文，现当代文学也只是略有涉猎而已。我的旨趣在于用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通俗小说、戏曲和俗文学。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早就提倡对中国文学作综合性的研究，所以我研究小说也注意相关的民间传说，注意说书，注意年画，研究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注意中国少数民族流行的有关作品。如研究《西游记》与民间传说，就考察了达斡尔、索伦、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传说。

作民间文学研究我常运用民间文学比较法，因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解释很多传说、故事的情节特点。如研究回族民间故事情节时，我把每个故事的表述文字分成若干小段(这种小段并不完全等同于母题)，把每个小段与其他民族(不只限于中国各族，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西伯利亚及中亚和欧洲各族)同类型的民间故事作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此一故事的民族特色，也显现出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共同的情节或母题。当然，也要注意外国来的故事情节。早在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就研究了印度故事如何传到西方，但未注意到这些故事也传到了中国、朝鲜、日本，所以70年代我写了一篇长文，专门谈印度故事在远东流传的情况。现在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也收入了本书。

阿列克谢耶夫曾经说过：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常常注意其他文学的类似现象。这与中国现时流行的比较文学不完全相同，我不是拿一个中国作品与另一部外国作品比较，而是探讨文学发展每个阶段类型的发展规律。本书列入了我70年代写的一篇长文，专门谈东方、西方中世纪文学类型的问题。

总起来，我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1．中国各族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评话)；2．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3．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学版本目录；4．中国年画。但我注意的中心始终在民间文学，所以，在研究小说或俗文学作品时，我特别注意它们与其他民间文学的关系，注意引进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

五十年来，我得到许多中国学者和朋友的热情帮助。60年代开始调查小说版本时，我常给赵景深教授写信请教，他总是很快就回信解答。俗文学的问题请教山东大学的关德栋教授，说书问题常与陈汝衡教授联系，宝卷研究则得到过李世瑜教授的帮助。90年代开始，我从事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常与云南大学傅光宇教授通信，得到他很大帮助。许多中国朋友曾经帮助我搜集资料，寄书，给我回答各种问题，如陈毓罴、刘魁立、连树声、马昌仪、马青等，难以枚举。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写出我的这些著作。所以，在这里，我要向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中国朋友致谢。

90年代前我只用我的母语俄语写作，所以那时在中国发表的拙著都是译作，不少学者为翻译我的著作付出过辛劳，译得最多的是田大畏先生。趁此机会，我也向他们致谢。

90年代起，我开始用我的半通不通的中文写作，我要请读者原谅我的汉语水平，同时也感谢帮助我修改文章的中国学者和编辑同志。

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早就告诉我，要为我编一本论著选集在中国出版。现在，经过李明滨教授的努力，又承中华书局鼎力相助，我终于在古稀之年看到自己的代表作能够和我心爱的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也对李明滨教授和中华书局表示深深的敬意。